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般来说，区域经济是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范围上的一种表现。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区域经济是一个相当专门的研究领域，而且对于区域经济的研究对象、表现特征、发展机制等方面的理解也是很不一样的。不过有一个事实是简单明了的。这就是说，由于不同地方的情况不同，发展的不平衡就突出地以区域为空间单元而显突出来；又由于这种不平衡的差异存在，每个人（特别是政府）都希望自己的地方能尽快发达起来，或者说，发展水平高的地方要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发展水平低的地方则想尽快赶上来，于是区域经济就在这种比较中格外受到重视，甚至就成了比较的标准。
上述事实表明，区域经济既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同时也是促进和提升一个地方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重要因素或方式。正因为如此，无论自觉与否，也不管出于什么考虑，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都是由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协调互动来支撑的，最近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更是明确指出，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之一。为此，本文在指出社会机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真实含义和重要作用的前提下，从战略角度分析了统筹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四个主要关系，即政策与生产力、社会一体化与经济活力、行政权力与政府服务、以及竞争与合作。
一、真实含义和重要作用
社会机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真实含义和重要作用，一方面是指区域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发展意义，另一方面则是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机制的相互作用。简扩地说，区域经济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构成部分，也可以（并应该）成为促进一个地方整体发展的有效方式；区域经济发展制约于一定的社会机制，同时也要求和影响着社会机制的变化和调整。对此可以从三个主要方面来说明。
1、区域经济和地区经济的关系
前面讲过，由于发展的不平衡，又由于各地都在比较中谋求自己的尽快发展和竞争优势，区域经济的问题就显得格外突出了。但是，区域经济并不等于地区经济。一般说来，区域经济中的区域（region）既指空间概念意义上的地域，也包含行政区划的意思，因此是指有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参与其中的某种经济活动机制。构成区域经济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的空间秩序、生产结构布局、地区差异及其关系、经济组织形式及相关决策等等，但这些因素的构成和互动在空间范围和联系规模方面不一定只局限一个行政区划单位（不论这个单位是国家还是国家内不同级别的行政区）。
至于地区经济，它可以具有区域经济的机制或功能，但主要表示某种空间概念。这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含义差异。比如territory，它既指一个地理范围，同时更表明这个地区的政治、法律以及权力所属，也即我们通常讲的领土、领地、领海。这种含义上的地区经济，主要是在不同主权或行政单位的区分上来使用的，比如说中国经济、英国经济，或者北京经济、上海经济等。地区（local）的另一个含义是指地方、本地、区位，意在突出某一地区的特征，比如用在表示不同地方的特征区别时，可以说南方经济、北方经济，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等。还有一个表示地区的词（area）基本上仅指空间范围，虽然可以赋予这个地区一些人为的政策规定，但这些规定比较专门或专指，而且在地理上是有较确定的范围局限的，比如各种经济开发区、保税区等。
从上可以看出，一个地方（不管是确定范围的行政区域还是跨行政区划的经济地域）的经济相对其它地区来讲当然就是一种区域经济；但是，区域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和机制，其空间规模和功能体现都不等同于、也都不局限于行政辖区这个范围的经济活动。相对来讲，地区经济和区域经济这两种含义前者主要指不同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后者主要指某种区域经济的功能机制；前者更多地指一个地方整体发展的经济状况，后者在反映自身运作特点的同时也可能成为促进一个地方整体发展的优化模式。因此，无论从区域经济在空间位置上总是处于一个（或若干）行政区划之中，还是从区域经济作为某一地方整体发展的一种优化模式来讲，它本身的构成就包括了社会机制的因素，而一定的社会机制更是区域经济发展绩效的关键制约。
2、发展区域经济的背景
