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的科学。但是，在财富的竞技场上，经济学家并没有优势。经济学的功能一般认为是帮助人们了解、认识和解释世界，它实际上并不能为人们提供发家致富的妙计良方。积累财富所需要的也许是天分而不是知识，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不一定具备最杰出的经营能力。1997年，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因为期权定价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们经营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却面临破产。在积累财富的角逐中，成功的经济学家风毛麟角。
被杰文斯誉为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的理查德.坎蒂隆既是经济学天才又是经营天才。1716年，坎蒂隆以一个出色金融家的身份从伦敦来到巴黎，此时，他的同胞约翰.罗改革和重组法国金融体系的工程已经展开。约翰.罗的密西西比计划实施后，坎蒂隆与人合伙组建一家金融公司，从事股票投机。坎蒂隆预见到罗氏体系必然崩溃，但以他娴熟的经验和技巧，他有充分的把握抓住火中取栗的机会。坎蒂隆实际上做的是空头交易，在1720年股价暴跌的时候，他几天之内赚了250万里弗尔。在巴黎的大约200个银行家里，只有三四个幸免于难，他们的钱财大部分进入了坎蒂隆的口袋。坎蒂隆是在取得金融投机的成功并淡出经营活动之后才开始经济学研究的，因此，更有可能的是他的经济实践推动了他的经济学研究而不是相反。
大卫.李嘉图14岁就随其父参与交易所的经纪活动，熟练掌握了金融交易的技能。21岁时，李嘉图开始独立从事证券业务。19世纪初叶，拿破仑战争期间，政府大量发行公债筹措战款。开始竞标公债发行是李嘉图金融生涯的一个飞跃，应用他在金融界的威望和良好的政府关系，李嘉图和他的投资伙伴获得了1811年到1815年间几乎所有的政府公债发行任务。1815年6月14日，滑铁卢战役前4天，政府发行了最后一次也是最大一次的3600万英镑的公债。李嘉图和他的投资伙伴承担了发行任务。李嘉图还帮助马尔萨斯购买了5000英镑的公债。战争临近，胆怯的投资者纷纷清仓，马尔萨斯也要求李嘉图将他的债券卖出。在市场极度低迷的情况下，李嘉图一直持仓观望并乘低价大幅增仓。英国在滑铁卢战役中胜利的消息传来，政府公债价格飞涨，李嘉图立刻成为百万富翁。1793年，李嘉图开始独立经营时资产仅仅800英镑，而到他1814年退休时，已经达到160万英镑。作为金融奇才的李嘉图的成功与经济学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李嘉图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教育，更不用说经济学教育；而且，李嘉图对经济学产生兴趣并投身经济学研究是在他金融投机的成功之后。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19年8月开始他的投机事业时，已经是一个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和政务活动家。一开始，凯恩斯进行的是外汇期货交易。由于判断美元在一战后将呈现强势，于是他同时做美元的多头和欧洲货币的空头。开始时由于对形势判断准确，获利很丰厚。1920年初，形势逆转，美元呈现弱势，而欧洲货币表现强劲。凯恩斯的投资组合没有也来不及进行相应调整。5月下旬，损失惨重的凯恩斯在得到一位崇拜者提供的5000英镑的贷款后才免于破产。后来，凯恩斯转入商品和证券交易。到1937年因为健康原因退出金融投机时，凯恩斯的资产已达到50万英镑。凯恩斯的重要策略之一是长期投资。他一旦选定证券，决不会被短期的形势变化所左右。大危机之前，凯恩斯对形势的判断再次出现失误，但他乐观地相信股价下跌的趋势会停止，因为联邦储备局会尽其所能避免经济衰退。由于固执地持有，大危机期间，凯恩斯的组合损失严重。凯恩斯对未来总是充满信心，相信萧条终究会过去，1932年又乘股市最低迷的时机大量补进，从而保证了他在经济复苏后的巨大赢利。凯恩斯既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又是杰出的金融专家，他的经济学知识对他的投机活动会有一定影响，比如，正是考虑到人们投资或投机受心理冲动的影响，他得出了市场不稳定的结论，这对他确定投资策略会有一定帮助。但对这种影响不宜过高评价，凯恩斯在经济研究中强调“在长期，我们都不在人世”和实际投资过程中强调长期持有股票就是他经济学观念与投资观念之间冲突的一个例证。
财富在经济学家中的分布大体也呈正态，大多数经济学工作者的收益处于社会平均水平。所以，有了少数极端富裕的经济学家，也就有少数极端贫困的经济学家。由于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只有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家才能获得社会平均收益。对于非主流的经济学家来说，其学术供给成本太高或者学术需求很低，其收益率可能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因此，经济学家中的极端贫困者往往出现在非主流或反主流的经济学家中。李斯特、马克思和凡勃伦的穷困就属于这种情况。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古典经济学的怀疑者和批判者。李斯特的奋斗目标是推动德国在经济上的统一，这决定了他的经济学是服务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据说一个忽视自身利益的人连上帝也不会关照，因此，李斯特的一生串连着一系列的失败。