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认为，目前中国式管理表现出明显的不求甚解、盲目自大倾向，以至于其大部分观点都缺乏论证，也远离实际。如果一门科学，以如此轻率的态度去建立，那显然有悖科学的精神。
中国式管理的缺乏严谨，使其很多观点表现出明显的无知。中国式管理的无知，主要有以下六大类型。
中国式管理的“幼儿型”无知
中国式管理认为：美国式管理紧张忙碌，日本式管理辛苦劳累，只有中国式管理轻松愉快。而事实上，美国公司最注重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惠普等公司的文化管理之道众所周知。日本公司的企业文化也远比中国完善。因此，目前的现实是，只有中国公司最紧张、最辛苦。假如按照中国式管理的做法去实施管理，则会使大家更紧张、更辛苦。
中国式管理之所以会有如此怪论，是因为它对西方管理的幼稚认识。中国式管理认为，西方管理最大的弊端是把人当做物来处理，没有进行人性化管理。而事实上，西方在人性化管理方面，一直走在世界的前面，早已积累了无比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中国式管理还声称，西方管理思想对实践的破坏有两个因素：一是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全盘移植到管理学中；二是对人性和世界的“灰暗”看法。前者抹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后者导致管理学假定人和组织都是自私自利的，忽视了人性中道德、伦理的一面。
“西方管理界，特别是美国，一直相信社会学家麦克斯?韦伯的主张，认为理想的组织形式，应该使人们彼此隔离，强迫他专精于技术，一切按规定进行工作，以便保持公正的态度。（曾仕强《中国式的管理行为》248页）
只要稍懂西方管理思想史的人都能轻易看出，以上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西方管理学从未忽视对人性的研究，从未抹杀人的主观能动性。后现代管理学把人看做“文化人”，即把每个人都看做创造者的人性假设自不待言。即便是早期的诸多管理理论，也一直是围绕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来进行管理理论的构筑。
而所谓西方管理思想“对人性和世界的‘灰暗’看法”，是一种完全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
中国式管理还把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的下滑归结为“美国式管理”：
“所以1975年以后，美国经济走下坡路，美国式管理难辞其咎。”（曾仕强《大易管理》4页）
而事实上，美国经济的下滑是因为受世界经济整体下滑的影响，而不是因为“美国式管理”。即使是因为“美国式管理”，那么，“美国式管理”难道终结于上世纪70年代吗？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面对知识经济所进行的管理革命，难道不是美国管理的一部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高科技产业的伟大成就，难道是美国人因为“美国式管理”衰落，而学习“中国式管理”的结果吗？
无独有偶，《水煮三国》的作者成君亿竟然如此论断现代管理：现代管理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为了钱，为了控制。你到图书市场上去看，几乎所有的管理学著作都在告诉你：管理的终极目标是为了最大化地赢利。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身为现代管理学创始人的德鲁克，却自始至终否定企业的终极目标是获取利润。现代管理学的众多理论，也没有阐述过管理就是钱、就是控制这样的观点。
成君亿还曾经这样描述西方管理：X理论错了，Y理论也错了，管理者的世界一片混乱，但他们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他们惊惶失措，到处寻找答案。
看来，中国式管理”大师”们眼中的西方管理，已经到了彷徨无奈，非寻求中国式管理拯救不可的地步了。
西方管理果真是“惊慌失措”吗？那么，当今世界，跨国公司有条不紊地布局全球，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却举步惟艰，该如何解释？
中国式管理的“半瓶醋型”无知
相对于一些明显无知的观点，另外一些看起来似乎很有“见地”的观点，则更能够迷惑人。
比如，中国式管理对西方文化的评价：“西方文化源自希腊，而最早形成体系的是希腊神话。某些‘超人’、‘半神半人’、以及‘人面狮身’的人，使得西方的人际关系，以英雄崇拜和权力追求为重心，产生了‘奴隶制度’和‘殖民政策’的管理方式。”（曾仕强《中国式管理》22页）
表面看来，以上观点似乎很“深刻”，但实际上是对西方文化的严重扭曲。且不谈基督教信仰之“羊性文化”，对于西方人际关系的深刻影响。即使源自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的西方文化，岂止是一个“英雄崇拜”和“权力追求”可以概括？
事实上，西方人文精神的发达，使得西方人对个性和自由的追求，远甚于对权力的追求。美国人就远没有中国人这样热衷当官，他们也不会去狂热地崇拜总统。
中国式管理对西方的个人主义也有很深的误解，认为个人主义使西方人缺乏集体观念，从而无法协调个人与组织的目标。而实际上，西方的个人主义强调尊重个性的同时，并没有抛弃人伦和对集体的责任。美国企业的凝聚力以及美国人对国家的热爱，不会比中国差。美国的社区活动或社会公益性活动也远比中国丰富。全美有50%的人每周至少要做四个小时的义工，这并不是由于政府的组织或倡导，而是自发自愿的。其它西方发达国家也都有差不多的情形。西方人并不是冷漠的机器。倒是中国人现在比谁都冷漠。
