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莫罗阿说，“婚姻是一种系着本能的制度”[i]。狭义上，婚姻被理解为两性为情感发展、情感维系及创造稳定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建立的结合体。但是，婚姻并不仅仅关乎两性。事实上，婚姻是一个社会过程和一种社会关系。婚姻的缔结受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是特定的社会文化、伦理道德和习俗风尚的产物；婚姻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形成并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同时发展和延伸既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所以，费孝通先生说：“结婚不是件私事。”[ii]婚姻的基本功能是通过建立家庭以绵续种族和繁衍人类。虽然生育并不必然依赖于婚姻，但排他性的婚姻制度是人类生育行为从混乱走向有序的开始。婚姻的排他性的建立，需要一个社会性的确认过程，这一过程决定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婚姻形式。受经济发展、社会伦理和道德风尚的制约，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会形成特定的婚姻缔结形式，包括婚约缔结、彩礼的结构和规模、婚礼的禁忌和程序等。适应一般的伦理道德和习俗风尚的婚姻缔结形式，我们称之为常规形式。常规的婚姻缔结形式符合传统的伦理道德和风俗习尚，具有更强的“公信力”和“确认力”，对维持婚姻的稳定，保障婚姻的充分的排他性具有重要作用，并能给双方及其家庭甚至家族带来荣誉，挣得“面子”。但是，常规缔结形式由于承载了太多的社会功能而产生了外部性。同时，由于要遵循一整套复杂的程序，会增加缔结婚姻的成本，甚至给婚姻主体带来经济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主体可能对常规形式采取规避甚至对抗的态度。例如，随着年轻一代自主性追求的加强，他们会强调婚姻是自己的终身大事，父母不能包办；他们能够认识到，高额彩礼和排场婚礼实际上是对未来小家庭财产的透支，虽在目前可以挣得“面子”，但长远看很不“划算”。这样，就产生了“变异”的婚姻缔结形式。如果我们将婚姻主体理解为在特定经济社会和伦理道德及习俗风尚背景下具有独立意志和自我追求的理性行为者，其对婚姻缔结形式的选择取决于婚姻的预期收益及不同婚姻缔结形式的成本。当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承载外部性给主体带来的经济压力时，“变异”的婚姻形式可以理解为内化外部性的一种理性选择。
婚姻是一项存在外部性的制度。首先，主体选择婚姻生活的原初目的在于构建家庭，生儿育女。但是，婚姻的结果却在客观上实现了“种族绵续”的功能，实现了种族及人类的繁衍。[iii]尽管在传统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威胁下养育子女可能会内化为主体的自主愿望，进入其婚姻效用函数，但生育的意义或价值仍然远远超出主体实现的个体利益。其次，婚姻关系的建立，使家庭或家族间关系得以缔结、深化和广化，使家庭或家族进入新的社会关系网络或者使既有关系网络得以巩固或延伸。在历史上，婚姻甚至可以具有弥合家庭或家族隔阂、缓解世仇和纠纷，甚至媾合战争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婚姻在缔结商业联盟，稳固商业联系，开辟市场空间，疏通资源渠道，稳定家族财产等方面仍在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婚姻而实现的家庭和家族间社会关系的扩展和深化，在超出主体利益实现之外，也构成了外部性。最后，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结婚对象的选择及整个婚姻过程受到“面子”观念的强烈影响。对方显赫的家庭背景，优越的社会地位，良好的社会形象能够给己方带来满足甚至是足以炫耀的资本，丰厚的彩礼和排场的婚礼不仅能够给家庭和家族，甚至能够给朋友“挣足”“面子”。当然，婚姻主体本身也存在对“面子”追求，但这种追求其实是社会意识强化的结果，是社会意识在主体观念中的映射。这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年轻一代的婚姻观逐渐倾向于自然和简单，倾向于个体自由追求中可以得到应证。