关于区域经济的问题这些年来日益受到重视，除了市场运作的需要之外，这种重视还有其现实而紧迫的背景。就现实来讲，我们国家幅员广阔，自然资源分布不均，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特征差异明显，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格外突出。从共同富裕和整体文明进步的角度来讲，需要逐步减缓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但就争取发展的比较优势来讲，各地区、尤其是发展水平较高（或较发达）的地区又有着更大的竞争压力。事实上，各地的发展总是存在一个比较的参照。比如，我们都知道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很大，而且这种绝对差距仍在扩大，但是这两个地区的相对差距却呈现出变缓的趋势。1994年，东部地区的GDP占全国GDP的58.4%，但这个比重在1995年、1996年基本稳定，以后也没有再提高。这一方面表明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逐渐赶了上来，另一方面则表明东部地区也到了一个再度发展的新阶段。最明显的情况是，继珠江三角洲之后，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赶了上来，并有超过珠江三角洲的势头。
正是这种发展方面比较参照的存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另一个背景就是它的紧迫性。上面讲到东部和西部的情况，而同东、南部相比，北方的大城市经济发展就更显落后了，比如北京和天津的GDP加起来还没有上海多。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各地都在总结和探索区域经济的不同发展模式，大中城市更是从突破行政区划局限的角度，设法以区域经济的方式为本地区注入经济活力。比如，一些专家提出了各种“大北京”的发展构想，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吴良镛院士主持完成的建设部重要规划课题《京津冀地区城乡发展规划研究》。与此相类似，把北京、天津以及大连、烟台等大中城市作为重要构成部分的“环渤海经济区”的构想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北京市海淀区也在今年提出了建设“京津塘科技新干线”的设想和计划。
上述两个背景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从争取发展优势的战略来讲，区域经济特别需要有能够形成和促进其发展的社会机制。
3、作为自觉选择的区域经济
事实上，区域经济的运作总是和地区经济相互交叉、结合互动的，因此，建立合理有效的社会机制主要是针对当地和各地的各级政府而言的。很显然，虽然区域经济可以作为市场运作的一种形态自然地形成，但是就存在着行政区划这一客观现实来讲，政府的决策和行为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作为一种自觉选择，社会机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真实含义和重要作用，主要是由政府（为了地方的发展）和企业（为了自身的效益）的互动关系来体现的。由于下一部分将从四个主要关系对区域经济的社会机制做具体分析，此处仅就区域经济的自身要求指出其自觉选择的主要特点，或者说一个地方需要并愿意发展区域经济的主要利益根据。
其一是区域经济与地方政府发展的关系。
一个地方的发展有各种计划和规划，这些主要是以行政区划为地域单位来考虑的。区域经济则另有特点：一方面，区域经济的结构是以经济要素和运作机制为联系或支架的，因此并不局限于一定行政区划的空间和级别；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功能主要在于谋求某一或若干专门领域的经济活力。这种结构和功能的关系是动态的，如果结构局限于行政区划，功能发挥就受到局限；如果功能的实施在某一地区是平均分布或自然形成的，结构就难以形成区域优势。比如，一个地方有各种产业和行业，它们是自然形成的，就对它们在发展指标上的规定是各不相干的来讲，它们是平均分布的。区域经济的优势就在于重新配置这些自然形成或平均分布的资源，同时引进新的资源，以激发新的经济活力。这种重新配置当然涉及到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等运作机制，而这些资源更可以来自很多方面，比如资金、技术、人才、品牌、区位、劳动力、政策、文化等等，它们被集中在某一个地区并形成一定的规模，所以具有了区域的特征。由于这种结构与功能的动态关系，区域经济所调动、聚集和利用的诸经济因素不仅在结构上不局限于本地经济，而且其功能发挥也就可能比当地自然形成或平均分布的经济活动更具活力和优势。因此，发展区域经济就可能成为促进一个地方整体发展的有效方式。比如，如果要发展新型制造业，那么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就要考虑到这是有利于社会就业呢，还是在经济结构中增加一种较为稳定的产出效益因素呢？或者说，是以一般的方式保持行业的多样化呢，还是以区域经济的方式谋求某一经济或产业领域的优势呢？
其二是从优化经济结构的角度改善投资环境和发展环境。
这个问题看起来更多经济运作的性质，但是，由于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都需要投资，这方面的统筹协调就是一个绝对必要的自觉行为，受社会机制的影响也最为明显。由于区域经济的形成往往是资源重组和整合的过程，因此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但是，这种资金注入并不仅仅是企业运营的一般需要，也不在于某些优惠政策的吸引，而是经济活力导向的优化选择。换句话说，投资与否以及投资规模是由区域优势可能带来的高附加值所决定的。现在提到高附加值，往往就认为只有高新技术才能达到，其实，减少投资转移或进出带来的成本损失和风险压力，本身也是附加值的相对提高，而这恰恰是区域经济的一大优势。一般说来，经济学认为在竞争足够充分的条件下，市场交易会使商品的价格与其边际成本趋于一致。然而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因为它要满足一个条件，即投资在不同行业或项目上的转移或进出可以不花成本，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区域经济由于调动并利用了各种资源的优化组合，因此能够大大减少这种投资的转移或进出，也就是在某个地方建立起效益集聚和技术创新的中心，从而使区域成为某种相对稳定的经济特征。总之，不管是出于规模效应还是聚集象征，甚至是所谓的“扎堆儿”，区域经济本身就具有吸引和留住投资以及创新投资环境的功能（至少是相对优势）。如果一个地方有若干块这样的区域经济，并且由它们再构成更大的区域经济，那么投资环境的优化就不仅是整体发展环境的条件和要素，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有活力的发展环境。