1819年，由于组织旨在统一德国经济的全德工商联盟而受到迫害，李斯特被迫辞去蒂宾根大学教授职务，并被解除其他政府公职。1820年，担任市议员期间，由于提出激进的民主改革主张，被以“煽动闹事，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10个月监禁。1825年李斯特一家移民到了美国。他开始经营农场，还担任过报社编辑，并开办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媒矿。1832年，李斯特回到欧洲参与莱比锡——德累斯顿铁路建设工程，他希望通过建立全国铁路系统推动德国经济的统一。但计划最终失败。1837年，李斯特在美国的矿山破产了，李斯特陷入生活困境中。尽管他不断努力，仍然不能在他的祖国找到一份固定职业。李斯特被迫流亡法国。法国梯也尔政府曾邀请他担任铁路建设和贸易政策方面的要职，但由于法国对德国的侵略性态度，李斯特拒绝了，主要靠给报社撰稿牟取微薄的收入。俄国财政部长曾经聘请他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以推行他的“国民体系”，李斯特因为俄国实行专制的沙皇制度而拒绝了。1841年，李斯特曾经被委任为《莱茵报》主编，由于健康原因未能成行。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这对力主贸易保护主义的李斯特是一个打击。随后，李斯特提出建立英德联盟的计划没有被理彩，而他参与德国关税同盟工作的愿望也一直得不到实现。一直身体健壮的李斯特此时明显衰老了，他已经无法忍受肉体和精神上的挫折。李斯特看不到个人和国家的前途，加上疾病缠身和生活困顿，他陷入了绝望。在给朋友的信中，李斯特说：“我如果没有写作所得的收入，就只能靠妻子的财产（我是什么也没有）糊口度日了。可是，这些收入和财产也不足以维系妻子和孩子们的生活，我几乎陷入了绝境。”[1]1846年11月30日，李斯特在一个小镇开枪自杀，结束了57岁的生命。李斯特的不得志固然在于他的不妥协，更在于他的时代背景。特定时代总有其特定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李斯特的悲剧在于他的思想不仅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也超越了他所在的阶级。在李斯特这里，成为他谋生障碍不是经济学，而是他的经济学与时代的冲突。
马克思强调物质利益对人们经济关系甚至对一切社会关系的决定作用，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看成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力。但是，在实现自身物质福利方面，马克思并不成功。当然，根本的原因在于，这并不是马克思的追求。马克思的前半生一直处于颠沛流离当中。1842年，大学毕业的马克思担任了具有左翼倾向的《莱茵报》的编辑。正是在此期间出于对穷人利益的关心，出于为穷人利益辩护的需要，马克思才开始经济学研究。一年后，该报由于观点激进被普鲁士当局查封，马克思失去他毕生唯一的一个正式职业。在1844年发表了《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后，马克思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1845年由于其政治观点，马克思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移居布鲁塞尔。1848年革命开始后，马克思又被逐出比利时，先去法国，后又去科隆。1849年流亡到伦敦。在伦敦，马克思一家经常处于极度贫困当中。马克思经常一文不名，而且有极少工作机会。他的工作主要是给纽约每日论坛和其他报纸当兼职记者，收入极不稳定。而且，为了他的政治信仰，马克思顽固地拒绝变得“实际”。“马克思为了家人能够生存下去，典当了所有的东西——家族银器、亚麻布，甚至孩子的衣服。”[2]据一个普鲁士政治间谍1853年的报告：“马克思住在伦敦条件最差因而也是最便宜的住处……所有的东西都是坏的、粗糙的、破烂的；所有的东西都蒙着一指厚的灰尘；所有地方都是最杂乱的。”[3]极度的贫困伴随着疾病，他的7个孩子只有两个幸存下来。“马克思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病痛中渡过，他一直被慢性疾病困扰——哮喘时常发作。头痛持续不断，喉咙细菌感染，常患流行感冒，他还患有风湿病、支气管炎、牙痛、肝痛、眼部发炎、喉炎和失眠。他的疖子和痈病过于严重，以致于他晚年时全身上下都是疤痕。燕妮去世时，他连葬礼都无法参加。”[4]1883年3月17日，马克思在贫困和疾病中去世，没有留下遗嘱和遗产。——说马克思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是不对的，虽然经济学没有给他带来物质财富，却给他带来了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洞见。他的使命是拯救整个世界而不是他自己。物质生活的穷困并没有束缚他探索的步伐。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马克思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卓越的研究极大丰富了经济思想，拓宽了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提供了深刻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这一切，是他留给经济思想史的宝贵财富。
