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7世纪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确立，为人们物质欲望的扩张打开了闸门，经济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意识的主流。各领域的杰出思想家和各行业的精英人士纷纷转入经济学研究，极大丰富了形成时期的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来源，为古典经济学的最后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中，原来从事医生职业的思想家如配第、洛克、魁奈，“特别在理论方面进行过研究并获得巨大成就”[1]。他们的从医经历对他们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一、配第：从医学教授到古典经济学的拓荒者
配第是古典经济学的拓荒者。他不仅在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并应用了经济学独立的研究方法——政治算术，而且，以他丰富的人生阅历为基础，广泛研究了社会经济生活中各个领域的问题，基本上确定了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和范围。
配第整个经济学研究工作的背景或起点，是他的医学经历。出身贫寒的威廉.配第对成功有着强烈的渴望。他是一个务实的冒险家、实业家和思想家，一生追求名誉和财富，能抓住一切机会使自己获得成功。1642年内战爆发后，配第看到了从事医学工作的远大前程，次年赴荷兰莱顿大学学习医学和解剖学。1645年，配第到巴黎继续学习和研究医学，其间结识了著名哲学家霍布斯并担任他的解剖学助手。1646年，第一次内战结束，配第回到英国，继续研修医学。1648年在牛津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650年成为解剖学教授。这时，配第不仅是英国学术界的一颗新星，而且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医生。据说，配第曾救活过一个因杀婴被处绞刑的妇女，并看护她恢复健康。此后不久，出现了一本《来自死者的消息》的小册子，盛赞配第向死亡和绞刑挑战的神奇力量。此书被怀疑是配第所写。借助在医学界的不断上升的名望，配第与上流人士有了广泛的交流，结识了后来的护国主——奥利弗.克伦威尔将军——的儿子亨利.克伦威尔。1651年亨利.克伦威尔被任命为驻爱尔兰英军总司令后，约配第同行。配第于是结束其学术生涯，前往担任英国驻爱尔兰军队总医官。为表彰配第的优异工作，克伦威尔任命配第担任报酬丰富的爱尔兰土地测量总监，使配第在13个月内获得9000英镑的收入。此后，通过土地投机，配第成为拥有5万英亩土地的大地主。1661年后，配第退出政界，主要从事经营活动和经济学研究工作。
配第的从医经历对其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并对经济学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具有重要的影响。首先，经济学研究本身不具有直接的生产性。研究活动的独立开展要求研究者具备独立的经济能力。正是从医为配第提供了进入上流社会的阶梯；正是进入上流社会并得到掌权者的赏识，配第才得以顺利地积累财富；正是积累了庞大的财富，配第的后半生才得以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专注于经济学研究。其次，作为古典经济学的拓荒者，配第的研究涉及当时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配第宽阔的研究视野是一个枯坐书房的学者达不到的。而配第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得力于他担任总医官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参与。最后，配第对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最杰出的贡献是提出并应用了经济学独立的研究方法——政治算术。政治算术实际上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实证主义成为自然科学的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标准之前，配第就是一位实证主义者。”[2]配第能够发明和应用这一方法，与他年轻时担任经验主义哲学家霍布斯的解剖学助手从而受到其哲学思想的熏陶有关，更与他作为一个出色的医生擅长试验、观察和归纳分析有关。政治算术体现了配第研究方法方面的科学和技术兴趣。据说配第还是“小巧机械的伟大发明家”，甚至被认为是抽水马桶的发明人[3]。显然，配第的这种科学兴趣是他长期医学经历的副产品。
二、约翰.洛克：从私人医生到经济学哲学的奠基者
约翰.洛克以政治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著称于世。在经济学发展历史上，洛克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和苦乐主义动机论形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不论作为政治哲学家、心理学家还是经济学家，洛克的思想都打上了他的医学经历的烙印。
1652年，20岁的洛克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文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讲授自然法。其间结识化学家玻义耳，经过长期交流，洛克增强了对自然哲学的兴趣，并成为实验科学方法的热情支持者。此前，洛克曾经学习过医学，虽然没有取得医学学位，但掌握了高超的医术。由于成功地给当时的财政大臣、辉格党领袖莎夫茨伯里勋爵进行过治疗，得到了后者的赏识。1667年，莎夫茨伯里勋爵出任财政大臣，聘请洛克担任私人医生兼秘书。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为了配合财政大臣的工作，洛克开始关注和研究经济问题。1675年，莎夫茨伯里失势，被免除公职，洛克回到学校拿到了医学学士学位。1682年莎夫茨伯里参与反对王室的活动，在密谋败露后逃亡到荷兰。洛克担心受到牵连，于次年也逃往荷兰，其国内财产被剥夺。次年莎夫茨伯里去世。洛克隐姓埋名，专心研究和著述，完成了包括《人类理智论》在内的多部重要著作。
