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亚地区 东亚地区国家创新系统的制度失效



1.熟练劳动力和技术开发人员供应不足,相应的教育培训机构没有随着本国或地区经济技术地位的转换而及时调整自己的角色

在东亚地区,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各国或地区政府一向非常重视教育,并且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东亚地区的教育发展存在着两个根本的缺陷:一是强调学历教育而忽视职业技能的培养。二是高等教育机构不重视研究开发活动。这种做法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经济中缺乏熟练劳动力和有经验的工程师。这种情况在电子工业的发展中尤其突出。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研究,在东亚地区,只有日本和中国的台湾省拥有适当技能的技术人员,而在中国台湾省、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均存在缺乏熟练劳动力的问题。中国的工程师虽然受过良好教育,但缺乏实践经验,限制了他们的研究开发和产品设计能力。有资料表明,韩国大学雇佣了76%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但大学普遍缺乏充分的研究设施和资金以进行严肃的科学研究,大学在政府民用研究开发资金中所占的比例只有11%。另外,在经济赶超时期韩国政府非常重视中级管理人员、工程师以及技术人员的培训,从而促成了韩国技术学习的成功。但是,随着韩国越来越接近世界技术的前沿,技术学习的重点已经转向独立研究、产品设计以及市场开发等活动,而韩国的教育体系根本无法满足这些新的要求。因此,即使在目前高等教育仍然是韩国技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瓶颈。

2.东亚地区各经济体的知识基础狭窄

由于长期缺乏严肃的学术研究传统以及研究开发基础薄弱,东亚地区各经济体的知识基础普遍比较狭窄。这个问题虽然在短期内可以通过输入外国现成的科学技术设施与装备来解决,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是有限度的。以韩国为例,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削弱,产品的生命周期缩短,韩国不得不大幅度增加自己的研究开发支出,私营部门研究开发支出占总销售额的比重从1976年的0.36%提高到1995年的2.5%。尽管如此,1993年韩国的人均研究开发支出仍然只有176.2美元,远远落后于日本1992年的762.9美元和美国的540.9美元,韩国全国的年研究开发预算只相当于通用汽车公司研究开发预算的54%。就专利而言,从1980年到1996年间三星公司总共在美国注册了2310件专利,其中绝大部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注册的。按专利密集度(patent intensity,指每100万名居民中专利申请的件数)计算,韩国仍然远远落后于主要OECD国家。韩国的专利密集度只有10;而德国为180左右,日本为170,美国为140,英国和法国略低于100。有学者认为,尽管韩国在获得外部技术供应战略方面相当成熟,但在这些企业内部的创新组织却遵循着一种过时的集中研究开发模式,这与日本、美国和欧洲比较流行的研究开发分散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韩国尚且如此,其他东亚国家或地区知识基础的薄弱也就可想而知了。

3.政府在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中的作用失误

无疑,政府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决不意味着政府的所有决策都是正确无误的。比如说,韩国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投资于研究开发的支出很少,这既是因为它们可以通过进口外国先进机器和技术来迅速提高生产能力并扩大市场份额,也是因为企业之间进行的竞争主要是价格,而这又是建立在低劳动力成本、政府资源和与政府合同支持的基础之上的;持续的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利率对于研究开发支出起着强有力的逆反作用:它们驱使着投资进入房地产投机而不是高风险的研究开发领域;政府的产业促进政策侧重于数量目标而忽略产业升级。企业获得的政府支持是以其出口量为基础的,与它们的资本与劳动生产率、附加值以及技术等无关。在日本,政府对于产业技术发展方向和速度的影响甚至更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之所以在进入信息时代方面进展迟缓,在90年代进入了长期的停滞之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政府替代企业选择了技术开发的方向。比如说,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在研制开发高清晰度电视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日本政府认为这项工作应该以模拟技术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电子制造商响应这种观点并制造出高清晰度电视,而美国电视公司则绕开高清晰度电视而转向数字电视,从而将日本制造商远远地抛在了后边。1996年,日本互连网络固定用户增加了两倍,达到530万人,而个人计算机的销售增加了40%,达到近600万台。尽管增长迅速,日本的数字产品市场较之美国仍然要小许多。因此,许多人认为日本官僚机构的干扰和判断失误延误了日本涉足数字世界的步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东亚地区国家创新系统的制度失效主要是由于它们没有根据国家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而及时地进行角色转换所造成的。东亚地区各经济体的国家创新系统是在20世纪60-70年代为适应经济赶超的任务而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因而具有明显的赶超性质;但是,随着东亚地区产业技术水平的逐渐升级,国家创新系统的使命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因而客观上要求国家创新系统各组成部分的功能及时地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国际经济技术环境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高等教育机构仍然着眼于教学而不是研究开发活动,大学没有及时发展成为研究型大学;企业仍然沉迷于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而没有引进高水平的能够替代进口的自主产权性技术;政府不仅没有及时认识到国家创新系统使命的转变并及时进行功能调整,对于未来产业技术的发展方向缺乏清晰明确的判断,而是听任本国的经济转向房地产等投机产业,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泡沫化。凡此种种都反映出东亚地区国家创新体系的制度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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