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虽然从孔子、孟子等先秦原始儒学到以朱熹、王阳明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儒家文化经过发展、演变，各时期的儒学各有特色，但是孔子都是他们认同的始祖，“四书五经”是他们言行思想的圭臬，“内圣外王”是儒学追求的理想境界，“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是儒学实践的基本方式，“万物感应”，以天道证人道, 观物取辨是儒学认识思维的基本过程，社会的道德、伦理、政治问题是儒学关注、研究的基本内容。儒家文化这种核心内容的形成是和中国封建社会家国一体的宗法君主专制的结构，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相适合。所以，传统儒家文化才能在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占据社会思想的主导地位。传统儒家文化对我国民营科技园区企业科技创新的负面影响表现在：
1．儒家文化中的农本意识造成我国现代科技创新主体的分散化
自春秋战国以来, 中国封建社会就一直是以自给自足式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为主的。儒家虽然一般地排斥对科技的研究,但他们从皇权神授、三纲政治秩序的需要出发,为了观物取辨,证明儒学政治秩序的合理性,他们也关注农医天算四门实用科学。 以农为本,工商为末,崇本抑末的治国思想使儒学关注农学的发展。历代官修、私修农书不绝, 数量众多。 这种农耕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人们的土地情结十分严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保持不变,拒绝变化。它历久因袭,影响深远,形成了一种社会生产、生活、思想僵化的传统,人们习惯了自我封闭,安于现状。这些传统的人格特征至今在我们的国人身上体现着。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我国现代科技创新精神不足,科研人员和企业之间缺乏交流,各自封闭, 各行其事。 一方面,企业得不到科研人员的智力支持；另一方面,科研人员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低。 据统计,目前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达50%左右, 而我国只有6%-8% 。排在世界前500名的大公司中有很多与著名高校联合,形成产学研一体化。而我国目前企业科技创新机制还很不健全,企业创新能力弱, 企业创新所需的各种功能和要素被分割在其他社会组织手中。造成这种现象固然与制度有关,但与传统儒家的农耕文化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2.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中庸之道造成民营科技园区企业科技创新动力不足
孔子认为：“中庸,天下之正理”,朱熹解释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 平常也”。中庸之道作为儒家思想的理论内核,从积极方面讲它反映了人们反对激进,不走极端,追求和谐的思想。但中庸之道以“中和”为准则,主张维持现状、否定变化等思想却给我国民营科技园区企业的科技创新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众所周知,企业搞科技创新具有不确定性特征,有很大的风险。一旦成功,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将大大提高；一旦失败,风险性就很高了。正是由于企业科技创新的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深受儒家中庸思想影响的企业家就因害怕担风险而放弃创新,宁愿搞一些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也不愿越雷池半步。这种安于现状、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思想在加入WTO后,许多企业中仍然存在。 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现在的工业企业有专门的科技开发机构的占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总数的30%,另有70%的大中型企业根本没有科技开发机构。我国工业企业科技开发的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只有1.28%,同 发达国家的6%相比有相当差距。我国新产品开发的费用只相当于全部工业投资额的6%。这样的资金投入比例,很难有多少适应市场、引导市场的新产品问世。
3．儒家文化倡导的价值取向制约民营科技园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的成长
科技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就高度强调企业家在创新中的作用。他认为,企业家是把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实现新组合的人,是能够意识到发明的未来潜能并敢于冒发明和创新风险的人, 即企业家是从事创新活动、实现创新价值和承担创新风险的人。而在儒家文化的价值体系构成中,将“义”当做最高的价值。在儒家看来,衡量客体对人的价值大小的标准, 即在于它满足人的需要的程度。而在人的所有需要中,物质利益与需要是低层次的,道德才处于最高的层次。基于这种认识,儒家对“义”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要求人们严格区分“义”与“利”的界限。儒家学者在义利之辨中都强调明辨义利,重义轻利,以义制利,轻商贱利。 儒家价值取向也是“读书为最高”,“学而优则仕”。 其中庸思想的核心“贵和”的价值取向,也是强调个人与他人、社会发生冲突时,要采取谦忍的态度,以群体利益至上的原则协调好各种人际关系。人和关系睦,家和万事兴,政和国家昌盛。儒家所强调的温和、调和、不激进的思想对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冒险意识的培养是不利的。企业家的成长需要一种特定的文化环境和价值取向。例如充分尊重人的个性,提倡个人奋斗拼搏精神、求实创新精神,树立机会平等的观念等。而我国有许多企业家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缺乏市场经济的锻炼,主要表现有经营能力、风险意识差, 缺乏冒险和创新精神等。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我国企业界由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再加上现有体制不健全等因素,造成了现代意义的企业家数量严重不足。据前几年在全国的抽样调查中显示: 我国国有企业的主要管理者中,92.2%是由主管部门任命的,其身份主要是企业负责人,而非职业化企业家。这对我国企业家的成长和科技创新更为不利。
由此可见, 民营科技园区企业科技创新必须冲破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制约,营造一种积极健康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人文环境。在迎接国际经济竞争的时代,我们更加迫切需要这样一种人文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