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到现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尤其是随着财富的增加，富人群体已经形成了，但是，地区差异和贫富差异也在扩大，不和谐成为普遍现象。到底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缺少什么？我感觉现在缺少的是信仰。伴随着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国人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观的提升速度远落后于财富数据的变动速度。官商勾结，政府官员利用权力寻租，民营企业制造假冒伪劣赚黑心钱，黑砖窑残酷压榨工人等现象层出不穷，企业家和社会新富阶层的人赚了钱后出现精神空虚和信仰迷茫也是不争的事实。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在人们心中播下信仰的种子。我们经过探索，初步找到了一种信仰—资本精神。资本不是意识形态上所说的用来剥削劳动者的物质基础，我们需要发掘资本发展的内在动机。资本意味着发展，金钱和生产资料可以是资本，也可能不是资本，只有用来进行再生产，创造出新的财富才是资本。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与之相对应的是儒家文化体系。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过唐宋发展形成了系统的学术和思想观念，君王是天地万物的核心，整个社会都围绕它运行。这种高度向心的结构具有形成大一统的特性，能够把周围的游荡分子吸引进入自己的系统，对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有积极意义。儒家文化促进了社会进步，也凝固了社会的继续发展。它缺少发展的动力，缺少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元素。资本的本质是发展，商业天性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和儒家社会总体的封闭保守倾向相冲突。因此，随着儒家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商人的地位每况愈下。资本在追逐利润的天性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和谐的内涵。资本是野性的，它具有欲望的特征，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它就成为恶。资本精神正是资本背后发挥积极作用的因素，它会对资本进行道德约束。
市场竞争是企业的竞争，而企业的竞争又取决于企业家的竞争。企业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企业家竞争有重要的影响，而企业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和发展又和资本精神发育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资本精神，就会有什么样的企业家，而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就会有什么样的企业和市场乃至社会。aihuau.com现在商人们都愿意被称为企业家。企业家除了能力之外，还要有什么呢？我认为还要有使命感、责任感和良心。使命是出自对于远大理想的一种自觉的承担，它与信念密不可分。如果一个人没有信念，没有理想，那就不会有使命。它是一种主观感受，引导你应该做什么。责任是使命的一种实践，它是人们把使命付诸于行动的职责和任务。良心是人们实现使命，承担责任的出发点。三者不可分割，只有使命感的企业家是空想，只有责任感的企业家注定是短命的，只有良心的企业家，会走向平庸。从历史上考察近代以前中国工商业者的使命观，有三种情况。一是没有使命感，经商就是单纯想发财；二是有使命感，但是出现偏差，比如徽商，他们在经商过程中想的还是治国平天下，发家致富后把钱从流动领域中退出来买田修宅，培育后代读书做官；三是有正确的使命感，但是因为客观条件限制，使命感付诸流水。清末出现了一些有实业救国使命的企业家，但是面对洋商的冲击，清政府的袖手旁观，最终实业失败。现在，中国又到了特定时期，近几十年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是自主创新能力很差。这个时代需要自主创新的大品牌、大企业和大企业家的出现。没有世界级的企业和企业家，民族大复兴不可能。因此，这个时期的企业家应该承担起这样的使命。企业家的责任首先是追求企业的发展，培育出世界级的大企业。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也需要大量的企业和企业家积累物质财富。企业家的能力是一种稀缺资源，是民族振兴所必不可少的要素。企业家的责任还包括社会责任，没有内在精神追求的企业家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家。我接受这样的观点—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为神圣目标捐钱。神圣的目标是我们在取得一定成就后继续发展事业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