东莞制造2025 中国制造(之二)——东莞篇1



安稳的日子久了,总会出现问题。

中国长期成为世界的加工厂,而东莞则又成了其中的典型。一方面,东莞被很多人认为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包括许多外国商人和游客也赞不绝口;另一方面,东莞又成了污染严重、制造低端产品的源头之一,备受指责。

但东莞受人指责的并不只是这些,最“严重”而且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难题是代工式的制造生产模式,俗话说得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东莞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各种资源和能源为代价,最终收获的却是极小的回报,处于产业价值链中最低端的位置,长期在这样的位置上,对东莞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东莞在整个制造业中的地位被弱化,城市品牌逐渐减弱,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国际竞争力下滑,人才吸引力方面逐渐失去优势……

“在东莞一万元月薪很难招一个博士,而在苏州月薪六千可以招到大把的博士”,一位将企业从东莞迁移到苏州的台资企业老板如此抱怨。随着长三角地区的崛起,当地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自然环境都优越于珠三角,那里也正吸引着大批企业家的目光,而且一些珠三角的企业家们正产生了迁移的打算,这样一来,珠三角丧失了原有的优势,尤其是以东莞为代表的“三来一补”型企业已经成为当地经济支柱的城市来说,这种“危险”系数更大,一旦东莞的的各种资源优势均落后于长三角或者其他区域,则很有可能这些加工型企业向那些onmouseover=displayAd(4);onmouseout=hideAd(); onclick=linkClick(4);>人力资源丰富、各项成本相对低廉的地区转移。这一点毫无疑问,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当然,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因素,随着以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成本逐年上升,一些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企业苦不堪言:由于缺乏科技含量,大多只是以简单的加工型生产为主,大多企业在产业链上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它们没有话语权,甚至只是运行的工具而已。这样一来,企业的利润本来就不高,再遭遇各项成本的急剧上升,企业的生存压力可想而知。

造成这种局面,其根本原因在哪里?或许温水煮青蛙的例子可以解释。

“温水煮青蛙”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将一只青蛙扔到沸水里,它很可能一下子就跳出来了,但将它扔进冰水里,慢慢地加热,青蛙在享受冰水变温再变烫的过程中,安逸自得,不知不觉中慢慢可能就被煮死了。

对于东莞企业来说,大多数更属于后者,至少目前的情形很相似。

由于东莞企业所生产的大多产品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虽然不乏有以世界五百强为代表的企业,但那些品牌只属于它的母公司,在东莞的分公司也只不过是进行组装生产而已,它们根本不可能将高科技的研发技术和队伍放到东莞来,这样一来,东莞所能具备的所谓的“优势”只是丰富的劳动力。但以目前的形势来看,劳动力已经不能成为东莞的优势了——东莞的劳动力正在慢慢流失,这些数百万的普工们在东莞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后,有的选择到各项条件更优厚的长三角城市群工作,有的则在自己的家乡做些小生意,或者选择一些其他适合自己发展的职业,因为他们明白,低廉的待遇已经不值得一年又一年地在这里消耗自己的青春年华。

有一种说法,东莞纯粹是一座由劳动力组成起来的城市,没有了充足的劳动力,东莞将会是一座空城,这种判断是基于东莞加工制造业所需大量劳动力的事实之上的,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流动的并且不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元素一旦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对产业的打击可能是致命的,尤其是东莞这样一座特殊的城市,更是其中典型的“受害者”,正在感受这种巨大压力,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发展规律中,它们如同温水中的青蛙:想继续在里面“温存”,灼热的温度已经快要达到无法生存的地步;而想跳出去,无奈已经被有点发烫的温水泡得浑身乏力,跳不出这个被围困的高度,尽管在外人看来它并不高。

事实上,东莞很多企业家往往是站在东莞看市场,或者说是以东莞的角度来把握市场。在新一轮的转型过程中,并不是他们不想实现企业升级换代式的转变,而是根本无瑕考虑这些方面的问题。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东莞人性格比较务实,他们信奉落袋为安:只要我今天能有这么多的收获,就是今天的福气,明天是什么样子先不用管,因此更注重眼前的利益和得失。而企业的运作和转型则是一项战略和策略相结合的工程,并不是靠一时的兴趣就能完成得了的,而到企业非得要转型的时候,他们依旧用原有的策略来指导新的战略方向,如此一来,自然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企业是否能平安度过非常时期也就可想而知了。

另一方面,广东长期以来是“外化之地”,它与香港的距离较之与内地的距离近得多,而香港长期以来是英国的殖民地,一百多年来实行的是欧化了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改革开放以后,珠三角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探索主要得益于香港的“传经送宝”,带上了深深的“香港烙印”,另外一方面,作为中央改革开放的试点省份,广东依然遵循着中央政府的主体思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广东既有西方各种因素的影响,要受到中国国情的感染,至此,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广东既不能像香港一样完全相对自由,又无法像中国其他省份那样安心研究政策,或者说,市场经济最早在广东生根发芽,已经形成了最强势的气候,但是它并没有在正常合理的范围内被发扬光大。因此,广东大多企业家对于中国国情的判断能力远远低于内地,尤其是相对于嗅觉灵敏、敢说敢做的江浙人,广东人更显得“拙于思”。这一点,直接造成了广东后期发展的乏力。

在这方面,东莞又是广东的一个典型,某些因素的缺失,让东莞的发展和改革之路走得异常沉重,在今天这个转折点上,更具有无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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