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 从价值论到经济学

一、 经济学的前提：价值论的廓清

以价值论为我们的逻辑起点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首先，价值论是一切经济理论的基础，是各经济理论首要的原则问题，价值论对于经济学的重要意义毋庸赘言。其次，价值论仍是目前经济理论中的难点和热点，仍然充满着争议，有必要对其进行界定和厘清，这样至少可以给出一个清晰的概念范畴，以备以后的推理。再次，价值论对于本文的逻辑推理和结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将通过对价值理论的分析，论证“经济过程的实质是价值运动过程”这一观点，并以此为基础展开有关金融理论的逻辑推理。

首先要弄清楚几个意义相近、容易混淆的概念，他们是“效用”、“价值”和“财富”，研究它们的内涵和相互关系是价值理论的前提。

效用在一般意义上是指效力和作用。在经济学领域中“效用”一词有什么专门的涵义呢？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解释。萨伊认为：“效用是物品满足人类需求的内在力量”。①西尼尔的观点是：“效用不是指商品本身具有的使用价值，而是指人们对商品使用价值的主观态度，指物品是以直接或间接产生愉快的能力，效用这个词包括一切类型的满足或痛苦（包括一切类型的不愉快）的防止”。②这里“愉快的产生”和痛苦的防止应该理解为欲望的满足或由欲望满足引起的快乐。法国古典经济学家巴师夏认为：“效用—实现欲望满足的东西”。③“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指出：“效用就意味着满足…一个人的经济福利就是由效用构成的”。④

综合以上引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效用是客观事物所具有的属性或能力；第二，效用的意义在于人类欲望的满足。因而，我们可以把经济学领域内的“效用”一词定义为：客观事物满足人类欲望的功效。具有经济意义的效用体即为商品（这里商品概念包括商品形式的劳动—劳务），而且也只有商品。

“价值”一词具有着极其广泛的外延，不同学科都对其有着各自独立的解释。作为经济学理论中最基本、最有意义的概念，对其内涵的界定在理论界仍是众说纷纭，对价值的不同解释是各种经济理论根本差别所在，

１、亚当·斯密的价值论

亚当·斯密认为：“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叫作使用价值，后者叫作交换价值”。⑤亚当·斯密是最先区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经济学家，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二者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两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范畴，也形成了价值理论的分野。其后很多经济学家成为“效用价值论者”，还有一些成为“交换价值论者”。

亚当·斯密着重探讨支配交换价值的原则，他明确指出：“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只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的劳动，最大部分却须仰给于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够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量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①可见，亚当·斯密是劳动价值论者。

２、萨伊的价值论—效用价值论

效用价值理论并不是萨伊的首创，但他把这一理论系统化，使之更加清晰、完整。

首先，萨伊认为效用决定价值。“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价值的基础”。②“人所给予物品的价值是由物品的用途而产生的……当人们承认某东西有价值时，所根据的总是它的有用性”。③

在萨伊看来，效用是由三大生产要素（劳动、货币和自然力）共同作用生产出来的，进而价值也是由三大要素共同生产的。“事实证明，所有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④

在价值量决定的问题上，萨伊指出：“价格是测量物品的价值的尺度，而物品的价值又是测量物品的效用的尺度”。⑤在这一点上萨伊也是一个“交换价值论”者。

３、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人们所熟悉，可以凝结为一句话：劳动创造价值。他在《资本论》中这样论述道：“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部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

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①

马克思认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为价值，而价值量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使用价值的价值量。……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②

４、杰文斯的边际效用价值论

杰文斯明确主张：“价值完全决定于效用”。③并且用“最后效用程度”来确定和衡量价值量。“除了在最后加量已被消费或次一加量将被消费时，我们通常是不考虑效用程度的，所以我们通常用最后效用程度（final degree of utility）一语，以表示现有商品量中那极小的或无限小的最后加量或次一可能加量的效用程度。……效用程度随商品量变化,其量增加其效用程度结局会减少”。④