而我们看看中国式管理是怎样评价西方人的：“拿中国人观点来看，首先会想起人毕竟是父母所生，并非由石头缝里蹦跳出来，终其一生，至少和父母都有关联，怎么可以讲求个人主义呢？……”（曾仕强《中国式管理》30页）
如此评价，无疑是对个人主义的极大歪曲和对西方人的极端无知！西方人重视培养下一代的自立精神，这与否认与父母关系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中国式管理还不分青红皂白地将麦肯锡某些在华失利个案，归结为西方管理的失败。而实际原因，则无非是因为在某些项目操作层面，麦肯锡未能深刻掌握企业的具体情况和中国市场的情况，与西方管理理论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任何一家咨询公司都不可能没有失败的个案，麦肯锡也不会例外。而任何一种理论在运用层面，都必须结合实际情况而变化，但变化的通常是市场战略和战术，并非是理论原理。理论原理一旦变化，那将是划时代的革命，决不是某一家公司能够左右的。
更有甚者，中国式管理还把“自我实现”当成公司政治的罪魁祸首。《水煮三国》的作者成君忆曾说：由于职场上的每个人都在追求自我实现，以至于企业成了老板和员工互相利用、彼此折磨的人间地狱。以追求自我实现为主题的现代文化，正是造成企业管理难题和经营风险层出不穷的起因。
事实上，“自我实现”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意指人的创造力得到发挥的最佳状态。而企业的最高目标，就是让每一名员工都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从而把个人命运与组织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自我实现”在管理中，意味着对人类创造本性的尊重，而从来没有不顾他人、只顾自己的意思。
中国式管理的“指鹿为马型”无知
更有甚者，中国式管理会颠倒是非，有“指鹿为马”之嫌。请看一下论断：
“组织中如果没有人拍案定夺，样样都要公听、公证，而且意见纷扰，莫衷一是，请问如何有效管理？民主国家的经济发展，通常比专制政府来得缓慢，便是大家有目共睹是明证。”（曾仕强《中国式管理》70页）
以上的言论不仅是对民主的歪曲，更是混淆了民主与市场经济两个概念。对于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复杂的经济体制，如此简单和轻描淡写地就全盘否定了。
以下观点则令人哑口无言：
“欧美人士，只要基本人权受到保护，个人能够独立发展，人与人间互相尊重，衣食温饱，又有休闲、娱乐的自由，就觉得相当满足，可以安心享受生活了。
中国人呢？基本人权算什么？自古以来，我们便享有最大的自由。除了不能造反，按时纳粮以外，根本天高皇帝远，没有人管，事实上也管不了。历史证明，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都发端于西方，表示中国人在这些方面的需求，实际上并不大。”（曾仕强《中国式管理》219页）
按照中国式管理“大师”的观点，则中国的现代化实在是太轻松了。现代欧美人孜孜以求的东西，中国人早在几千年前就完全实现了。但中国式管理所说，中国人“天高皇帝远”式的自由是什么自由呢？无非是一种低级的动物式的散漫！这跟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
中国式管理的“盲从权威型”无知
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中国式管理也会引用一些权威人士、特别是西方权威人士的言论。比如：
“欧洲心理学家荣格说：‘如果人类世界有智慧可言，那么中国的《易经》，应该是惟一的智慧宝典。’”（曾仕强《大易管理》前言6页）
我不知道荣格是否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说过，那当然仅仅是他的一家之言，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无论是谁的观点，这种说法都太极端了。如果是一个中国人还有情可原，如果是一个西方人，则无非出于他对东方文化的好奇。
若果如此，那么，同样是中国的《道德经》算什么？出自西方的《圣经》又算什么？
又如：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中国如果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要力量，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1988年，76位诺贝尔奖得主共同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曾仕强《大易管理》281页）
我不知道汤因比和76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原话是什么。但以上无非是用西方权威人士的片言之语，来树立中华文化“世界第一”的光辉形象。
然而，无论用谁的言论佐证，将人类传统仅限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做法都是非理性的，都不能说服所有中国人，更不能说服西方人，用中国式管理来统一世界。
中国式管理的“莫名其妙型”无知
中国式管理还时常会冒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言论。看一看下面这段话：
“令人不解的是，现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管理方式之后，深觉压力强大而支撑不住，这时候为什么不回想一下，我们原本是一个相当悠闲的民族，几乎没有压力的存在，难道没有一些值得大家反省的地方吗？”（曾仕强《中国式管理》30页）
