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英国ECONOMIST发表了FROM T-SHIRT TO T-BOND,这篇文章提出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重大影响,本文对其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总供给冲击
中国、印度等国家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这些国家被称作劳动力提供国（labour supply nations）使全球劳动力规模翻了几乎一倍（RICHARD FREEMAN的估计），由于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廉价，而且生育率的降低需要时间（先不考虑老龄化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国家都将为全球经济体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供给，从总供给角度看，因为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形成了长期的总供给移动，在假设其他投入要素，如资本、技术不变的情况下，潜在产出水平会增大，如下图所示：
图中曲线为潜在产出曲线，当劳动供给水平从L0增加到L1时，曲线上对应点a移到b，从而使潜在产出水平从Y0提高到Y1。如果其他要素也增加，那么会形成新的生产函数，见上面一条曲线。
之所以中国和印度等国的人口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是拜经济全球化所赐，以前在经济学理论中假设劳动力不能自由移动，而在新的国际经济框架下，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提供国家，实际上形成了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同等效果，而且因为流动，这些国家的劳动力价格在全球市场上仍保持在低水平，使劳动力的长期供给不受价格变动影响。[1]另外，中印等国快速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产出和进出口额在全球的份额的扩大，改变了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权重，这些都被看作这一供给冲击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积极参与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让世界相信这样的劳动力供给冲击将会长期存在，产生了相应的稳定预期。
总需求冲击
庞大的粗放型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资源相对稀缺的中国对自然资源类产品，如生产原料和能源保持着不断上涨的需求，从而带动全球原料和能源市场价格上涨。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加工车间，为全球消费者提供的低价商品在市场上具有强大竞争力，消费的促进，推动了此类商品的需求上升，同时进一步压低商品价格。中国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总需求方面的冲击体现在对普通商品价格压低和对原材料/能源价格的提高的决定性影响方面，这虽然会给一些国家经济带来冲击，如石油价格升高对经济的不利影响，但这种影响都是短期的，其他国家可以通过调节手段来应对，同时，其他因素，如节能、替代性能源、经济转型都会逐步降低中国带给世界经济的总需求冲击。
图示：中国石油进出口
从总供给与总需求综合作用的角度看，从下图很容易理解全球一般商品价格降低的原因。
从经济增长角度看总供给冲击
尽管从总供给角度可以说明在开放的全球经济环境里，劳动力充裕国对全球经济的整体具有重要影响，但从国与国层面来看，劳动力充裕国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还是有区别的。我们可以构造两个经济体-南国（劳动力充裕国经济体，多为发展中国家）和北国（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集团）的生产函数，并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分析总供给冲击的影响。
我们采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使用C-D生产函数[2]
两边取对数后对时间t求导,
两边同乘以dt, 得
用表示,两边同时减去
得
(1)
GY表示收入增长率, GK表示资本增长率, GL表示劳动增长率,λ表示技术进步率, 上式左端收入增长率减去劳动力增长率可以认为是人均收入增长率（gw）,[3] 资本增长率减去劳动力增长率可以认为是人均资本变化率(gk)。
gw=λ+（1-α）gk （2）
因此，人均收入增长率等于人均资本变化率的1-α倍与技术进步率之和。
对于南国，先不考虑技术进步，假设人均资本K/L逐渐变小，[4]
