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里把西欧扩张的根源归纳为以下几个原因：好战的基督教教义；新的智力水平的提升（人的自身意识苏醒）；扩展中的经济；技术的发展及新的商业技术的兴起等。
但我却认为，信用法治体系的确立才是欧洲经济扩展和政治军事扩张的基石。经济的扩展必须赖于保护产权的制度，而保护产权的制度则又必须赖于法治和信用体系的确立。为什么工业革命和商业革命都率先发生在近代欧洲，而不是当时经济总量和政治军事实力占据优势的穆斯林世界和中国呢？
或许17世纪中叶法国医生弗郎索瓦·伯尼埃在埃及、波斯和印度的感触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他在书中描绘：“农民、工匠或者商人受了伤害，却找不到一个能够倾听自己诉苦的对象，象法国那种能够制止残忍的压迫者胡作非为的杰出的君主、议会或地方法院的法官，在这里是根本不存在的。”“也没有什么能够鼓励人们去从事商业。经商者若取得成功，生活并不会过得更好，相反，只会激起附近暴君的贪欲；暴君手执权柄，老在伺机攫取任何人辛勤劳动的果实。”
在这样的体制下，没有人敢有钱，没有人敢投资，更没有人敢于暴露自己的财富，而宁愿装穷，宁愿把财富埋藏在地下。这样的经济当然是内敛式的，是近乎于停滞的，而非扩张式的。
在中国，由于政治上从商和从事手工技艺都是没有地位，甚至受歧视的，因此与穆斯林世界极其相似，想想我们的祖先不都是喜欢把金银珠宝埋藏在地下吗？根本上，还是在于我们原来的机制不能鼓励有资产的人进行投资，而为什么不愿意投资呢？关键还是在于没有那样一种法治信用体系来保护产权和财产权——因为当时基本上都是和官府做生意，而和他们交易当然不会有保障；退一步讲，即便不和他们做生意，因为官府权力的不受制约和“合法的伤害权”，财产照样没有保障。
政府不能保护产权，人民就无财产的安全感，就会挫伤创造财富的热情和进行投资的意愿，那么新技术的创新与发明就没有资金基础和回报可能，即便兴趣爱好使然，也不会应用到生产领域，就会甘愿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那么对整个社会而言也就无所谓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人的独立和社会扩张。想想古代中国的经济形态和它总量上的起伏、循环周期，也就能够明白封建官府的专制权力不能保护人民的产权时（如造反动乱时期）对经济的影响和制约。所以，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永远不可能发生在封建中国。
即便今天，这种制度上的缺憾仍然在限制我们经济的发展和扩张，我们很多人不还是怕露富，有些富人宁愿把钱存在银行，而不愿意进行投资——为什么，主要还是在于没有很好地保护产权，没有用法治确立起市场的信用体系——被坑蒙拐骗了或者被伤害了找不到补偿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