很明显，杰文斯首先是个效用价值论者，其理论特色在于其明确系统的边际效用理论。

５、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

马歇尔是一个交换价值论者，主张以价格代替价值。“一个东西的价值，也就是它的交换价值。……文明国家通常用黄金或白银作为货币，或是金银并用。我们不是用铅、锡、木材、谷物和其他东西来互相表示价值，而是首先用货币表示它们的价值，并称这样表示的每样东西的价值为价格”。⑤

他认为价值是在供求均衡时由商品的边际效用和边际成本共同决定的，边际效用和价值都是由供求的一般关系来决定的，当需求价格等于供给价格时，产量没有增加或减少的趋势，它处于均衡状态中。当供求均衡时，一个单位时间内所生产的商品量可以叫作均衡产量，它的售价可以叫作均衡价格。

马歇尔的价值论是一个博采众长的价值论，它包含了所有价值理论中的有效部分。在他的理论中，可以看到效用价值论的成分，尤其充分发挥了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观点；而且劳动因素也可以在它的生产成本中体现出来；在价值决定方面采取了一种简单而实际的作法，由市场供求决定，从而回避了对“效用”“价值”量化的难题，或者说用一种简便的权衡暂时解决了这一难题。他曾指出：“价值。暂时用价格来代表一般购买力。8943;8943;任何东西的价格就可被作为它与一般物品比较时的交换价值的代表，或换句话说，作为它的一般购买力的代表。”①因而马歇尔的价值论广为其后的经济学家所接受。

６、总结

价值论的主要分歧在于“效用决定”还是“劳动决定”。这一评判标准使价值论分成针锋相对的两大阵营：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比较这两种理论，我们还是倾向于效用价值论，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类生活需要的是物品的效用而不仅仅是劳动产品。“生存或生存的更好”是人类的终极目的和终极的价值判断标准。人类一切物质活动都围绕着这一目的进行，并受其评判。只有效用才能满足人类欲望，才能保证生存和生活。所以，效用即是价值。没有效用的事物，无论其如何产生形成，都是没有价值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中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即私人商品的价值实现过程，其原因在于劳动的特殊性，即劳动产品的效用性，而与抽象劳动的量是无关的，只有劳动的效用性得到社会的承认，劳动的量才具有意义。

需要补充的是，在经济领域中并不是所有具有效用的事物都具有价值，一些效用很大的事物却价值很低或没有价值，例如空气，这一矛盾可以用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来解释，可是类似空气阳光这样的事物是不具有经济学意义的。所以，在经济领域中讨论的效用必须有个限定，即可交换性，也就是说在经济领域中讨论的效用都是可以在经济体之间交换的。不可交换的事物，例如，阳光、空气、美德、人品等，不具有经济意义。这样使经济领域中的价值与其他学科中涉及的价值概念区别开来。因此，我们最终定义价值为：具有交换意义的效用。

第二，劳动是价值形成的原因之一，而不是价值本身。无论劳动对于效用形成的作用多么重要，它也是形成效用的原因之一，而不是全部，更不是价值本身。笔者认为，效用的形成有两种方式：（1）自然形成。即非人力的自然界自行运转中的效用形成，例如在早期人类阶段，人类生存所依赖的效用，全部是或绝大部分是自然形成的。如：充饥的野果、遮体的树叶、兽皮等。野果的充饥的功效并不是在采集过程中形成的，而是自然形成的。（2）人为形成。随着人口的增加，自然资源相对不足，自然形成的“效用”已不足以支撑人类的生存，同时人类对自然的认知也在积累增长，可以通过人为过程—劳动，形成“效用”满足人类生活的需要。“人为形成”的成份渐渐增加，这一过程，在人口的增加、资源的相对稀缺及知识的增长等因素的共同促进下，呈加速度扩展。迄今，所有的商品几乎都是人为形成的“效用”。然而“自然形成”仍然作为一种方式存在，如：农业生产中仍需求自然的力量，又如：矿产不能说是人为形成的，而只能说是人为开采的，或人力获得的。

