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批判系列五:两种假说及其内在矛盾



 尽管在现阶段的中国企业中,可能确实存在着大量中国式管理所说的独特的管理行为,但并没有足够的事实证明这些管理特色优于美国或日本管理。因此,不要说象中国式管理所高喊的那样,把这些管理行为推广到全世界,就是对于中国企业,也大多是消极因素而不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所在。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一逻辑,并不适合成为高扬中国式管理的理由。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管理,面临的挑战超乎我们的想象。尽管有时变革需要循序渐进,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向腐朽的现实屈膝。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处于巨变之中,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停止向现实挑战。

  尽管有关的著述和言论已经不少,但是从目前中国式管理的定义和核心观点来看,它仍然是一种假说,而不是理论。因为中国式管理的所有推论都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

  中国式管理假说之一及其内在矛盾

  中国式管理包括两个关键词,管理、中国式。按照中国式管理倡导者的说法,所谓中国式管理就是中国的管理者,在中国环境中对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因此,研究中国式管理,就要总结归纳出区别于其他国家企业管理特点的中国企业管理的模式,包括研究形成这种模式的思想、制度、历史等机制因素。中国式管理必须考虑本土化的特点,因此要强调的是“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研究思路。

  以上是中国式管理的第一种假说。尽管目前这种假说还只是刚刚提出,没有象曾仕强先生一样已经初步形成体系,但这种假说却以其看起来似乎非常符合事实的理性面目,赢得了很多人的赞同。

  显然,这种假说的基础是相信存在中国式的管理科学范式。抛开目前管理学只有现代与后现代两种范式的事实不谈,从逻辑角度来看,这种假说反映的无疑还是传统的地区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仍然把区域或国家的特色放在第一位,而没有把全球经济一体化放在第一位。这种强调“自成一家”的中国式管理假说,说到底还是一种封闭心理的产物,是一种新的高级形态的闭关锁国。正因为这种假说具有相对的理性,所以具有更大危害性。

  表面上看,中国式管理的这种假说很符合科学,但骨子里还是一种中国中心论。在此种心态下,本来十分理性的人,也会逐渐偏离理性的轨道。追求“以我为主”的结果,往往是在对待非中国的事物时不容易保持客观。

  例如,面对麦肯锡在中国的失利这一现象,持该种假说者就不能用科学的态度去评价。他们认为,麦肯锡在中国的失利意味着西方管理在中国水土不服,因此,一定要构筑中国式管理理论才能真正指导中国企业。

  事实上麦肯锡在中国失败的几个著名案例——王府井百货、乐百氏、康佳、实达等,都没有理由推出美国式管理不适应中国这一结论。任何理论或模式在运用时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变化的是在统一模式下的具体战略战术,而不是模式本身。比如做房地产项目咨询,选址、项目定位、环境与建筑规划、营销传播策略、销售策略等等的制订都有统一的模式为依据。但这并等于说,每一个项目都千篇一律,那样的话,还需要什么专业咨询?拿一个模式来套不就完了吗?可事实并非如此。麦肯锡个案的失败,固然是麦肯锡的失败,但那是由于他们对企业具体情况的判断出现失误,而不是“美国模式”的问题。

  王府井案例的失败,是因为麦肯锡对中国零售业发展趋势缺乏深入分析,和对王府井企业内部状况了解不够,败在具体的营销战略而不是西方竞争战略理论本身。乐百氏案例的失败也是对中国商业环境分析不够透彻,败在具体的产品定位错误,而不是产品定位的原理不适合中国,更与西方管理模式无关。康佳组织改造案例的失败是因为方案实施时机没有把握好,操作过猛,而不是麦肯锡所提出的事业部制理论本身有什么问题。实达案例与康佳类似,主要是因为实施时机不对,没有考虑到改革的渐进性,并不是程序化管理本身有问题。如果是这样,那就意味着,适合中国的永远是个人化权力模式,程序化管理永远无法在中国实施。

  作为一家世界级咨询公司,麦肯锡在全球包括在中国承接项目的成功率不低于95%。如果我们能够以麦肯锡5%的失败案例来说明西方管理的失败,那另外95%的成功案例难道不是更能够说明西方管理的成功吗?因此,以麦肯锡少数失败的案例,来说明西方管理无法适应中国缺少充足的理由。

  与此雷同的是,持以上中国式管理假说者还经常以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来说明本土管理模式的重要性,以此来支撑中国式管理的存在。但跨国公司本土化的实质并不是改变他们的文化和管理模式,而是在强力推行母公司核心文化与管理模式的基础上,适当考虑区域文化特色。无论是惠普还是IBM,卓越的跨国公司无不如此。由此可见,中国式管理这种假说的最大逻辑错误乃是,将“中国特色”,提升到“中国模式”的高度。

  在该种假说之下,对于中国式管理的理解实际上还有多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种:第一种认为,凡是在目前的中国企业中存在的管理特征,都是中国式管理;第二种认为,只有能为中国企业带来持久竞争力的独特管理模式,才是中国式管理;第三种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构成中国式管理核心的制度体系尚未形成,当中国企业成为世界500强中入围企业数量最多、占据世界500强部分头席的时候,中国式管理将水到渠成。