由（2）式知，等式右端为负数，也就是说，人均收入增长率是负的，即在南国，劳动力收入水平是不断降低的。随着K/L变化幅度的缩小，人均收入增长率会逐渐趋向于零，其时间路径如下图：
考虑到技术的“外溢性”，在这条曲线上还应该叠加一条技术进步曲线，而且由于技术进步率无论变得多么小，总是为正，因此，必然存在某个时点t1,从那一时点开始，人均收入增长率变为正数，年度收入开始出现递增。[5]
对于北国而言，假设存在技术进步，劳动力基本保持不变，而资本投入逐步减少，[6]人均收入增长率将取决于技术进步率和人均资本变化率的叠加。在开始阶段，技术进步率（正数）还不能抵补人均资本变化率（负数），以后逐渐接近零，然后转为正数，因此也存在某一时点，在这一时点以后，北国的人均收入恢复增长。
另外，还需要考虑，资本的跨国流动是双向的，大批制造业投资流向南国的同时，北国也在实现产业升级，逐步使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成为经济的主体，而南国的资本也会逐步增加对北国的投资，而且随着北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些投资将逐渐集中在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而这类行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远比劳动密集型产业高，因此，伴随着产业转移和升级，北国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国内人均收入恢复增长。从这个角度看，认为中国和印度等劳动力提供国会造成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处于不增加甚至降低的趋势，是暂时的，伴随着北国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过程的进行，人均收入水平很快将得到提升，夸大中国对全球人均收入的影响可能是言过其实了。另一方面，南国如何实现自身的产业升级，部分已动态转移到产业价值链高端的部门通过对北国的直接投资，加快技术进步，充分利用技术外溢，应该是发展中国家优先考虑的重要战略问题。
以上分析的核心观点在于，既要肯定全球化经济中，中国印度等国家对世界经济的供给冲击影响，又要动态地看待发展问题，不应对这种冲击对收入的影响太悲观，考虑到产业转移和升级的规律，全球经济必有大发展，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应正确认识问题，抓住机遇，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为什么会出现从T恤衫到美国国债的转变
利用两部门模型，我们尝试构造一个两国单部门模型，图10-8，用以分析上述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过程开始时，北国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这里以T恤衫为例）的生产为A0，南国相应产品的产量为B0，总产量为Y0，此时全球的消费品的消费量和消费结构为OD，这里做以下假设：
1． 全球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均衡的。
2． 两国对该产品的消费结构不变。
3． 生产函数（或成本函数）仅依赖于单位劳动力成本。
4． 生产由高劳动力成本的国家向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转移。[7]
此外我们假设南国和北国只生产这一种完全可贸易产品（如T恤衫）,产品、生产技术、资本和劳动可以自由在两国间流动，[8]两国的生产函数满足不变规模报酬以及资本与劳动的递减边际替代率，生产函数是线形齐次且可微的，
，j=1,2
分别表示北国和南国的产出的T恤衫数量，而且由于假设T恤衫是完全可贸易产品，那么存在一个均衡的T恤衫价格水平，[9]因此，为使两国的T恤衫总产值最大，就需求出
其中
有一阶条件可得，
，由f的边际产出递增，知
也就是说，北国和南国的人均资本变化趋势须相反的，而南国因为具有低成本优势，因此，就有即用于生产T恤衫的资本必然向着南国集中，[10]使产能和产量增大，而产品出口北国，产生南国对北国的贸易顺差，此时在南国会产生汇率升值的压力。
下面我们用图示的方法，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
假设：
在两国生产T恤都仅使用劳动投入；
两国的生产函数都是劳动投入的线形函数；
QT=aTLT, QN=aNLN
其中LT和LN分别是北国生产T恤和南国生产T恤所消耗的劳动量，aT和aN是这两国生产T恤的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也是平均生产率）。
南国 QN
T恤
产量
T恤生产可能性边界从初始的PPF0变到PPF1，在该曲线上某点的切线斜率是以南国T恤价格表示的北国T恤价格，可以看到K1>K0
这可以类比为南国的汇率水平(当扩展到所有可贸易商品),切线越陡峭,汇率水平应该越高,越有升值压力。在转向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经济开放过程中，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了汇率贬值的策略，强化了劳动价格低的优势。由此形成了产业资本而不是短期投机性资本的跨国转移。