生产三要素理论也说明了劳动不是“效用”形成的唯一因素，物品的效用是由劳动、资本、自然力（或土地）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使我们可以把资本视作前期劳动的积累，自然力(或土地)在“效用”生产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三，劳动价值论不具有现实意义。在实践层面上，人们并不能以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从技术角度来看，这是不可实现的。如果说劳动决定的价值，制约着价格的波动，那么，这和其他理论中所强调的劳动的作用并无很大的区别。因为，劳动作为效用形成的最主要的因素，对价格有着很大的制约作用。

劳动、资本、自然力(或土地)是形成效用的客观因素，进而形成了效用的客观性。即同质的同一商品之间在效能上是没有区别的，例如：两个相同型号品牌的机器的效能是一样的。然而，效用是物品满足人们欲望的功效，欲望的满足是一种主观的判断。这种主观判断必须表现在或只能表现于人们在市场上根据价格对商品的取舍。如马歇尔所指出的：“效用是被当作与愿望或欲望相互有关的名词，我们说过：愿望是不能直接衡量的，而只能通过它们所引起的外部现象加以间接衡量，而且在经济学主要研究的那些事例上，这种衡量以一个人为了实现或满足他的愿望而愿付出的价格来表现”。①表面看来，这种主观判断所带来的结果是供求决定的价格，然而这种价格必然和形成“效用”的客观因素，如劳动等，保持不同程度的因果关系，虽然这些客观因素所带来的主观判断是不同的。

由于人们仍不能说明价值的量化问题，只能权且以价格作为价值的量化手段，屈从于交换价值论。有史以来的经济实践中人们始终是这样进行的，而各经济理论也都承认或默认这样的事实，并探究着各种影响因素和价格的关系。

（三）财富

古典经济学都是以财富为其研究的主要标的，财富概念是经济学基本逻辑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亚当·斯密认为国民财富就是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商品总量”①。约翰·穆勒的观点是：“可将财富定义为一切具有交换价值的有用的或合意的物品”②。李斯特的观点是：“……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③

马歇尔的财富定义全面而详细，为了准确地说明财富的内含，他首先提出了一个“财货”的概念，“即满足人类欲望的东西，我们姑且用财货这个名词来代表它”④ 。其后，把财货分类为内在的、外在的、个人的、物质的、可转让的、不可转让的等。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财富的定义：“一个人的财富是由他的外在财货中那些能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构成的”⑤。并对这一概念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它（财富—著者注）包括那些——而且只是那些——显然属于经济学范围以内的财货，…这些东西(1)属于某一个人所有，而不是同样地属于他的邻人所有，因而显然是他的东西；(2)是直接能用货币衡量的东西。”⑥

萨缪尔森在其所著的《经济学》中给财富的定义是：给定时点上一国或一个人所有实物和金融产品的净价值，它等于所有资产减去所有负债。斯蒂格利茨的观点与之相似。“财富是一个存量变量，以一个人资产的总价值来衡量”⑦。与古典经济学相比较他们的财富概念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财富概念—专指商品范畴。而他们所指的财富是包括货币及金融产品的。笔者也认为，货币及金融产品作为价值或载体不应排除在财富范畴之外。

分析以上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财富概念，我们发现他们对财富概念的理解并无本质差别。总结起来“财富”有以下特征。首先，它是价值载体，具体表现为商品和货币。其次，上述概念都或明显或隐含地指出了财富的可交换性。他们指出财富要可由货币来对其价值进行衡量，并产权明确的，进而是可转让的。自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财富的本质是价值载体，可交换性是它的前提条件。所以，我们权且在经济学领域定义财富为可转让的价值载体。

