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发展,不仅仅是资本从小到大、人员从少到多的过程,也是企业文化、企业精神形成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企业经营意识、管理经验发育成熟的过程。
在这过程当中,企业领导者管理风格不同,对企业的发展壮大无疑有着重要影响,像集权化管理方式,它的特点是很“硬”,管理者能够改变迅速企业前进方向并促使众人跟从;而分权化领导方式则偏“软”,但比较能激发员工的创造活力。
如果我们用哲学化语言来概括,前者庶几可以称作“有为式管理”,后者不妨以“无为式管理”来命名。
现实中“有为管理”和“无为管理”的实例很多,近的且不说,历史上的故事就有不少,例如杨遇春和骆秉章就是这么一对。
杨遇春和骆秉章均是清朝著名将领,两人既擅长征战,也善于治理,后来都当上总督级的地方行政长官。然而同样是当总督,两人的管理风格却迥然各异,杨遇春的处事方式可谓是潇洒倜傥:
“陕甘总督杨遇春入觐宣庙。一日,上忽问曰:‘汝公事之暇,尚看书乎?’对曰:‘臣不识字。’上又曰:‘然则饮酒乎?’对曰:‘臣不善饮。’上曰:‘汝将何以自遣?’对:‘听打鼓说书。’上曰:‘听说书固好,如公事何?’对曰:‘钱谷责之藩司,刑名责之臬司,兵政责之提镇,臣总其成而已。’上大悦曰:‘真总督也!’”
相形之下,骆秉章的办事方式则累得多,快要赶得上鞠躬尽瘁了:
“川督骆吁门制军(秉章),以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薨于位,崇朴山奏文中有语云:‘骆秉章因病在告,每遇边防有事,无不与臣悉心筹画,住返商度,至再至三。若思虑不周,便觉寝馈难安。’又云‘其所以能得人能制寇之故,要皆推诚布公,上下相感,一时才俊辈出。至今将帅之臣,大都骆秉章拔擢。而楚军效用四方,骆秉章所感起而奋兴者居多,是其勋名冠一时。”
国外这方面的例子也有。艾森豪威尔是公认的管理奇才,他在二战时统帅着一支由上百万不同民族人组成的盟军,虽然深陷各种错综复杂关系之中,却能依靠和蔼友善、亲历亲为的管理努力赢得各方信任和支持,当上总统之后,他又把白宫变成了军队的总参谋部,指挥美国四平八稳地度过了五十年代,令人称奇叫绝。
可是到了尼克松那里,管理又被换上另外一层颜色,他的说法很妙,“管理,是散文;领导,是诗”,道出了两种不同类型总统的美感特征。事实上他也确实是一个欢喜打破常规、富于幻想的创造性总统,他把日常的管理事务分门别类交由基辛格、埃利希曼这些人去办,自己则热衷于诸如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样的诗意化行为。
再把目光转回企业界,也是两种风格并存不悖:“有为派”的例子有力帆集团的老总尹明善,他不仅在创业阶段亲历亲为,企业做大了依然一贯如此。相比较而言,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可以划归“无为派”门下,以事实为证,据报道,为了攀登珠穆朗玛峰,2003年他在山里训练了120天;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不在企业,公司的业务还毫不耽搁,够酷的。
如此说来,这两种方式的孰优一时尚没有分出个高低,那么孰劣呢?评判的标准自然还是“不看广告看疗效”。
其一,尼克松的想象力虽然丰富,但管理太诗化了,结果弄出水门事件这样的“坏诗”,让自己最终下了台,遗憾终身;其二,克林顿的管理风格倒是重视具体管理事务,事必躬亲,可过分认真,造成了不少内部矛盾,验证了那句民间老话,“木屑最多的木匠不是最好的木匠”。两种风格的管理“劣迹”也是彼此彼此!
不过让我们换个视角看,现代企业发展的成败不是个人能力所能完全控制了的,而是要依靠良好的协作意识,要通过合作者或下属员工的共同努力。
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中,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合作的重要性日益显示出来。企业处于快速变动的时代,决定生死的关键正是团队。作为一个真正合格的公司,必须具备完善管理体制良好的协作团队,才能促使公司的发展蒸蒸日上。
企业发展需要良好的管理环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管理机制的确立。任何管理都必须有一个“游戏规则”,没有规则的游戏是无法进行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此前提下,我们才能谈论领导的管理风格。如果说管理是始于情趣终于智慧,这一点才是要紧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