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伦理道德和风俗习尚影响和制约下，正常的婚姻过程必然承载以上具有一定外部性的功能。也就是说，承载以上功能是婚姻取得正常的社会确认的前提。常规的婚姻缔结形式也就是自觉承载以上外部性功能的形式。承载过多的社会功能，使主体意志的实现受到限制；同时，履行传统繁琐且花费巨大的程序，可能加剧缔结婚姻的经济压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主体自主性意识不断增强，经济理性逐渐渗透到人们的婚姻决策过程中，外部性对主体的“外部”性质日益明显，在社会对个人意志容忍程度的提高情况下，主体有可能对婚姻缔结形式进行理想选择，以减少或规避外部性，实现主体婚姻净收益的最大化。从经济因素考察，承载外部性而给婚姻带来经济压力的主要是彩礼支出和婚宴费用，因此，人们对婚姻缔结形式的选择也主要是基于对彩礼支出和婚宴费用的承受能力。本文拟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中期云南省东南部一个山区村落岩村常规和“变异”的婚姻缔结形式的分析，探讨经济压力对婚姻形式选择的影响。[iv]
岩村是位于云南省会昆明东南200余公里的一个汉族和少数民族混居的村落。该村自然资源贫乏，交通不便，经济落后。70年代中期，人们的婚姻观念已经趋向自由，但婚姻缔结形式还主要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及正式婚礼的传统形式。常规的婚姻缔结形式一般是：自由恋爱（少数完全尊父母之命的婚姻没有经过自由恋爱的阶段，或者说将恋爱阶段推迟到了婚后）——媒人提亲——缔结婚约——正式婚礼。从自由恋爱双方私定终身到正式成婚之间往往要经历一个漫长复杂而曲折的过程，其中的关键是缔结婚约。这个环节是双方家庭介入，就彩礼和嫁妆，婚期和婚礼等问题进行协商甚至讨价还价的过程。当时的彩礼，通行的是一块手表，一台缝纫机，两套新衣服，几床铺盖，200——500元现金。就当时农民很少现金收入的情况而言，这样的彩礼要求对大多数农户家庭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彩礼中的一部分在结婚时会以嫁妆的形式进入男方家庭，成为受新娘支配的财产，另外一部分（可能是一大部分）被女方家长用来给自己的儿子娶亲——这是女方索要高额彩礼的动机所在。当然，除了经济动机，高额彩礼也意味着女方及其家庭的“面子”。对于即将组建自己小家庭的婚姻主体来说，过高的彩礼，不论是出于经济动机还是“面子”考虑，都具有外部性的性质。婚礼俗称正式“办事”。当地风俗，出嫁的酒席是连吃两天，而娶亲的酒席是连吃三天。由于婚宴是家族亲友联系的主要形式，一般家庭都比较重视，同时出于“面子”和“攀比”的心态，往往在菜品结构和质量上竭尽全力，宴席规模也很夸张。在这个70多户，400多口人的村子，娶亲酒宴少则三、四十桌，多则近百桌。酒宴本身是一笔庞大的开支，男方有时还得为女方负担部分开销，如杀一头猪送去。而当时当地的酒宴很少有礼金收入，赴宴者送的礼物往往是各地的农产品，只能起到微不足道的一点帮衬作用。支出庞大的婚宴虽然能够为主家赢得或者保留“面子”，但负债“经营”往往使家庭在数年甚至上十年内翻不过身来。与80年代中期后“年轻人结婚，老年人出钱”的格局不同，当时整个婚姻过程的费用主要由婚姻主体（新郎及其即将建立的小家庭）负担，而其家庭只有在婚礼之后一段时间分家后才能独立，这样，即使可以把“面子”作为一种收益，对婚姻主体也意味着巨大的外部性。婚姻支出之所以成为一个沉重负担，关键在于支出的相当一部分没有用于未来婚姻生活的构建。从婚姻主体负担结婚成本的角度看，整个婚姻过程的目的在于构建即将到来的婚姻生活，因而理性的婚姻主体应使婚姻支出直接服务于这一目的。