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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施坚雅[i]的“基层市场共同体”假说为解释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思路。
施坚雅认为， “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隘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ii]单纯的村落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 构成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应该是以基层集镇为中心的基层市场共同体。“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iii]基层市场的首要功能是商品交易，它“满足了农民家庭所有的正常贸易需求: 家庭自产不自用的物品通常在那里出售, 家庭需用不自产的物品通常在那里购买。”[iv]
施坚雅强调基层市场社区的社会经济网络和文化形态对对塑造农民行为的作用；强调构成市场社区的村庄的文化的同质性。这里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其一，基层市场社区的社会经济网络和文化心态是如何形成的？其二，如果一个村庄不具有文化的同质性，其市场认同如何选择？笔者通过云南省东南部一个村庄和三个市场的关系，试图说明，在特殊的民族构成下，民族认同和民族文化对市场网络和市场文化的塑造可能具有重要的作用；一个村庄如果存在异质性的文化，人们可能会选择不同的基层市场。
二
岩村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山区村落。全村70多户人家，有30多户汉族，30来户阿乌人，10来户白彝人[vi]。阿乌和白彝都是彝族支系，有着某些相同的风俗，如正月初三的祭山、六月二十四的火把节，但又有着不同的语言、服饰和生产生活习惯。相对来讲，阿乌人的发展程度较高，除保持一些传统风俗外，生产生活方式已基本上汉化。青年一代大多数已经不能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服饰也失去了民族特色。白彝人解放前基本上还处于奴隶社会阶段，生产生活水平比较低。至少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大多数白彝家庭还保持着家庭手工纺织麻布做衣服的习惯。而且，白彝人之间的交往都是采用本民族语言。生活于同一村落的三个民族（严格来说，阿乌和白彝是同一个民族），有着不同的民族性格，一般来讲，汉族人比较精明，白彝人比较质朴，阿乌人介于两者之间。就对商品经济的参与程度而言，大体上，汉族人高于阿乌人，而阿乌人又高于白彝人。白彝人的社会交往很少进入汉族的网络，而阿乌人和汉族及白彝人之间基本上保持一种既不疏离也不亲近的态度。
岩村主要同三个基层市场发生联系。距离大约十五公里的东边的阿盈里街，大约同样距离的西边的三唐街（阿盈里、岩村和三唐从东到西几乎平行地排列），距离五公里的北面的旧寨街。阿盈里街是一个商业比较活跃的较大集市，该村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主体民族是阿乌人。阿盈里和岩村属于同一个乡，旧寨是乡政府所在地，该村主体民族是汉族，民间商业不是很活跃。当时商业活动的主体是供销社，其主要职能是收购部分农产品，出售基本消费品及少量农业生产资料。三唐街是邻乡的政府所在地，也是一个商业活动比较活跃的集市，主体民族是汉族。岩村是一个历史二百多年的移居村落。阿乌人主要来自东部以阿盈里为中心的阿乌人聚居区；白彝人主要来自旧寨以北的白彝人聚居区；汉族中的大部分来自以三唐为中心的汉族聚居区。这样的村民来源结构及不同民族的不同生产生活方式及民族认同要求决定了三个民族对基层市场社区的不同选择及不同市场对同一村落居民的不同功能。
阿乌人的祖籍大多在阿盈里。在岩村和阿盈里之间还有两个阿乌人的聚居村落木依和法土（这些村落可以理解为随着人口膨胀导致民族居落向外扩张的结果。）。这样，在中心村落（阿盈里）和边缘村落（岩村）之间存在一个连续的同民族村落系列，为中心村落和边缘村落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条纽带。尽管阿盈里商业繁盛，但由于距离较远，山路崎岖，从岩村到阿盈里赶街[vii]一天很难来回。因此，作为一个基层市场，阿盈里对岩村在商业活动上的意义不是很重要。除非是金额比较大的商品买卖，如牲口交易，岩村的阿乌人很少到阿盈里进行一般的日常交易。偶尔到阿盈里进行日常商品交易，其目的主要不是交易本身，而是探亲访友，亲戚联络。在这里，商品交换实际上是社会交往的副产品（由于距离过于遥远，日常交易由于成本过高而不合算。