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五常教授新文《口香糖的故事》很有意思，一位朋友说这篇可以和以前的《质以类聚》一起，看作是《经济解释》之续篇，我深表同意。
产权是重要的，大家应该都知道（不知道的人都去搞无产阶级革命去了。）谁也都知道好的习俗能够降低成本，等于没说，我们不能用习俗来解释问题，那是落入事实对事实的误区。重要的是产权的选择和习俗形成的关系。如果说现在产权制度是“谁大力谁得”，那么习俗就不是一个民风淳朴社会，而是一个流氓恶棍横行霸道的社会了。
这位朋友用在日本游学时候碰到“香烟头”的例子，进一步探讨了风俗、产权等问题。其观察到日本街头很干净，但是却很多烟头。
我想，如果清洁人员每天都定时打扫卫生，不管地面清洁还是肮脏，也就是说，其投入是个定数，已经安排好了多长的地段用多少人打扫，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如果地上每天都清洁如新不一定是社会最大收益。制度虽死，人的脑袋却是活的。因为每天要打扫，人员固定了，他们的工资也基本固定，清洁工人无所事事人们反而觉得是浪费。他们可能会觉得扔几个烟头不碍事，自己方便，别人也不太麻烦，是实现“约束之下的最大收益”，并且烟头打扫很容易，即所谓“扫地成本”很少。反之，如果是香口胶，清扫成本是很大的，并且对其他人负面影响也很大，所谓“外部性”是也。政府将额外增加支出，而羊毛出于羊身，这笔帐最终是摊到每个纳税人头上。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不对乱扔垃圾的人予以罚款之类的惩罚。恐怕垃圾会越来越多，因为这和囚徒博弈是一样道理，个人的“乱扔垃圾”，无论他人选择如何，他们总觉得“有着数”，不管他们爱不爱卫生。
这便是乱扔垃圾的成本问题了。如果想扔垃圾时候，周围就有垃圾桶，人一般会扔到垃圾桶的，毕竟即使没有罚款，周围人异样的目光也是种成本。所以如果我站在街道上，手里有垃圾，扔到垃圾桶还是扔到街道上，取决于几个因素。第一是我有多大机会会被戴红袖章的老头抓住罚款，二是罚款的金额，三是扔到街道比放到垃圾桶中节省的体力消耗等成本。被抓概率乘上罚款金额的损失如果小于我乱扔垃圾所带来的方便，那对不起，我不是圣人，我很可能把垃圾一丢了之。当然，如果身边就有垃圾桶，随手可放进去，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里就想起另外一个类似问题，为什么越肮脏的地方，人们越不讲究卫生。如果我去到一个陌生地方，看到街道上垃圾成堆，我多半也不讲究卫生。我乱扔垃圾这个事实并非是因为其他人也不讲究卫生，这样是解释不了问题的。我在这样环境下乱丢垃圾，而是源于我的经验判断：这里丢垃圾不会罚款，或者很少有人来管。这才是我一到这样地方就不讲究卫生的真正原因。很多西方人来中国住久，也会乱丢垃圾，就是这个原因。同理，我去到一个一尘不染的地方，看到人人都遵守卫生，我恐怕也要“入乡随俗”了。“入乡随俗”真正随的不是习俗，而是经济人的本性。
我想起张教授以前那本论文集《经济解释》，其中有篇是研究中国旧家庭传统的，比如童养媳、女子裹脚等。对女子裹脚这种传统用“偏好”的话语解释就是那时候的人们对女子脚的偏好就是“小就是美”。“考虑一下裹足，许多中国作家把这种做法归结为想增加女性的妩媚与性感，换言之，裹足给男人增加效用。但为什么现在这种做法不存在了呢？通常答案是趣味已经改变。” 用便好、习俗等来应付，是经济学的无赖行为，张教授当然不会落入此套子中。教授在此文中，作出的经济学分析为：
“中国父母已拥有对子女的产权，父母要保护他们投资收益，就禁止孩子以后分家。实际上可以认为中国不断强调子女的美德，只是为了降低子女产权中成本。由于两个原因，通过婚姻娶回家，和保留顺从的儿子成本较低。”（《经济解释 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出版社）
而其新写的《经济解释》卷三《制度的选择》也对此作了回顾：
“那七二年的文章解释了盲婚是父母不容许子女选择配偶，从而较为方便地增加家庭的财富；解释了童养媳是提早收购，价格较低，购入后自小培养比较听话、服从；解释了扎脚是为了恐怕外家引进的媳妇逃走，而农业操作之外的家务、纺织等工作，扎脚为害不大。”
在导致这样的个人行为选择是由于社会制度前提：“虽然雇用劳力或租用土地的安排早已存在，但大致上生产要素是长者的私产。子女也是父母的私产，一家之主是父亲。一方面看，子女算是奴隶了。”
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中反复阐述的科学的方法，便是提醒人们不要走入误区，比如事实解释事实、套套逻辑等。可惜，说者有心，听者多为无意。一碰到问题，就是“三招两式”，可不是五常所言之“三招两式”，而是“传统、习惯、风俗”三招，“制度、偏好”两式。遇到问题不是说“传统所致”敷衍，便是“制度所然”搪塞了之。
比如现在，很多人都少出街了，更很少去娱乐场所。据报摘，如今犯罪率、离婚率都比以前大为减少了。难道这便可以说“民风淳朴”了么？或者说，“少去娱乐场所”是人们的偏好？“犯罪率和离婚率低”是传统，是风俗？用这些可以解释么？如果不是“非典”这两个字如此如雷贯耳，这个约束条件如此之明显，恐怕很多人又要面红耳赤地争论什么习俗、传统和偏好问题了。
而张五常教授在非典时期连写几文，“建议中国必须培养出清洁的风俗习惯”，这种“俗”和“惯”是要怎样形成的，我认为才是个重点问题。
人人都“惯”了，便是“俗”。所以“俗”的形成，必须有待个人“惯”的培养。我们不可能从亚当夏娃社会开始研究博弈。制度的演进及相关背景等是重要的，某个时候的文化背景、道德伦理由于一些约束条件，作为人们的一种因“惯”而“俗”的东西，将影响当中每个个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策略选择的预期，从而也影响了他们的行为。这样排除了风俗、传统、偏好、口味这种大而无当的东西，才是态度严肃的经济学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