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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际势力提供宽松便利的舆论平台之余

 

关键词:舆论传播  话语平台  G20伦敦峰会  国际传媒业的接轨

 

G20峰会即将在伦敦开幕,CCTV经济频道又要派出庞大的记者团前往报道,偶像型的才华小生芮成刚又要对各国政要近距离接触,金融危机拉近了央视与国际的距离,俨然成为国际顶尖的传媒机构。

从华尔街金融风暴展开之后,CCTV几乎以跟世界同步的频率,把话筒直接给了外海的政客、学者、企业家与资本家。

本人很仰慕成刚的才华,每次成刚采访一些国外政要的时候,总是要忙里偷闲尽量抓住机会多听一会儿。甚至如果抓住每个机会去锻炼的话,大约自己的由于水平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很有些酸葡萄的怅然。

 

曾几何时,中国的电影,特别是抗日题材的影视剧,都用中式的日语,连表现日本人的气急败坏,都要用中国式的方式,什么“米西米西”、“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快快地”、“死拉死拉地”等等。而欧美等西方人士也都用舌头捋不直的方式说外语式中文,没有原文配画外音,更或者是没有任何中文字幕,当初只感觉这种翻译方法很有些别扭。

对那种表达方式,总是感觉不伦不类——怎么可以如此“丑化”我们的国际友人呢!

 

如今,很多小成本的数字电影,即使是脍炙人口的主旋律的影视剧(比如《亮剑》抗日的那段剧情)都完全是日语直接配音,下面打字幕的方式;其它小成本的影视剧就更堂而皇之地进行多语种演绎,俨然中国已经发展到举国都通晓多种外语的程度。

CCTV电视剧频道也在固定时间播出从海外引进的电视连续剧,而CCTV电影频道,更是拿出50%以上的时间播出海外电影,专门在每个星期推出两部原版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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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制作方并没有考虑太多舆论传播平台出让的问题,而仅仅是为了突出其国际化视角,同时也可以让那些水平比较高的观众在看影视剧的同时达到锻炼听力的效果。

连主旋律、国家级别的传媒平台都如此,更不要说地方类的“小媒体”了。

 

而在传媒领域,不管是节目的形式、内容、制作的细节、设备的精密程度、还是客户的层面甚至是资本运作的模式等各层面,我们一直都在加速与国际传媒业的接轨。

但这种接轨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比如选美,让人的生活丰富多彩的同时,心态也浮躁了起来,追求一夜成名,甚至纷纷放弃求学的机会,甚至从80后到90后,都在传播一种非主流的思想与生活方式,一种与前代人脱节甚至敌对的世界观。

再比如引进的海外大片,处处在刻画别的国家人民的善良,孤胆英雄的救世主的壮举,惩恶扬善的义举,相反揭露中国人的往往都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或者是臭名昭著的大恶人,不由得会对我们的同胞有一种不公正的印象。

又比如富豪榜从《福布斯》到胡润,在吸引人关注的眼球的同时,也形成了巨大的仇富心理,以及社会矛盾的对峙力量。那对中国就不单纯是经济伤害,而且是社会伤害了。

 

当我们把经营权转让给别人的时候,特别是经营业务被剥离拿到股市上去IPO的时候,即使内容的审批权依然在我们自己手中,内容审批都已经的名存实亡、流于形式了。毕竟媒体是难以保持其中立性的。

虽然形式上所说的内容需要被主管机构审批,但钱还是需要财团来提供。

毕竟对媒体而言,主管机构与出品人之间,一个是让你说话,另一个是让你有饭吃。

 

国际化的视角是应该的,是必然趋势,但过于强调朝国际化靠拢,无异于把传播阵地拱手相让。

国际主义的视角是有必要的,但过于尊重别人就会失去关注自己,关注外界的评价就容易丧失自己的观点。

当我们对西方人的指手画脚倍加追捧,当我们把老师的话当成圣旨,我们就失去了自己的灵魂,成为摄取我们灵魂的是魔鬼,那原本不是魔鬼的过错,更本质的是我们内心凛凛然而难以自持。

 