（四）结论

在此对我们建立的或认可的价值理论的基本脉络总结如下：价值即效用，在经济意义上的价值的界定是可交换性；自然形成和劳动是决定价值的客观因素，市场供求是决定价值的主观因素，权且以价格为价值的量化手段；经济意义上的财富是可转让的或者说可交易的价值载体，具体表现为商品和货币两大范畴。

二、     经济过程的意义及本质

（一）经济过程的意义：人类的生存及生存方式的维持

探讨经济过程的意义首先需要从一个哲学的高度来审视人类的存在。人类生存的意义只是针对自身的，这种意义可以简单理解为“生存”或“生存的更好”。人类早期主要面临的挑战是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对于整体人类而言“生存”不再是主要问题的时候，“生存的更好”便自然成为了努力目标。

如何“生存的更好”这样一个问题是在探讨生存方式的内容，需要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来满足，而且评判标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种族文化中也是截然不同，尤其是精神生活领域，更是莫衷一是。作为精神生活的基础，人类物质生活的内容和标准相对统一，受制于衣、食、住、行、娱乐等欲望。创造或获取“效用”来满足人类为了“生存”或“生存的更好”的目的而产生的各种欲望，成为经济的基本内容和目的。熊彼特曾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经济活动可能有任何的动机，甚至是精神方面的动机，但它的意义总是在于满足需求。”经济的意义在于维持人类的生存或生存方式，经济过程从某种角度看来可以说是人类的物质生存方式。

有关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古往今来的经济学家都给予了十分充分、明确的论说。亚当·斯密指出：“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①可见，在亚当·斯密看来，维持个人物质生活和国家的运转是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其手段和方法是国民财富的增值，即“效用”的创造或获得。

至此，我们可以把经济过程的意义和目的归结为，创造效用以支撑人们的生存方式的过程，人们总是以效用的生产总量作为经济绩效的衡量标准。

（二）经济过程的本质：价值运动

这一循环过程必须无限地进行下去，其中止是不可想象的，正如马克思指出：“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②熊彼特也曾指出：“……从‘循环流转’的观点描述经济生活，这种生活年复一年地基本上同样地在渠道中流动着——就象血液在生物有机体中循环一样。”③

不难发现，这一无限循环过程的实质是价值运动过程。经济活动在宏观上表现为无限循环的价值运动过程，总体的价值运动由微观上大量的、丰富多彩的、单独的价值运动过程组成。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价值运动”是广义的，包括生产和消费这样的价值转化活动；而我们定义的狭义的价值运动是价值转移，只包括交换和分配过程。当然，价值的内涵是十分广泛的，经济过程中的价值范畴的界限是可交换性。

 经济绩效取决于价值运动效率，即价值生产效率和价值转移的效率。（为了与前面提到的广义的价值运动相区别，这里使用“价值转移”一词，其含义与狭义的价值运动的含义完全相同，只包括交换和分配活动）价值生产效率由一定时期的生产技术、管理水平等因素决定。在产出既定的情况下，经济绩效取决与价值转移效率。其原因在于，价值转移是效用产出后得以最大利用从而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前提，这首先体现在价值的转移使人类生活得以保证和提高，使经济活动的意义得以实现。其次，价值转移是再生产的条件得以具备的基础。再次，绝大部分效用经创造出以后，其效用性便随时间递减，任何效用都是有时限寿命的，价值转移效率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效用，减少效用由于时效性而造成的浪费。价值转移效率不仅体现在量上，即时效上；还要体现在质上，即方向上。也就是价值应在适当的时间、流向适当的经济主体，这种质的判断标准体现伦理精神，更体现总体的长远的经济效率。

早期人类社会时期，价值运动的载体只有一种形态即商品(包括产品)，其运动形式是原始的商品生产以及原始的物物交换和以实物商品进行的单方面转移及信用。货币产生以后，成为另一种价值运动载体，物物交换演进成为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换。货币不仅作为媒介，极大地促进了商品交换进而也促进了商品生产，货币本身也独立地承载着价值运动的使命。自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过程的实质是扩大的、无限循环的价值运动过程，由商品和货币两大类价值载体来具体完成，经济绩效取决于价值运动效率。