况且，亲戚和同族之间也存在“罕言利”的情况。）。尽管阿乌人汉化已经比较严重，但他们有着比较强烈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是通过宗族认同得到强化的，而阿盈里实际上是周围阿乌人宗族认同的核心。宗族之间的联系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实现：一是参加亲戚的婚丧嫁娶宴会（在这里，集市有着一个重要的功能：信息发布。一般来说，在一个集市上总有与事主亲戚同村或者邻村的人来赶街，所以，事主只需要在集市上留心找到这样的人就可以传递信息，而不需要每家亲戚都通知到。这里还有一个隐讳的潜规则：在集市上“不经意”地发布信息，即使亲戚不来也不丢面子。而得到通知的亲戚即使不来也可以找到借口。）；二是参加民族节日娱乐，如农历六月二十四火把节前后的摔跤活动（摔跤起初是一种单纯的民族民间娱乐活动，年景好的时候，由收成比较好的村落自发组织。主持摔跤的村落的各个家庭要为前来观看的人——亲戚或非亲戚，熟人或陌生人免费提供食宿。摔跤活动一般由白彝人和阿乌人聚居的村落轮流主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摔跤节往往与商品交易会相伴举行。民间娱乐有了更多的商业性质。）；三是联姻。当时，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还不普遍。阿乌人的结婚对象，主要是在以阿盈里为中心的几个阿乌人村落的阿乌人。实际上，以阿盈里街为中心的基层市场社区，既是一个阿乌人的社会经济网络，也是一个阿乌人的婚姻网络。通过婚姻，网络联系得到加强，同时其封闭性也得到强化。对于阿乌人来说，他们认同阿盈里街为自己的基层市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以阿盈里为中心的基层市场构成了一个宗族联系和情感联络的网络。阿盈里街对他们来说主要具有的并不是经济功能，他们在那里进行的经济活动往往是伴随非经济活动完成的而不是相反。
阿乌人的日常交易活动主要是通过旧寨街完成的[viii]。通过旧寨市场，村民们出售蔬菜、水果、家禽、山货，购买工业生产的生活用品，油盐酱醋，布匹服装，农业生产资料。当时的交易主要是在农民和乡政府“公家人”之间进行，农民向乡机关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出售农产品，从供销社购买生活必需品和农业生产资料。总的来看，旧寨街市场不是很繁荣，可能是交易活动受到邻近市场分流的原因所致。旧寨街对岩村的三个民族，具有差不多相同的经济功能。同时，由于旧寨是乡政府所在地，该集市还具有行政信息传递的功能，如政府会议通知往往采取通过委托赶街的人送口信的方式传递。当然，这个集市也是村民了解政策变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但对于白彝人来说，旧寨街所具有的不仅仅是经济功能。尽管旧寨街是一个汉族村落，但由于岩村的白彝人大多来自旧寨以北的白彝人聚居区，旧寨街实际上成为岩村白彝人与北部白彝人联络的一个中心地带。因此，旧寨街除了具有前述商品交易及行政信息传递等功能外，对白彝人还具有宗族联系、亲朋聚会等社会功能。实际上，白彝人的商品意识相对薄弱，对商品交易的参与程度比较低，这相对凸显了旧寨街对白彝人的非经济功能。但是，白彝人对旧寨街的基层市场认同程度并不高。岩村的白彝人选择旧寨街作为其基层市场其实是一种无奈。一方面，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白彝人不可能选择作为阿乌人基层市场的阿盈里作为自己的基层市场，也不能选择作为汉族人基层市场的三唐街作为自己的基层市场；另一方面，该地区的白彝人处于散居状态，没有形成基于自身文化和民族联系的基层市场，而以白彝人为主体的基层市场距离又非常遥远，远远超出了正常赶街的空间距离。所以，认同旧寨街作为基层市场是白彝人一种替代的选择。可能和基层市场的认同程度较低有关，岩村的白彝人有着更加强烈的家族观念，而对外则更加封闭；也可能与此有关，白彝人对结婚对象的选择往往超出基层市场社区。
汉族人的生产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商品化程度也比较高。部分家庭主要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部分从事比较专业化的经济作物生产，这些都有着明显的面向市场的特点，而且少数汉族家庭已专门从事商业活动（行商）。汉族选择三唐街作为自己的基层市场是自然的。在岩村与之发生联系的三个基层市场中，对汉族来说，选择阿盈里街有民族文化的障碍，旧寨街虽然距离较近，但市场不太活跃，交易规模不太。由于该村汉族主要来自以三唐为中心汉族聚居区，选择三唐街作为基层市场实际上具有文化认同的便利，而且，三唐街的交易规模比较大，有利于商业活动的展开。汉族人进入以三唐街为中心的基层市场体系，也进入相应社区社会经济网络，并分享了其中的社区文化。