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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儒商的讨论，是基于经济活动中道德特别是商业道德作用的探讨。不少学者认为，儒商概念就是儒家思想与工商活动的结合，而儒家是讲究道德的，推崇儒商会使人们在工商业交易中讲究诚信，使经济生活有有序进行，因而把儒家道德作为从事工商活动的楷模。具体来说，儒家的精神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仁者爱人。这是孔子关于“仁”的最本质的概括，儒商精神要求现代企业应该把公众当作自己的服务对象，将公众利益作为公司发展的前提，作为决策的依据。“仁者爱人”精神在经济活动中主要表现在儒商要有自尊自爱的精神，而且向外产生利国利民的作用。儒商在经营过程中给人们提供就业和发展机会，关心员工，自己的经营有所获时又拿出一部分回报社会。儒商还应对所有生命负责，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毁灭地球上的众多生物，破坏环境，儒商应成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模范。二是以义制利。孔子主张，“君子义以为上”，将正义作为君子的最高行为标准。有人将儒家说成只要义不要利，而商人只要利不要义，互不相容，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儒家的以义制利将这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当“义”和“利”发生矛盾时，应该把“义”放在首位，不能取不义之财，不能为了个人私利而不顾社会的整体利益。儒家倡导在符合“义”的前提下去获取利，儒商行为要有利于人类社会，以社会公共利益为重。三是诚实守信。以诚为本方能有信用和信誉，诚信使一个人得到社会及大众的认可，立于不败之地，是一个工商业者获得成功的条件。
对此，我以为谬。儒商精神在克服和抵制假冒伪劣、行贿受贿、坑蒙拐骗、钱权交易等严重破坏经济发展和阻碍社会进步的不道德行为有积极意义，但不必大加提倡。
关于儒家有种种定义，主要有：儒商是以儒家理念为指导的、从事商品经营活动的商人；儒商是把“儒”和“商”相结合的“商”，即把“商”的职业和“儒”的伦理品种结合起来的市场经济的经济活动主体；儒商与一般商人最本质的区别就是非常重视商业道德，不义之财不取；儒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说，是指以儒家学说作为行为准则的商人。从广义说，是指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儒、道、墨、法、兵家之长的商人；儒商是指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有儒家道德观和价值取向的、有自强不息和勇于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儒商分为古代儒商和现代儒商，现代儒商是把“内圣”和“外王”有机结合起来，把传统美德和由市场经济滋生的新的道德观念有机结合起来，尊重人的价值，实行人格化管理的商人；儒商是把儒家的价值理想与市场运行本身的法则相结合，并能遵循指导市场活动行为法则的商人；儒商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观念的企业经营管理者。现代儒商应该是具有科技专长，同时又具有儒家价值理想的，即具有“士魂商才”的经营管理者；儒商就是以孔子倡导的儒家道德来规范自己商业行为，并进行内部管理的商人或经营者； 儒商是指有文化的、讲道德、善理财、会管理、创效益，并且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具有综合创新能力的商人或企业家。现代儒商还具有现代意识、区域意识、全球意识，还应该懂外语（最好是英语）和会使用电脑； 儒商是有道德、有文化、有国家社稷理想的商人。我以为，这些儒商的概念，多是学者们头脑中的臆造，没有或者很少有现实的基础，因而没有实质性的意义。这是因为，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社会成员是以士农工商为序排列，商业是等而下之的活动，极少没落的或平民式的知识分子从事商业活动，一般来说自尊心较强，轻易不采取不道德的行为，因此到近代有些人习惯上把知识分子人事商业活动并保留知识分子通常有的气质品质的人称为儒商。为了更好的理解“儒商”，我们可以对比“奸商”这个对应的词，于是我们知道儒商这个词就有了道德赞颂的意思。让人感觉到他是个好人、儒生、清高之人，自然不屑于与奸商为伍，不屑于沾染铜臭。值得指出的是，中外历史上儒与商都是对立的，商人的都是没有地位的。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商人在大多数古代文明当中都是奸诈小人的代名词，走到哪都是被讽刺对象，为什么，因为原始形态的商业确实有明显的投机取巧，巧利钻营的特征，就是现在我们看的小商小贩的形态，无非是低买高贵，投机倒把。虽然赚得了钱，却赚不来尊严。现代社会确立之后，商人的形象起码在西文发达国家里已经完全改观了，因为现代商业不仅形态完全改变了，复杂得多了，而且对社会的贡献也今非昔比，成了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力量，除此而外，现代商业经过几百年的历练，凝结出伟大的内在的精神实质来，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契约至上，顾客至上，质量第一，服务社会等等都成了谱世的价值观，这些精神实质早已超商业本身成为现代人为人处世的准则，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商人――从整体上说――获得普遍的尊重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儒商是一个道德上的赞颂，所对应的是具有现代气质的商人们，只是代表了有文化的商人，因为在现代，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没有先进的为人处世理念，他又怎么能成为商人呢？至于上述学者们所定的儒商，我国从来没有出现过。
在当代，以儒商作为经济活动的道德楷模，或作为经济伦理的核心要求并不合适。因为在儒家的学说中，最重要的讲知识分子的入，儒的入世的重要意义，也就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对君主（在儒家那里这是合二为一的）的责任感和忠诚之心。虽然它也把仁义道德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之一，但却始终将其置于国家需要君主需要之下。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应当道首先讲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讲法治精神，制定和遵守法律法规，然后才能讲经济伦理或商业道德，因为个人的道德水平对于商业行为再重要，也只是必要的辅助手段，不能作为主要手段。
我们来看一看新加坡，新加坡发展的经验之一就是以儒家的价值观统领经济，李光耀先生以此为荣，中国人也对此津津乐道。韩国总统金大中极为推崇民主社会和自由市场构架，指出“经济领域的这种新秩序要求确保有信息交流和从事创造活动的自由。而只有民主社会才能提供这种保障。”在当选总 统前，金大右与李光濯争论，并在当选之后，领导政府首先确立了自由市场体制，扭转群策行与财阀、政府与财阀的紧密联系，建立小型而服务高效的政府，将专制国家改造成民主国家，并采取各种措施，张仰个性，创造开放的文化，激发国民的创业豪情。正是这些作为最主要的原因 ，使韩国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至于李光耀先生，他在2000年于北京召开的21世纪论坛时的发言，通篇不讲儒家的价值观，而是讲如何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吴敬琏先生为此特别提出：“要请领导们注意李光耀先生的讲演，几十年行之有效的权威主义的这套东西，在新经济中必须改变了。”连李光耀先生都感到在经济信息化全球化的朝代，都不宜再高扬儒家的价值观，因为新加坡应对上个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方面表现出色，并非因为亚洲价值观之故，而是那种经济透明和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