从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来看，洛克的历史地位在于，其哲学思想为以后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一般说来，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都把培根和霍布斯当作自己的哲学家，而后来洛克成为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哲学家’”。[4]洛克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奠定的哲学基础之一，是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洛克被称为“英国经验主义之父”，是这一学说的完成者。在洛克看来，人的思维本是一张白纸，不存在天赋的理性或知识。人通过感觉而形成经验，通过经验而形成知识，从而填充了白纸。洛克为古典经济学奠定的更重要的哲学基础在于他所提出的心理学上的享乐主义。作为现代经济学两个基本假设之一的 “经济人”假设在一定意义上是苦乐主义哲学的一种应用。苦乐主义主张人的行为动机是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现代经济学一般把边沁作为苦乐主义的创始人。但是，边沁的苦乐主义观念直接来源于洛克。在洛克看来，人类的行为目的是追求幸福，而幸福意味着欲望的满足，而欲望的满足在于对快乐的追求和对痛苦的避免。追求幸福和避免痛苦决定人们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洛克关于经验主义和苦乐主义的上述认识，显然与其作为医生对人的心理活动的关注和研究有着直接的联系，甚至可以认为是其医学理念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自然延伸。
三、魁奈：从外科医生到重农学派创始人
在他的时代，魁奈以卓越的外科医术著名。当晚年转向经济学研究后，他创立了法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学流派——重农学派。在魁奈的外科医生经历和经济学家经历中，有着及其重要的内在联系。
魁奈年轻时就立志成为一名医生。16岁时，在一家外科医生诊所做学徒,同时在巴黎大学研究医学。1716年，24岁的魁奈已经学成，自己开业做外科医生。不久，魁奈高超的医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声誉不断提高，吸引很多知名人士前往就诊。1730年，魁奈发表了医学论文《放血效果的观察》，受到医学界的重视，被聘为巴黎外科医生学会常任秘书。1736年发表了《动物经济论》，论述生理学的哲学基础。1745年，55岁的魁奈作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外科医生，被任命为国王路易十五的宠姬庞巴杜夫人的私人医生，住进了凡尔赛宫。1752年，因为治愈王太子的痘疮有功，魁奈被任命为路易十五的御医。由于其医学上的成就和治疗国王及王太子疾病的功劳，魁奈被封为贵族。魁奈居住凡尔赛宫以后，有更多机会同思想家们交谈，从中了解和把握法国的社会经济情况。当时，法国因为实施柯尔培尔重商主义政策，经济问题十分严重；约翰.罗货币改革计划的失败，更使法国经济雪上加霜。国家的财政经济问题成为这一时期人们谈论的焦点。正是与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如古尔内、杜尔哥、狄德罗等的交流中，魁奈形成了自己重农主义的思想体系。1756年，魁奈在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上发表《农民论》，次年又发表《谷物论》，标志着魁奈经济学生涯的开始。魁奈利用他创立的完整的重农主义的经济理论，利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团结了一批门徒和追随者，形成一个紧密的学术团体,史称“重农学派”。
魁奈的外科医生经历对其经济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的学术追求及深刻的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医生，魁奈的思想受到哈维和牛顿的重要影响。1628年，哈维在《心血运动论》中提出“血液循环理论”，解释了血液循环与人体系统和谐运转的关系。 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揭示了宇宙万物在运动、引力、能量守衡的自然法则作用下达到均衡的机制。魁奈1736年发表的《动物经济论》，实质上是应用哈维和牛顿的理论，阐述作为一个系统的人体在生理机制作用下的自发运转及自动平衡。由此，魁奈提出了他的“自然秩序”观念，作为他经济学说的哲学基础。进一步，魁奈认为，思想家的任务，就是寻找和建立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社会秩序，也就是要探索客观的经济规律。魁奈认为，为了认识支配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必须掌握人类全部经济活动的具体情况，并加以解剖分析。“我们只有说明组成经济机构有关的全部要素，才能达到了解最单纯的真理的目标。这样，最先必须熟悉这个再生产机构的全部过程。因而，这里的问题，是解剖这个机构，用解剖学来说明，它的一切部分，它的各部分的相互关系，及各部分相互作用的结果，以此来显示出这种机构的组织。”[5]魁奈还强调通过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取得对社会经济活动规律的认识的重要性，强调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对社会经济活动实际运行状况的分析为前提。“如果处在静寂的办公室，单凭幻想，来管理事物运行，取缔人民的经济行动，那就会以错误代替真理；结果必然会使整个秩序崩溃，因而很快地走上破灭的道路。……正象病人在家里，一切人都会认为自己是医生，同样在衰落的国家中，所有人都会根据思辨的逻辑方法，成为政治家和修整家。……只有一个原理将会取得胜利，其中只有以正确的和合理的计算为基础的原理才是符合真实的情况，重新建立起真理。”[6]可以看出，魁奈不仅将医学研究延展到经济学研究中，而且，他对经济问题的解释也离不开使用医学的形象的表述。魁奈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经济表》，更可以理解为是直接应用医学或者血液循环学理论解释社会总产品的分配问题；或者说，是将社会总产品的循环归结为人体的血液循环。