在结婚对象选择上，汉族人主要在从三唐街到该村的同一基层市场社区内选择。但汉族与其基层市场三唐街的关系同阿乌人与其基层市场阿盈里街不同。在后者，边缘村落与中心村落之间主要是一种社会关系，市场提供的主要是一种非经济功能，商业活动是嵌入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商业活动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完成其他社会活动的一个附带的过程。在前者，由于汉族人经济活动的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由于汉族人的民族意识不是很强，基层市场与其辐射村落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经济关系，市场提供的主要是一种经济功能，商业活动本身就是目的，其他社会交往往往成为实施商业活动的一种仪式或者手段。
三
通过以上对一个村庄与三个市场的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其一，基层市场社区是一个具有同质文化的社会经济共同体。施坚雅强调了基层市场社区作为一个文化载体对塑造社区共同生活方式，共同文化形态的作用。[ix]但是，如果我们不仅仅是把市场理解为商品交换场所，而是将其理解为社会关系整合的网络，那么，不仅基层市场在塑造社区农民文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反过来，社区内村民的宗族关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也对塑造社区交换网络的性质从而对塑造基层市场的性质及观念具有重要作用。考虑到市场及市场网络的形成，考虑到市场的基本功能，后者也许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我们上面的例子中，三个不同的基层市场社区性质和功能，是由基层市场与其辐射村落的关系决定的。
其二，市场的功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如果我们将交换理解为广义的交换，将由社会交换到经济交换的发展看成是理性进步推动的结果，即承认社会交换是人类交换的起点话，强调市场的非经济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甚至是我们理解市场形成的一个关键。
其三，在我们特殊的例子里，由于民族或者宗教或者其他历史或社会原因，一个村落可以存在不同形态的文化，处于文化认同及其他经济或非经济原因，不同的群体会选择进入不同的基层市场社区。这一范例进一步肯定了施坚雅关于基层市场倾向于文化同质性的观点。
[i] 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1925——），美国著名人类学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1964)、《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1979)等。
[ii]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P40
[iii]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P40
[iv]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P6
[v]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P46
[vi] 这里的资料来自笔者对二十多年前当地生活的回忆。
[vii] 在云南山区，集市称为“街”，到集市买卖商品或从事其他相关活动叫“赶街”。“赶”有由于交通不变，大部分时间耗费在路途上，在集市上的交易时间很短，需要抓紧时间的含义；也有相临集市在一周中不同时间开始，专业或相对专业的行商不断从一个集市赶到另外一个集市的含义。
[viii] 为什么阿乌人主要的商品交易通过旧寨街完成，还强调阿盈里才是阿乌人的基层市场？如果我们将交换不仅仅是理解为商品交换，而是理解社会交往关系的总和；从而，如果我们将市场不仅仅是理解为商品交换的场所，而是理解为整合社会关系的手段或途径。考虑到落后生产力条件下自给自足的经济特征，那么，商品交易本身在阿乌人的市场活动中并不占据重要的位置。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阿乌人的主要社会交换是通过阿盈里实现的。因此，阿乌人自然认同阿盈里为自己的基层市场。
[ix]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P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