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学论文 和谐社会与经济学重建



 

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提出,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又一次理论升华。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构建一个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的理想,是激励人们不断进取的动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1972,273),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指的就是未来的和谐社会的发展模式。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把马克思的理想逐步变成现实,它符合我们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实现经济的增长,这与和谐社会的目标相去甚远。因此,要想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就必须对经济学进行重建。

一、西方经济学:对财富和稀缺资源的配置研究

现有文献中最早提出“经济”一词的是古希腊著名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354年)。在古希腊,由于奴隶制的生产管理是建立在奴隶主对生产资料和奴隶的私人占有的基础之上,它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主把组织和管理奴隶制经济的各种问题,都列入了家庭管理的范围。因此,“经济”在古希腊原意就是家庭管理,实质上就是奴隶主阶级如何管理财产,对奴隶进行剥削以获取财富的不断增加。色诺芬在他的专门论述经济问题的著作《经济论》中就强调指出,家庭管理应该成为一门学问,这门学问研究的是主人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产,使财富不断增加。

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的重商主义的重要人物安托万·德·孟克列钦(1575-1621)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更是将货币看作是最主要的财富形态,称货币为军事的神经,对外贸易是财富的源泉,这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货币拜物教思想。

在随后的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历程中,虽然出现了三次影响较大的所谓“折中综合”,但每一次“折中综合”都是将注意力集中在稀缺资源的配置上,在他们看来,只要实现了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物质财富增加了,就可以自动实现社会的稳定和社会民主化,社会的其他目标自然而然的也就实现了。

(一)约翰·穆勒(J.S.Mill)的第一次大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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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综合发生在1848年,以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出版为标志。约翰·穆勒是19世纪中叶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社会改良主义者。在这本书中,约翰·穆勒将政治经济学看成是研究有关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学问,“政治经济学家们声称是讲授和研究财富性质及其生产和分配规律的,包括直接或间接地研究使人类或人类社会顺利或不顺利地追求人类欲望的这一普遍现象的一切因素所起的作用”(约翰·穆勒,1991,13)。穆勒认为,政治经济学对这些“予以默认”,他进一步强调了财富生产的重要性,认为“财富生产的法则和条件具有自然真理的性质,他们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论人类生产什么,都必须按照外界物品构成和人类身心结构固有性质所决定的方式和条件来生产”(约翰·穆勒,1991,226)。这样,穆勒就将人类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研究提高到自然科学研究的高度,误认为人类生产规律是永恒的自然规律,是不依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改变的。但穆勒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说明了穆勒不了解生产规律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它是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是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了物质生产的规律。

(二)阿弗里德·马歇尔的第二次大综合

西方经济学历史上的第二次大综合发生在1890年,以阿弗里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出版为标志。马歇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集19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之大成,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理论和方法,因此被看作是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二次大综合。马歇尔认为:“经济学一方面是一门研究财富的科学”,而“经济学将财富看做是满足需要的东西和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经济学构成了社会学的一部分,是关于人在社会当中的行为,研究人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付出的努力,只要这种努力和需要能够以财富的形式,或者说以财富的一般代表形式即金钱的形式来衡量”(马歇尔,2005,43)。这样,马歇尔就将经济学界定为主要是通过货币来对活动着的动力和阻力的数量加以研究的一门学问,“‘货币’或‘一般购买力’或‘物质财富的掌握’,的的确确是经济学所围绕的和研究的中心问题”(马歇尔,2005,18)。这就说明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马歇尔同他以前的传统经济学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依然是以研究人与自然和财富的关系为主,而不认为经济学是对生产关系的研究。

(三)保罗·萨缪尔森的第三次大综合

 萨缪尔森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新古典综合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是实现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三次大综合。萨缪尔森认为,稀缺与效率是经济学研究的双重主题,“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萨缪尔森,2006,2),也就是说,经济学研究的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如何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的学问。在此基础上,萨缪尔森将不同社会制度的基本经济问题归结为: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这个定义,其实早在1932年莱昂内尔·罗宾斯

就曾对此做出过比较详细的研究。

1932年,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第一次明确将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学研究的是用稀缺手段达到既定目的所引发的行为”,“经济学要回答的问题是:人们达到其目标的过程如何受制于手段的稀缺——稀缺手段的配置如何依赖于最终的估价”(莱昂内尔·罗宾斯,2005,26)。实际上,萨缪尔森对经济学所做的定义,和罗宾斯所做的这个定义本质上是相同的,他们都是将稀缺资源的配置看成是经济学所要面对的任务。罗宾斯对经济学所做的这个定义对西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再加上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的进一步阐述,使得西方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普遍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对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

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与“稀缺资源配置论”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1908-1970)在1943年发表的《人类动机的理论》(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一书中根据三个基本假设提出了需求的层次论。这三个假设是:第一,人要生存,他的需求能够影响他的行为。只有未满足的需要能够影响行为,满足了的需要不能充当激励工具。第二,人的需要按重要性和层次性排成一定的次序,从基本的(如食物和住房)到复杂的(如自我实现)。第三,当人的某一级的需要得到最低限度满足后,才会追求高一级的需要,如此逐级上升,成为推动继续努力的内在动力(马斯洛,2006)。在此基础上,马斯洛提出了人类需求的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它是个人生存的基本需要;安全需要,包括了心理上与物质上的安全保障;社交需要,人是社会的一员,需要友谊和群体的归宿感,人际交往需要彼此同情、互助和赞许;尊重需要,包括要求受到别人的尊重和自己具有内在的自尊心;自我实现需要,指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对生活的期望,从而对生活和工作真正感到很有意义。从马斯洛需求的五层次论我们可以看出,即使稀缺资源得到了有效率的配置,实现了以最大化或最小化为目的的进行选择的行为,也并不意味着物质财富得到了公平的分配,从而满足了每一个人的生理需要。退一步说,即使物质财富得到了公平的分配,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够满足生理需要,也没有满足人类更高的需要,如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西方经济学只盯住物质财富这个目标,只进行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的研究,它忽视人们对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以及个人社会地位的研究。他们对经济学的研究充其量只能满足人类需求层次中的一个低层次的需求,与社会的稳定、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是相差甚远的。

三、经济学的重建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胡锦涛,2005),而要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就必须对经济学进行重建。对此,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就是西方经济学所推崇的那种物质财富至高无上的价值观的挑战。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思路,一味的实行经济增长的优先政策,“不仅具有导致贫富差距的本质特征,而且也饱含社会生活质量的巨大风险。即使穷人的物质消费水平可能会改善,但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对降低就可能足以降低他们的整体幸福感”(林迪·爱德华兹,2006,149),就更谈不上和谐社会的构建了。应该说,和谐社会所要求的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归根结底是人们对幸福的生活质量的一种追求,而幸福的要义则包括了良好的社会关系、自我实现以及生活的意义(林迪·爱德华兹,2006,154),是马斯洛五个需求层次中的最高层次。为此,就必须注重将影响生活质量的因素考虑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即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但要包括对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实现物质财富的最大化),而且要将环境、健康、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以及个人的社会地位等可能影响生活质量的因素纳入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去。其中,生活方式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对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社会关系则要求人们能够互惠、互信和互助;社会地位则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尊严和自我价值等(林迪·爱德华兹,2006,144-152)。因此,我们不但要重视物质财富的生产,更要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以人为本,努力寻求稀缺资源在物质生产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平衡配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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