魁奈作为著名外科医生及皇室御医的身份对重农学派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魁奈是一位经济学天才，其思想非常深刻，但由于年龄的关系，他的表述比较晦涩。如果不是因为他作为著名外科医生和皇室御医的显贵身份，很难想象他能够将一批思想活跃的年轻学者团结在自己周围。而且，重农学派的理论在实质上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在当时言论实际上并不自由的背景下，如果没有皇室尤其是庞巴杜夫人的保护，很难想象重农学派能够定期聚会展开研究活动，很难想象他们能够公开发表言论，更不用说拥有自己的公开出版物以及向各国君主宣扬其政策主张。1760年，米拉波发表《赋税论》，对包税商进行抨击，并提出征收单一地租税的税制改革主张，就引起了包税商的强烈怨恨，结果被监禁。后来在庞巴杜夫人的干预下才得以释放。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熊彼特才说，正是庞巴杜夫人的保护，魁奈才能“在凡尔赛和巴黎的知识界活动中占居战略地位”，所以“永远值得经济学家们对这位贵夫人缅怀敬意。”[7]
17世纪以后，逐步摆脱神学束缚的自然科学研究讯速发展并且成就斐然。社会科学吸收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是其快速发展跟上时代步伐的要求。配第、洛克、魁奈等由医学转入经济学研究，反映着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理念向社会科学的渗透。当然，这也是经济问题在社会生活中重要性日益增强的表现。最先接受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并将其融入一般研究过程的古典经济学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中发展最讯速的部分。我们将利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叫作“技术路线”，而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叫作“文化路线”。在古典经济学形成时期，经济学最早接受了“技术路线”，这反映了古典经济学在其形成阶段就具有明确的“科学化”追求。但是，古典经济学的“技术路线”研究并没有排斥“文化路线”，两条路线是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两条腿。新古典以来，知识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强化了两条路线的分野，加上经济学“科学化”追求的强烈愿望，取得优势的“技术路线”日益排斥“文化路线”。“文化路线”最终沦为“非主流”。但是，由于涉及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的行为的复杂性，单纯的“技术路线”研究并不能对人的经济行为作出科学合理的全面解释，这导致“技术路线”解释力的下降。回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实现“技术路线”与“文化路线”的结合，可能是经济学获得新生的途径。
[1] 马克思语。“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是象霍布斯、洛克、休谟一类的哲学家，以及象托马斯·莫尔、坦普尔、萨利、德·维特、诺思、罗、范德林特、康替龙、富兰克林一类的实业家和政治家，而的，是象配第、巴尔本、曼德维尔、魁奈一类的医生。”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P712注
[2] 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罗伯特.F.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中文版，杨玉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56
[3]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中文版，晏智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P106
[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P448注（111）
[5] 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中文版，吴斐丹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244
[6] 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中文版，吴斐丹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288
[7]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中文版，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P3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