再看一下贸易市场均衡的变化情况。
定义总吸收等于在购买两国T恤上的支出之和，即
A=PTCT+PNCN
CT和CN是分别在北国T恤和南国T恤的消费量（即吸收在两国T恤间的分配）。
可以想到，消费依赖于吸收A的总水平和两种T恤的相对价格，因PN为越来越低，PT相对越来越高，因此，相对分配在南国T恤的消费量就越来越多。同时总吸收也在增加（从图上B点移动到D点）
产业资本转移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也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总吸收（消费量）增加，全球的产量扩大（到Y1），但是引起了全球产出构成和贸易构成的不平衡。
图注：消费结构线与绿色线交点为A，与兰色线交点为B。
因为，尽管南国的消费量增加了，但仍然低于本国的产量。而北国的消费则大于本国产量，由此出现了南国的贸易顺差和北国的贸易逆差；新的产出结构反映出南国的经济增长，刺激出口导向型的南国进一步采取开放措施，吸引外资，特别是产业资本，扩大生产能力。
当该产业由北国转移到南国时，新的消费平衡点B处的切线明显比A处切线陡峭，说明此时南国面临着汇率升值压力，北国在商品市场上，一方面会因产业转移而失去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却因南国的汇率水平低，而享受低进口商品价格的福利，保持着较高的总需求水平。在货币市场上则是，一方面会因贸易逆差流失本国货币，另一方面则可依靠南国期望维持较低汇率水平的目标，通过自身国际金融的优势以债券发行方式和活跃国内资本市场吸引外国资本进入，即通过发行债券等方式以资本项目顺差补偿贸易逆差，或是将贸易逆差转换为资本项目顺差。这种转换还可以使发达国家获得另一项利益，即外国资本购买本国债券，降低本国长期利率，低利率有利于提高公司利润，增加本国公众的财富，也就进一步提高的本国消费水平，保证总需求的稳定扩张。当全球经济进一步扩张时，北国的就业机会变得更少，
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动态累积的贸易赤字余额也已经非常巨大，政府受到国内民众和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不得不考虑改变这一被动状态，北国会以多种贸易壁垒甚至是贸易制裁方式限制南国的出口，或是压迫南国不断提高本国名义汇率水平。但问题是，北国是否会为获得增加就业岗位利益，而失去了低物价、低利率和高消费的利益，重新面对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宏观经济形势。南国为了保持对北国不变的汇率水平，只好拿外汇去购买北国的国债或对北国进行直接投资，这就类似中国和美国目前的情势，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为了减轻升值的压力，多数都又回到美国，购买美国国债，形成了对美国出口T恤衫的同时又购买美国国债的现象，但购买美国国债对美国利率有压低作用，导致不动产投资泡沫，而且因为购买国债的回报低，目前政府提出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另一种降低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时提高资本回报，提升经济结构的有益途径。
[1] 中国对国际劳动力市场价格影响的一个说法是，将工厂迁移到中国对当地产业工人的威胁的真实性。Australian Industry Group chief executive Heather Ridout said companies needed only threaten to relocate to China to subdue wage demands.
[2] 承认生产函数对资本和劳动投入具有正的递减的边际产品，规模收益不变和稻田条件。
[3] 因为 也就是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同理资本增长率与劳动力增长率之差也可变换成人均资本的增长率，技术进步率应看作是时间的函数。
[4] 考虑到产业转移的趋势以及自主创新能力，先假设技术进步率为零，即使考虑到FDI的增加，但仍假设劳动力的增加更大。
[5] 富裕的劳动力基本吸收得差不多了，此时应该达到新的潜在产出水平。
[6] 如存在生产性资本转移到南国。
[7]全球化加大的了资本的自由流动，提高了贸易便利化水平，只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不同的生产函数，也可以成本函数表示，即只要发展中国家可以更低的价格生产出同等的消费品，或是消费替代品，就可能出现消费品制造业的跨国转移。
[8] 因为北国向南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类似劳动力在两国间可以自由移动。
[9] 假定在北国市场的价格就是国际市场一般价格水平，而南国生产部门的产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一般价格水平，此处均衡价格水平就是国际市场一般价格水平。
[10] 当然，伴随着资本转移的是相关的管理和生产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