出身贫寒的托尔斯坦.凡勃伦对财富没有任何热情，相反，他是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辛辣的嘲弄者。他曾经仿效普鲁东“财产即为偷窃”的著名论断，称私人财产只是“成功突袭获得的战利品”，对财富的追求是一种“掠夺的本能”。当然，这样的人也不可能得到财富的亲睐。青年时代，凡勃伦曾经辗转在卡尔顿大学、莫诺纳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1884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由于当时大学中的专职哲学教师通常从神学学生中挑选，没能获得学术职位的凡勃伦以失败者的身份回到家乡。在此后的7年中，凡勃伦一直处于失业状态，先靠家里养活，后又靠岳父周济。由于研究哲学的前景暗淡，凡勃伦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经济学，开始其职业经济学家的生涯。一年后进入芝加哥大学任教。凡勃伦本来就对世俗的成功抱有鄙视的态度，自然，经济学也没有给他带来世俗的成功。由于其特立独行的个性及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毫不妥协的态度，被陶西格称为“所有经济学家中最接近天才”的凡勃伦很难在一所大学呆太长时间，离开芝加哥大学后又先后去了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密苏里洲立大学、新社会研究学院。凡勃伦以行为怪异而著称，比如邋遢的穿着、粗陋的家居陈设，这其实一方面体现的是他对资本主义物质进步的嘲弄，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他生活的窘困。退休的凡勃伦生活更加穷困，靠学生的资助生活，抽劣质的烟草，住简陋的房屋。“他变成孤单一人并被世人所忽视。他的经济状况岌岌可危。恶劣的健康状况和心理状态的不平静，不断烦扰着他的晚年生活。”[5]凡勃伦准确地预测到了大危机的到来，但他已经不能承受危机的打击。在大危机到来前的1929年8月3日离开了人世。当然，凡勃伦也许并不以为他窘困的物质生活是一种痛苦。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牛虻，追求的也许是从嘲弄中得到的快感。
经济学家的财富故事并不比其他领域的财富故事诱人，甚至更使人沮丧。一个软件工程师可以凭借其知识和技巧致富；一个商人可以利用其长期积累的人际关系和灵敏的嗅觉发财。在我们成功经济学家的财富故事中，他们凭借的却不是经济学知识而是投机的天分。经济学的基本功能是解释世界。它既不能为人们提供致富的技巧，也不必为经济学工作者的富裕或贫困承担责任。当然，作为一种职业，如果其存在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如果存在一个竞争的流动性的职业市场，经济学工作者应该获得平均收益。但是，指望通过掌握经济学而发财致富则是不现实或者是过于现实了。当经济学成为显学之后，“著名经济学家”确实有着更多的机会参与政策制定或政策咨询从而对资源配置发挥一定的指导作用，甚至可以应用其经济学家的声望或社会地位牟取远高于社会平均收益率的个人利益（我们的经济学家利用资本市场积累财富的速度和效率不知道要比李嘉图和凯恩斯高出多少倍，在市场化改革短短十几年历史的20世纪90年代，我们最富裕的经济学家已经积累了数以亿计的资产），但在这里发挥作用的其实不是经济学知识。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几率何其微小，而且，要像我们某些“著名经济学家”那样发家致富，你还得忍受经济学良知的鞭挞。
对于经济学家，尤其是理论工作者，安于清贫可能是保持心灵和学术纯洁的一个选择。作为理论工作者，一旦将经济学作为发家致富的手段——这实际上否定了经济学的基本功能，可能会离财富更近，更有可能离学术和真理更远。如斯密所说的，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心灵的平静。只有在平静的心态下，才能获得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更深入的认识。我们固然会钦佩李嘉图、凯恩斯等人在经济学和财富积累上的双重成功，但他们所具有并不是平均分配于每个人的天分。对于一个致力于知识进步和人类发展的经济学家，即使没有物质财富的积累，甚至是像李斯特、马克思、凡勃伦那样穷困，也是值得钦佩和赞赏的。
[1] 转引自张世明主编：《人类文化遗产宝库》（第四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P2142——2143
[2] 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中文版，马春文等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144
[3] 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中文版，马春文等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144
[4] 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中文版，马春文等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147
[5] 威廉.布雷特、罗杰.L.兰塞姆：《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中文版，孙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