不知道谁学了西方管理之后，“深觉压力强大而支撑不住”？现在的中国企业、特别是优秀的中国企业不是都在学习西方管理吗？经营企业可以“相当悠闲”吗？无论你用什么伟大的管理，经营企业都不可能“悠闲”。你可以快乐，但决不会悠闲，快乐也必然是紧张的快乐。“悠闲”的管理只会使中国企业走向灭亡。
再来看一段话：
“西方人做学问，重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为了自己的发现，不惜推翻老师的言论。倡导求新求变，以新的学说来代替旧的理论，因此构成‘不连续的时代’。出版了五年以上的管理书籍，很可能就已经落伍。管理者忙忙碌碌之余，还要时时留意新的主张、学习新的语言，实在十分辛苦。难怪他们紧张忙碌，人人觉得压力很大。”（（曾仕强《大易管理》29页）
我们都知道，创新是时代的需求，是变动不居的时代导致学术的创新，而不是新的学说导致了变革的时代。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规律。中国式管理一方面说要以《易经》中“变”为管理的精髓，另一方面却又倡导“不变”，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说西方管理者紧张而辛苦，而中国管理者却能够在掌握中国式管理后“相当悠闲”，那绝不可能是一个事实，而只能是一种严重背离管理实践的幻想。
中国式管理的“思想浅薄型”无知
中国式管理的无知，归根结底是由于对中西文化缺少深刻的了解，对全球化缺少彻底的认识。因而不是完全凭感觉说话，就是陷入“中国中心论”的阴影之中。我们来看一看时下流行的一些中国式管理的言论：
“西方人在硬件统一全世界的今日，必须反思，为什么软体始终统一不了全世界，是不是由于包容性不足，没有那么宽广的包容空间，特别是美国人，建国不过二百多年，没有足够的融合力，能够把美国式的软体，推广到全世界。”（（曾仕强《中国式管理》241页。）
根据当代思想界对现代化的共识，所谓现代，代表着发端于后封建的欧洲、即工业革命的欧洲，并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
现代化是全球性的，是人类不可逃避的命运。而且现代化从来就不仅仅是硬件的问题，而是硬件与软件的协同。科技革命与人文精神两者从来都是并驾齐驱。现代化也不是某个国家的专利。并不是美国最强大，现代化就是美国的专利。
现代化也不是文化奴役的结果或目标。并不是你接受了美国的科技或制度，就被美国奴役了。你永远是中国人。一个农民的儿子到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仍然是他父亲的儿子。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而关于美国的历史，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并不是只有二百年。美国历史实际上与欧洲历史一样长。因为美国文化不过是欧洲文明的延续，而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新的文明。美国实际上是西方的代言者，而并不仅仅代表美国。而现代化在全球的蔓延与继续，表明美国式的“软体”、即西方文明中的非科技部分，早已经推广到全世界了。
由于对东西方文明缺少通盘的、彻底的认识，因此，中国式管理也不可能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做出正确的判断。中国式管理如是说：
“风水轮流转，中国即将继英国、美国之后，成为21世纪的世界中心。中华文化又将再度弘扬于国际，以中国管理哲学来引领西方管理科学，平安地塑造有益于人类的地球村。”（曾仕强《中国式管理》242页。）
这短短的一句话，却暴露了中国式管理思想基础的虚弱及其重重的逻辑漏洞。其一，21世纪将是一个没有中心的多极化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是世界的中心，包括美国和中国；其二，中国文化从来未曾弘扬于国际，最多只是繁荣于一隅，何谈“再度”弘扬于国际？其三，英国、美国的发达并不是靠其古希腊传统，而是靠他们所创造的现代文化，中国的强大也不可能完全依赖古代文化；其四，西方管理科学向来与哲学不可分割，强行分割而融进中国哲学之后，必定是一个畸形的死胎。
再来看看中国式管理对“中国人”的定义：
“究竟中国人的定义是什么？我们的态度，秉持文化的立场，‘凡是接受中华文化，以中华文化为依据而言行的人，不论其血统、出生地、国籍为何，都是中国人。’如果根本不重视中华文化，甚或鄙视中华文化，不依中华文化而行的人，都已不算是中国人。”（曾仕强《中国式的管理行为》3页）
依据中国式管理对中国文化的一贯阐述，这里的“中国文化”无非仍然是指“先秦文化”，而事实上的中国文化却是不断发展更新的，它完全可以包含任何西方文化的因素。
因此，站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角度，我们可以反过来这样表述：凡维护中国的利益、为中国的繁荣而奉献自己才华的人，无论其血统、出生地、国籍为何，也无论其秉持何种文化，都可以算是中国人。
中国式管理还有更离谱的怪论：
“今日社会动荡不安，追究起来，有些人轻视伦理，鼓励‘有话就要说’。电视上常常出现‘我有话要说’的字幕或声音，都将难辞其咎。“（《中国式的管理行为》238页。）
如此，中国式管理莫不是想让中国人回到“万马齐喑”的旧时代？而且，需要澄清的一个事实是，今日中国社会稳定、蒸蒸日上，何曾“动荡不安”？
今日中国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价值混乱”，而绝不是“动荡不安”，这应该是描写旧中国的词汇。而突破价值迷茫后的中国，必将进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辉煌历史时期。
中国式管理的非理性喧嚣可以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