三、对经济学内涵分析的理论回顾

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萨伊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科学。其目的和任务就是揭示财富的由来和获取方法。他说：“（政治经济学是）阐述财富的科学”，它“阐明财富是怎样生产、分配与消费的”。①财富的生产、分配与消费的过程，就是“效用”的产生和功能实现的过程，也就是人类的物质生活过程，萨伊指出的生产、分配、消费等环节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构成。

约翰·穆勒在他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绪论中总结道：“……(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主题在各个时代却必然是人类所主要关心的事情之一，……这个主题就是财富。政治经济学家们声称是讲授或研究财富的性质及生产和分配规律的，包括直接或间接地研究使人类或人类社会顺利或不顺利地追求人类欲望的这一普遍对象的一切因素所起的作用”。

历史学派奠基人，德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罗雪尔对政治经济学的论述更加直白、明了，他说：“国民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照我们的理解是一门论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诸规律的科学”。它“主要地是论述各国的物质利益。它研究一国人民的各种欲望，特别是衣食燃料、居住以及两性间的天性等等欲望如何可以得到满足；这些欲望的满足如何影响总体的国民生活，并反过来，它们如何为国民生活所影响”。②

马歇尔把政治经济学改称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应该是超政治的关于社会经济生活的纯科学，他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经济学一方面是一门研究财富的科学；另一方面，也是研究人类在社会中的活动的社会科学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研究人类满足欲望的种种努力，然只以这种努力和欲望能用财富或它的一般代表—即货币—来衡量为限”。③马歇尔对经济学的论述与传统古典经济学基本相同，并对具有经济意义的满足欲望行为作了界定，使经济学有了一个明确的范畴。

自凯恩斯始，经济学的定义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凯恩斯指出：“大部分论价值与生产之作，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如何把定量的资源分配于各种用途；二设雇用之资源适为此量，则各资源之相对报酬以及产品之相对价值如何决定”①。在此基础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家们给出了他们的经济学定义，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人。……经济学的精髓在于承认稀缺性的现实存在，并研究一个社会如何进行组织，以便最有效率的利用资源。”②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定义是凯恩斯的定义的升华。他明确提出了作为经济运行的重要约束条件：资源的稀缺性。其定义的核心内容是稀缺资源的配置。而并没有提及“效用”“价值”“财富”等字眼。然而作为“稀缺资源配置”的目的或结果还得归于效用的增加或福利的扩大上，而这种定义的特征似乎更注重现实最终目的方法或过程。

通过对以上引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多以财富为其核心，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则侧重“稀缺资源的配置”，然而究其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创造或获取“效用”使人类“生存”或“生存的更好”，只不过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学重心更侧重于完成目的的方法。

四、对经济学内涵的新认识：分配的学问

通过前面的理论回顾，我们发现有一个问题被忽略、被模糊了，或者说被错误地认识了。这个问题就是：经济学研究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吗？

可以肯定的是经济过程一定是包含生产和消费环节的，因此，经济学看起来理所当然地应该研究生产和消费。然而，答案是否定的，经济学从来没有包含过生产和消费的内容，而且，也没有这个可能，有关生产的技术、工艺、管理以及消费方式问题完全是其他方面学问所研究的内容而与经济学无关。

经济学并不研究生产问题，例如，工业、农业的经营、技术、工艺、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经济学也不研究消费的具体过程、消费方式等。经济学对这两个方面的涉及只停留在量的层面上，即经济学只需要了解或研究生产的量和消费的量，生产量说明了效用的产出量，消费量说明了效用的消耗。这些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和目的，