但是，婚姻本身是一个在传统伦理道德及社会风尚背景下构建和进入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理性的结婚主体单纯实现其个体意志的过程，更不是一个简单的现金收益和支出对比的过程。因而，如果遵循传统，遵照传统和常规的婚姻缔结形式，就意味着要承担巨大的外部性。从彩礼支付到婚宴支出，已经结婚和准备结婚的青年人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在传统意识逐渐衰落而个人主体性要求不断扩张的背景下，产生了作为常规婚姻缔结形式反动的 “变异”的婚姻缔结形式，主要有抢亲、换亲和“倒插门”。变异形式的主要特点是不“办事”(既没有媒妁之言下的正式婚约也没有大张旗鼓的正式婚宴)或不正式“办事”。本文主要介绍作为应对婚姻缔结的经济压力的“变异”形式抢亲的性质。
抢亲由于具有表面上的暴力形式已经很少出现。70到80年代前后该村只发生过两起本村男子对外抢亲而没有一起本村女子被抢的事件。张大是岩村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个子矮小，相貌丑陋，脾气暴躁，同时又豪爽仗义，思路活泛，并且是一个干农活的好手。张大16岁担任生产队长，1976年，32岁的他已经担任了16年的生产队长。作为生产队长的张大为人正直，廉洁奉公，办事公道，深得群众信任。那个时代的农村干部，一方面有着很高的政治觉悟，崇高的精神境界，另一方面也缺乏可以据以为私人利益服务的资源，因而大多比较清贫。干部职务不仅不能成为发家致富的手段，有的甚至还因此耽误自家生产经营活动而陷于比一般群众更贫困的境地。作为生产队长，张大在村里有着崇高的声望，但作为结婚对象，张大却是个老大难。一方面，作为一个大龄男子，张大自身条件比较差；另一方面，张大的家庭条件也不好。70年代初，张大父亲病逝。此前的治病及举办丧事花费了大笔费用。随后几年，张大为两个弟弟举办了婚事，又花费了大笔费用。这样，当张大开始着急自己的婚事时，已经负债累累。而且，他发现，要在本村和周围村子找个合适的对象已经不太可能。1975年，张大结识本公社边远村落一青年女子。该女子欣赏张大的为人和才干，对他的外部条件及家庭环境倒不是很在意。二人定下了终身。按理说，以张大的身份，应该举办一次正式的婚礼，但负债累累的张大实在筹措不起彩礼和婚宴费用。于是，张大的婚姻采取了抢亲的形式。一般来讲，抢亲的实施是得到女方家庭同意或默许的。男女双方借赶集或者做客私下确定时间。届时，男方准备四、五个人，八、九匹马。出男方村子时一般不事张扬，因为对男方而言，迫于经济压力的抢亲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半夜到达到女方村子时，一般是安安静静进入。此时女方已经准备好，到时迅速将女方嫁妆驮好。随后，一队人马吆喝着出村。女方作出反抗的架势，追赶甚至鸣枪。但没有村人做出协助的反应。因为在亲戚之间，默认抢亲的信号已经发出。女方虚应故事的佯装反抗具有仪式的作用，一方面保全了面子，另一方面是宣布女子身份的变化。新娘抢回家后，男方一般在很小范围内举办一个简单仪式，以示对婚姻的确认。双方家庭表面上会一直保持不接触，一直到第一个孩子出世，双方的亲戚关系才正式确立。
西美尔倾向于将抢亲理解为一种粗野的暴力的没有社会规范支撑的行为。[v]但这种理解存在一定偏颇。作为一种婚俗，一方面，暴力其实只是形式，“抢”仅仅是虚张声势地使用暴力，另一方面，抢亲“也受着社会严格的规定，不能随意去抢人家的女子”。抢亲大多经由双方的默契。这是抢亲与私奔最大的不同。私奔也可以理解为对正式婚姻制度的一种反抗，但私奔的“私”，关键在于事先没有征求或者没有征得家庭的同意，事后事实的婚姻也很难得到承认。由于没有经过一个家庭可以接受的仪式过程，私奔被看成是对家庭甚至家族的背叛。对我们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抢亲是一种应对结婚经济压力的有效形式。同常规的婚姻缔结形式相比，抢亲大部分彩礼支出和婚礼费用。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抢亲“大多是因为男女家想避免正常仪式的耗费，而用的代替方式。”[vi]对于张大来说，一方面，正式的婚姻固然具有加强家族亲友联系的功能，但由于已经接联举办过两场弟弟的婚礼，因此正式婚姻联络感情的“边际效用”已经很低；另一方面，虽然正式婚姻对维护作为生产队长的他的“面子”具有重要意义，但生存和繁育显然比“面子”更加重要和迫切。