  其中,第一种观点其实就是相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之逻辑,它缺少的是向现实挑战的勇气,最终将被遗弃在变革之外;第二种观点所说的能够为中国企业带来持久竞争力的独特管理模式,不仅目前没有出现,以后也不会出现;第三种观点是把中国企业的成功等同于中国式管理的成功,这与说“中国足球走向世界,意味着中国式足球的成功”一样,是一种不合逻辑的想当然的推论。事实上,目前中国的优秀企业如万科、联想等走的都是国际化的路子,与中国式管理没有任何关系。今后走向世界的中国优秀企业,也必定不是依靠中国式管理。

  中国式管理假说之二及其内在矛盾

  中国式管理的第二种假说,是用中国哲学融合西方管理科学,并以此来引导全球管理的大同。这种假说的代表是曾仕强先生,是目前唯一有较多著述支撑的中国式管理假说。事实上,目前可以作为代表或真正可以摆出来讨论的,也惟有曾仕强先生的中国式管理。

  曾仕强先生认为,科学无国界,从管理科学的层面来看,管理无所谓中式、美式、欧式、日式的区分。各国应该应用相同的管理科学,譬如战略工具、生产管理、营销方法等。但因文化的差异,各国管理哲学有很大的差别。从管理哲学的层面来考察,大概谁也不会否定中国式管理的真实存在。所以,从管理科学看,没有中国式管理;从管理哲学看,又有中国式管理。中国式管理的贡献主要在管理思想、管理观念。

  相对于那些试图构筑中国式管理科学范式的假说,曾仕强先生的观点显然更为深刻。曾仕强先生不承认有中国式管理科学的立场,自然得益于其西方教育背景和对管理科学本质的更深把握。然而,遗憾的是,曾仕强先生对中国管理却开出了错误的药方。

  事实上,既然不存在中国式管理科学范式,再提中国式管理就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了。曾仕强先生的“中国式管理”既然只是“管理哲学”,完全没有必要提升到“中国式管理”的高度。如果只是探讨中国哲学如何融入现代管理,原本也无可厚非。而一旦把这一学术取向提升到“中国式管理”的高度,甚至试图以此来追求管理的世界大同,事实上是对自身的致命戕害。这种作法,无疑是把自己抬高到天上,其结果是骑虎难下的尴尬。

  将中国哲学融合西方管理科学的假说,还存在更大的困境。那就是,这种“结合”严重背离当代管理实践。而如果没有实践的验证,无论提出多少“辉煌”的“理论”,都算不上是什么理论,而永远只是假说。无法验证或不能推动实践的假说,最后便只能被历史遗忘了。历史将会证明,这是中国式管理无法逃脱的命运。

  中国式管理理论构筑的徒劳无益性

  无论是第一种假说还是第二种假说,中国式管理的最终落脚点事实上还是中国文化。大概不提文化,单讲中国式管理模式,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曾仕强先生的“中国式管理必须以复兴中华文化为最终目标”之观点,自不待言。即便是中国式管理的第一种假说,最后强调的还是在中国文化烙印下所表现出的独特管理模式。比较典型的表述是,中国式管理就是在中国当下的时代条件、中国人特有的思想行为特征以及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等因素之下,能够为中国企业带来持久竞争力的管理方法、模式和风格。也就是说,没有背后的中国文化,所谓中国式管理模式也就不会存在。

 中国式管理批判系列五:两种假说及其内在矛盾

  我们固然相信,中国企业一定会有中国文化的烙印,但这种文化烙印却不足以支撑中国式管理的存在。事实上现代管理无论带有何种文化烙印,其核心仍然是现代管理。

  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能够影响管理的两种最重要的思想,一个是太极思想,一个是儒家伦理。其中太极思想并非中国独有,怀特海的有机哲学就与太极思想有很大的相通之处。当然,怀特海的思想可能也受到了中国哲学的启发,但这并不足以说明,中国哲学优于西方哲学。而儒家文化固然优秀,却也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儒家文化世界第一,儒家文化可以取代西方文化。事实上,儒家伦理并不优于新教伦理。因为新教伦理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之上,相对而言更容易实施和成功,而儒家伦理由于缺少信仰根基,所以尽管高尚却很难实行。

  我们的观点仍然不是贬低中国文化。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碰撞,彼此取长补短是一件好事。但既然没有充足的理由说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具有绝对的优势,21世纪西方文化将彻底崩溃,没有中国文化世界将会毁灭,那就没有高扬中国文化和中国式管理的必要性。

  中国学西方、西方学中国都很正常。中国人拼命学西方,西方人也没有骄傲地说“这是我们的世纪”,而西方一些学者稍一引用中国文化的观点,某些中国人就大喊“中国世纪到来了”。这说到底还是一自卑心理和没见过世面的表现。中国申办奥运成功举国欢腾的场面,在美国或德国你是见不到的。这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欢腾,因为这毕竟是国家走向富强的象征。可是欢腾不能到非理性的程度,你狂热到说中国世纪到来了,从而盲目地贬低其他国家,这于国于民有什么益处呢?政府都在谈和平崛起,要与世界各民族友好相处,而友好相处首先就是不要抬高自己,否则,以天下第一的心态,如何与别人平等对话?

  任何形式的中国式管理不仅现在是假说,将来仍然是假说。中国式管理理论的构筑是徒劳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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