虽然很多古典经济学家们都声称或认同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学问这样的观点，然而，在他们的著作中有关生产部分的阐述都是在分析生产的条件，如资本、劳动等因素，并没有分析生产过程本身，而资本、劳动等要素的分析还应归属于交换和分配问题的范畴之内。再如，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似乎是一个研究生产的理论，但是，其理论中的再生产过程由价值的积累、价值的创造、价值的实现、价值的分配、价值的补偿等环节组成，并不仅仅是个单纯的生产过程，而几乎包括整个经济过程，只是其中的价值创造环节与生产密切相关。

当今主流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学内涵的普遍观点是资源配置，资源配置的具体方式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所谓资源配制其具体方式就是分配和交换。不管经济学家们是如何宣称的，古今中外的经济学著作都是在研究交换和分配。因此，经济学是研究交换和分配的学问。至于资源的稀缺性，是约束条件。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学的意义在于研究和分析在价值转移过程中或者在狭义的价值运动过程中——即交换和分配过程，使效用最大化的方法，从而维持人类的生存或生存方式。

如果经济学是研究交换和分配的学问，那么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同我们前面所分析的狭义的“价值运动”完全吻合。所以也可以这样定义：经济学是研究价值运动的学问。在此，“价值运动”、“资源配置”和“交换和分配”的内涵是统一的。在这一范畴中，价值运动的背景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交易，包括经济意义上的所有交易行为；其二是借贷行为；其三是单方面转移，主要是指赠予、捐税等行为。无论价值载体是商品还是货币，其运动的背景都不外乎上述三个方面。我们名之为经济过程中价值运动的“三大背景”。

“三大背景”也是资源配置的具体方式，资源配置的具体方式也仅限于交易、借贷和单方面转移而无其他。同时，“三大背景”也可以化解为交换和分配两项内容，因为，交易、借贷和单方面转移都最终实现分配或体现着分配的意义，而交易和借贷本身就是交换行为。

究其实质，交换也是分配的一种方式或途径，所以交易、借贷以及单方面转移这些行为在本质上都是分配行为，这样就可以得出结论：资源配置的方式是分配，经济过程价值运动（狭义）的方式是分配，而分配的具体方式是交易、借贷和单方面转移。最终，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学就是研究分配的学问，研究分配的来源、过程和结果。因此，经济学永远是政治经济学。

①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文版，59页，商务印书馆，1997。

②　马涛：《经济思想史教程》，19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③　马涛：《经济思想史教程》，19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④　马涛：《经济思想史教程》，35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⑤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文版，上卷，25页，商务印书馆，1997。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文版，上卷，26页，商务印书馆，1997。

②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文版，59页，商务印书馆，1982。

③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文版，354页，商务印书馆，1982。

④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文版，75-76页，商务印书馆，1982。

⑤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文版，60页，商务印书馆，1982。

①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一卷，50-51页，人民出版社，1975。

②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一卷，53页，人民出版社，1975。

③ 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文版，29页，商务印书馆，1997。

④ 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文版，60-61页，商务印书馆，1997。

⑤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文版，上卷，81页，商务印书馆，1997。

①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文版，上卷，81-82页，商务印书馆，1997。

①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文版，上卷，111页，商务印书馆，1997。

① 马淘：《经济思想史》，9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②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文版，21页，商务印书馆，1997。

③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文版，118页，商务印书馆，1997。

④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文版，上卷，74页，商务印书馆，1997。

⑤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文版，上卷，76页，商务印书馆，1997。

⑥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文版，上卷，77页，商务印书馆，1997。

⑦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中文版，下卷，10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文版，下卷，1页，商务印书馆，1997。

②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二卷，621页，人民出版社，1975。

③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中文版，68页，商务印书馆，1990。

①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文版，15页，商务印书馆，1982。

② 马淘：《经济思想史》，25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③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文版，上卷，69页，商务印书馆，1997。

①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文版，8页，商务印书馆，1988。

② 萨缪尔森：《经济学》，中文版，2页，华夏出版社、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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