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是我们曾经非常熟悉和喜欢的诗句。然而，北岛现在却说，“如果有人向我提起《问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那时候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暴力倾向。而“摆脱革命话语的影响，是我们这代人一辈子的事。”
革命话语是在上个世纪我们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笔者注意到，虽然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几年，但革命话语在很多场合下仍然在左右着改革的讨论。比如在最近关于改革的大讨论中，A方学者称B方学者“反社会主义”、“卖国”、“买办”；而B方学者则称A方学者“反对改革”，是“老近卫军”。而令人非常讶异的是，水火不容的双方主要学者都坚信自己是真正的“改革者”。所以，我认为现在非常有必要将改革的思维与革命的思维做一个清理，以免让“革命”破坏了改革。
从上个世纪初就开始绵延了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是我们国家经济社会面临绝境、民族面临危亡时反抗的大爆发，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史。对于革命的历史，我们必须充分尊重，但是就革命而言，本身是有着巨大的破坏力的。我们要认识到它是旧制度危机无法克服的必然结果，是有着特定历史条件的。革命完成之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也只是一个开始，就制度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而言，还必须不断地试错和纠错，而这一过程就是改革。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角度看，改革和革命确有相似之处。邓小平说过，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但他也表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
改革与革命都有哪些不同，邓小平没有过系统的论述。我们回过头去审视改革和革命的历程，我们认为，改革之所以不是革命，不仅在于变革对社会影响方面，更在于思维方式的根本性改变。当年，针对“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种种积弊和积案如山、积冤成河、矛盾重重、困难重重的现状,邓小平果断提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在指导思想方面，除了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以“求同存异”的思维来对待不同的观点。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不但很快化“敌”为友,化“非”为是,妥善地解决了大量长期历史遗留问题,使成千上万被冤屈者得到解放和安置,极大地化解了社会积怨,调节和缓和了社会矛盾,而且使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摆脱了旷日持久的意识形态束缚。
对于改革和革命，美国学者亨廷顿有过这样的论述：“革命者竭力加深裂痕，而改革者必须使裂痕分离和多样化；革命者竭力使政治强硬严厉，改革者得令其保持弹性和适应性；革命者应当能够分裂社会力量，而改革者却应当能够驾驭它。”与改革者的谨慎和循序渐进相比，革命者的方式则要简单得多，往往是以简单地消灭对立面为主要解决办法。革命思维在陈独秀的一段话中有过这样集中的体现，“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而作为改革者的邓小平则不这样看问题，他在南方谈话中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 他还说过：“说我们要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以利于政府集中正确的意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把我们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他主张用现实来说明问题，而不是在理论上过多地进行纠缠，他还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因此，我们不难看出，改革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求同存异”。与革命思维相比较，改革思维的方式更加宽容，允许不同观点存在，在发展中解决理论上的不同观点；改革思维的目标更加具体，希望在具体问题上找到建设性的解决办法。
在最近关于改革的讨论中，笔者也注意到，双方的学者也还是有不少的共同之处，如都对弱势群体状况改善的关注、都要求政府进一步改革，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在公平与效率的讨论中，任何一方都没有人说效率或公平本身不重要。应该说，如果我们摒弃了“非此即彼”的革命思维，就会发现更多的共同点，也更容易从对方的观点中找到更多的精华之处加以吸取。现在的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垄断行业改革、政府改革都遇到了前所未所有困难，简单地评价是非并不能解决当前的困难，现在最需要的是拿出切实可行、可操作的解决方案。说贫困差距过大了，再来一次革命均贫富并无助于我们今天问题的长远解决。
因此，真正树立改革思维对我们解决今天面临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摆脱革命思维、革命话语的影响，学会改革的思维方式，使用建设性的改革语言，实在是一件理论界应该认真面对的事情。在收入差距拉大、城乡就业出现困难的情况下，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解决存在的问题，直接关系着我们怎样过好“改革攻坚”的这一大关，关系着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关系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一定困难的情况下，携手求同，才是每一个自认是改革者应该持有态度。（原出处:中国改革报 2006-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