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羿先生的《中国式管理批判》系列文章又发表了十篇,在这些篇幅里,张先生对中国顶尖级的几个企业进行了文化和模式梳理,比较详尽的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框架和其局限性。回顾张先生二十七篇批判檄文,我们可以分列出张先生批判的脉络:
一、批判焦点:除沩波罗列的几点外,我认为主要有:
1、非理性——以民族情绪代替理性;
2、中国文化(哲学)第一——厚此薄彼的文化优劣观;
3、以中国模式取代西方模式的痴妄;
4、夸大文化整合的难度;
5、错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二、几个观点:
1、东西方文化的核心相通;
2、混沌文化是现代化企业管理的基点;
3、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是尧舜禹时期的先贤文化,儒家文化只是对先贤文化的记述,并有所背离;
4、儒家文化的人本主义是等级条件下的不彻底的人本主义,是有明显缺陷和局限的;
三、结论:
1、现代化企业不可能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上,混沌文化应该是现代化企业文化基础;
2、基督教信仰是构建现代企业管理价值的最佳途径,是弥合文化差异的唯一有效方法。
四、展望
通过对话基督教,可以:
1、建立“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2、建立企业创新价值体系;
3、建立生命型企业精神;
4、建立健全的管理伦理;
5、建立直言的沟通规则;
6、建立科学的激励体系;
7、建立健全的商业伦理。
作为一个理性的学者,张先生看到了当今中国企业界和企业理研究界跟风、炒作之恶劣行为和行为背后的非理性思想根源,看到了简单肤浅的思维模式被狭隘的民族情绪所左右,看到了幼稚盲目的复古思潮将会对企业界和学术界带来的危害。所以振臂高呼,对被炒得火热的所谓“中国式管理”进行批判。应该说,张先生的系列文章给了我们独特的理论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也有许多独特见地,他的批判无论在深度上或在广度上、在例证上都有突破,而且,其批判的系统性确实是罕见的,足见张先生理论功底之厚、治学思路之严谨。
然而,对于构建中国企业管理的理论体系,对于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模式的作用,对于中国企业的现代化出路等等这些严肃问题,张先生的结论似乎显得简单而勉强。
面对中国式管理的热炒和张先生批判之挞伐,我们需要澄清以下问题:
1、文化复兴决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制,更不是倒退到原始状态;
2、文化融合是发展的大趋势,分隔只会倒退;同时,阶段性的分化也是不可避免的,有时会逆转融合之势;
3、企业文化不是民族文化的照搬;
4、管理模式离不开哲学和文化,但决不会被动的适应哲学和文化,而是在哲学和文化的影响下、指导下建立和完善,同时,管理模式也会反作用于哲学和文化,使其与时俱进。和哲学和文化相比,管理模式更功利化。管理的最大原则是适用,那怕是阶段性适用,以后再付出较大的转型成本。在生存和发展面前,生存是第一位的。所以,海尔、华为、联想、大午、方太、万科等企业曾经在初期阶段创造了自己的独特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现在看来有些过时,需要作大的调整,但不能简单否定当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5、任何一个国际性企业,都不会局限于某一文化倾向,在功利目标的驱动下,会更灵活的适应各种文化背景下的市场。
6、文化在发展中总会对原始文化或传统文化有不同程度的背离。
7、“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世界总是在分分合合中蹒跚进步,国家如此,企业如此,文化如此,模式亦如此。
遗憾的是,那些热衷于炒作“中国式管理”的人忽略了上述问题,张先生也不同程度地忽略了上述问题。这在张先生的论述和结论中都有所表现,特别是推崇混沌文化,从理性思维坠入了理想推论。必须指出的是,混沌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思维模式,但不会有一统天下的混沌文化。
更为遗憾的是,张先生在做结论时,把科学让度给宗教信仰,确实不能令人信服。一个残酷的现实是,以基督教信仰为文化基础的西方,至今没有达到“博爱、平等、人本”,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常常是战争的策源地,双重标准的“自由贸易、反恐、人权”等等,基督播撒仁爱之时,魔鬼撒旦也可能接踵而至。我们需要信仰,但不会在信仰里找到适合中国不同阶段市场的管理模式,前途山重水复,迷雾层层,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中国企业研究者任重道远,要时刻保持理性的头脑和科学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