换亲是另一种“变异”的婚姻缔结形式。当地的习俗，换亲——即一方兄妹（或姐弟）与另一方姐弟（或兄妹）成亲——大多在亲戚之间进行，其中又主要是表亲结亲。当地习惯称之为“亲上加亲”。由于计划生育知识宣传，近亲结婚的危害逐步被人们认识，表亲结亲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少量存在的案例，也主要是迫于常规婚姻形式的经济压力。由于换亲的“亲上加亲”的性质，相互间的彩礼要求很低，因而具有明显的内化外部性的特点。
在岩村，比较多的“变异”婚姻缔结形式是“倒插门”（对女方而言是“招亲”）。“招亲”的家庭一般没有子嗣，招亲的目的主要是延续“香火”。而“倒插门”主要是迫于经济压力的无奈选择。一般是家庭困难又兄弟众多，无力为结婚盖新房，当然，也有无力负担繁重的彩礼支出和婚宴费用的原因。成分不好的家庭男子选择到外地“倒插门”的比较多。由于成分不好削弱了子女的择偶实力，同时成分不好还往往与经济困难相联系。选择异地“倒插门”有回避家庭出身的作用，更重要的仍然是应对常规婚姻形式的经济压力,因而仍然具有内化外部性的性质。
正式婚姻形式的社会、伦理功能对于家族关系的稳定和延伸甚至对于社会的稳定都有着重要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婚姻外部性是婚姻本身存在的意义之一。但是，婚姻的本质终究是两性的结合。构建家庭生活是婚姻主体选择婚姻的原始动机。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功能对于婚姻主体就具有外部性的特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婚姻的自主意识会不断增强，承受传统伦理赋予婚姻的具有外部性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得不到青年一代的认同。一方面，社会的发展流动和观念的变化使年轻人对传统伦理的评价不断降低；另一方面，承受基于传统伦理的社会功能增加了婚姻成本，降低了婚姻的预期收益。随着经济理性在人们生产、生活决策过程中的不断渗透，婚姻主体的自主意识会不断增强，人们对婚姻的观念会变得越来越实际，经济因素于是日益广泛地进入人们对婚姻决策中。“变异”的婚姻缔结形式作为一种内化外部性，应对婚姻缔结的经济压力的形式，反映了人们对待婚姻的理性选择能力的成长。
[i] 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中文版，傅雷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P8
[ii]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129
[iii] 费孝通说：“生物们一贪片刻的欢娱，造成了三生的孽债，将错就错地把种族绵续了。种族绵续决不能说是个体所要求的，而是性的满足中不经意的结果。”——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112
[iv] 本文的分析仅反映20世纪70年代中期该地区的婚姻形式。80年代中期后，年轻人的婚姻追求更加自主和自由，也更加现实和功利，更加不能容忍婚姻的外部性，对家庭和家族的伦理义务观念更加淡漠。如果说80年代初在婚约缔结中讨价还价的是双方家庭的话，在80年代中期以后，一开始男女双方就结成联盟，与分别和共同与双方父母展开博弈，目的是为未来的小家庭赢得更多财产。在一定意义上，婚约的缔结过程提前展开了对家庭财产（主要是男方）的瓜分。这也反映出在年轻人自主性增强的同时，在婚姻过程中对父母的依赖性增强了。而且，由于婚姻主体一开始就明确地将构建小家庭作为目的，婚姻的外部性减少的同时社会意义也降低了。
[v] 西美尔：《货币哲学》，中文版，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P291
[vi]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