当我们把媒体平台与舆论喉舌拱手相让,别国的政客就要来传播他们的政治见解、阐述他们的政治主张,或者卖乖或者施加苦肉计来扩大他们的影响;资本家为自己的资本缩水而到处奔走央告,或者为了自己在投资领域的全身而退寻找新的买家,并把后来者套牢;投机商就更是成为一种传奇,不管是“金融鳄鱼”索罗斯还是理财传奇彼得林齐、巴菲特、罗杰斯,都成为投资行业的英雄;甚至成为国内散户与机构的风向标,在金融海啸爆发前,中国还在把资本证券化视为金融机构新的利益增长点,甚至贝尔斯登在破产前还在谋求在中信证券卖个好价钱。买办集团为进口大量的洋垃圾而从政府口袋里套取了大量的利益。

国际力量在中国从来没有如此强盛的话语权。

 

不管是政客、投机商;经济学家还是资本家;媒体评论人员甚至普通游客,我们的媒体都在给他们充分的空间发表自己的意见。政治与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都在朝中国渗透。

——也不单纯是渗透,而是大张旗鼓地入侵了。甚至那些买办集团、传教士集团、留学或者移民到海外的人群、那些在国内为跨国机构供职或者提供服务的人群,谁不是在为自己的一些私利而为跨国机构的利益奔走相告的?!

中央党校周天勇博士在其文章中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相当大部分,是控制在海外经商留学的高干子女配偶手中,十几年来不断跑出去的类似民运派的人也参与了越来越大量的进出口贸易。据有关报告披露,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一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六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子女已经超过百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有二十万人,再加上加入外国国籍的各种文化精英越来越多,活跃在国内政策咨询领域的各种知识精英也在积极为外资说话,所有这些利益已经不在国内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政策的选择,这是外资能够成功将中国经济殖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谎言说到1000遍,就会貌似真理;我们都知道“狼来了”的故事,更知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言论肯定是会对人的意识与思想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的。

难道我们一定要如此为新列强提供如此便利的舆论传播平台吗?

 

有网友在研究后指出:目前,有几家中国监管部门认可的评级公司,大多被外资“染指”。中诚信国际49%的股权于去年被穆迪收购,且双方约定只要中国政府同意,穆迪将实现控股;联合资信与惠誉的合资已进入正式程序;上海远东的控股股东现为外资金融机构;上海新世纪与标普的合资也正在洽谈中。大公国际成为“硕果仅存”的本土信用评级公司;安博尔坚决发展民族评级品牌的决心依然。

随着境外评级机构,对中国市场的不断渗透,已慢慢显露出对中国的金融话语权和资产定价权掌控的迹象。虽然目前尚没有足够的证据得出评级机构“直接操纵市场”的结论,但其一方面将中国银行信用定为“垃圾等级”,另一方面高调肯定海外投资者参股中国银行,有可能间接帮助投资银行谋取利益。

与此同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曾尖锐地指出,标准普尔、穆迪等评级机构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对中国外币主权以及中资在港上市企业进行评级,每次评级都会引起香港股市震荡,恒生指数单日下跌幅度曾达500点,类似一场“股灾”。媒体和专家学者,不要对世界三大评级机构恣意炒作和盲目追捧,不妨对境外评级机构设定市场准入制度,以培植本土民族信用评级机构的生根发牙的土壤。

 

相反,来自中国民间的声音,代表传统中国利益的草根阶层的诉求就会遭到冷遇。商务部专家、副研究员梅新育说,我们经常抱怨外资话语权过大,但外资过大的话语权是我们自己奉送的,它植根于对西方的盲目崇拜。

广东一位市政法委书记在解释为什么要让法院判决民工败诉时,竟然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就敢赤裸裸地说:“很简单,我这里民工多的是,引进外资却很难,不替外资说话替谁说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小平同志说的。”

当一股势力占据了媒体渠道,拥有了舆论喉舌与传播主动权,就会凭空增添许多力量。

无论如何,我们的媒体平台已经被官方与海外势力瓜分,或者是为海外势力提供坚定的支持,或者是沦落为御用喉舌,给民间与草根的声音留下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

这是受众对西方痴迷般的盲目崇拜的影响?是来自中央与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的意旨?还是关乎切身的发展空间还是养家糊口的饭碗?

失去了国际化标准之后是迷茫还是更沉重?

 

贾春宝

2009年3月23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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