其三是以区域经济的方式寻求和激发一个地方再发展的经济活力。
一个地方的经济并不等于区域经济，但从比较的意义来讲，区域经济的活力将是一个地方再度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新增形态。这样讲的道理很简单，一方面，除了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益优势之外，区域经济较少地区经济（即前面讲的自然形成或平均分布的经济）在行政条块和投资流向方面的局限；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区位构成（比如位于一个地方的若干区域经济）可以对周边的经济产生带动和辐射作用。在此，作为一个地方再度发展的必然要求，激发经济活力是指以区域经济的方式来培育高效益企业，增加经济总量；而所谓新增形态，则是以一种动态的方式，为本地区不同条件或水平的产业、行业、企业提供适合自己发展的机会。显然，这种新增形态的发展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诸如混合经济体制的有效互补、生产和工作形态的丰富多样，繁荣程度的快速提高、以及科技推广的影响等因素，都会从不同方面对社会运作的机制变化与调整产生不同程度的要求和影响。
二、四种主要关系的分析
从上可以看出，我们所讲的社会机制，既是针对区域经济本身的发展需要、也是针对区域经济作为一种优化模式对一个地方整体发展的作用而言的。从这两方面的结合来讲，所谓统筹区域经济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能够使区域经济和一个地方整体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政策、机制、功能和要求。在区域经济的社会运作机制层面上讲，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下述四个主要关系，而这四个方面也具体体现了社会机制在促进、保障和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和意义。
1、政策与生产力
政策对生产力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改革开放的历程一再表明，每一次经济发展都是由从思想解放到体制改革的各项政策来启动和推进的。这种情况使人们养成了一种习惯，即向上面要政策。事实上，各级政府和企业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能够让上面给它们什么特殊政策，而这种要求在区域经济的发展方面尤为突出。
政策的“特殊”主要有两个意思。其一是说其它地方或行业可能没有这种政策，因此对本地区或本行业来讲就是一种特殊；另一是说，某项政策尽管是合理的，但还没有出台或者还没有普遍实施，因此某一地区如果率先或较早使用了这个政策，就可以比别人先走一步（比如各地都希望自己能在某些发展方面作为试点，大抵就是出于这种考虑）。这两个意思合到一起表明，所谓特殊政策的含义其实就是以各种人为方式所提供的合法竞争优势。
从功能转换的意义上讲，政策也是生产力。各种区域经济的一个共同特点的确在于，各地适用的政策（不管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政策）实际上是不尽一样的，至少实施的实效是不一样的。这一特点的合理性（或必然性）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政策本身具有普遍性，国家对整体发展更有轻重缓急和协调统筹的考虑；其二，不同地区的条件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很不一样的。然而正因为如此，特殊政策的一个局限性恰恰在于它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珠江三角洲现在不如长江三角洲发展势头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那里较早获得的政策优势已逐渐丧失。
因此，从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角度来讲，更重要的不是特殊政策，而是政策的敏感性和灵活性。具体来说，目前更需要的是建立一套能够适应、保障和促成区域经济发展活力的政策机制。前面讲过，政策本身就是区域经济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不仅仅是设置一些特殊政策，更不是依赖这些特殊政策，而是借助政策来不断创制激发和聚集区域经济活力的各种结点。比如江苏的华西，不管其建制曾经是大队、村还是镇，也无论政策怎么变化（比如人民公社体制、学大寨运动、改革开放、乡镇企业、股份制改造等等），总之都是走在全国经济发展的前列。这里就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个问题是，要善于正确理解和合理运用现有的政策，并且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创制新政策；另一个问题是针对某一发展模式（比如区域经济）的自身规律建立常规机制。又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经济都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试点”，而现在发展区域经济又需要发挥强强联合的优势，形成所谓组团式发展结构。但是区域经济不是对经济活动作纯粹地理上划区，强强联合作为产生规模效应的一般方式也并不就必然形成区域经济。事实上区域经济的主要优势在于，若干具有经济活力潜能的要素能够通过一定的空间聚集，并以规模效益的方式得到释放或实现，从而形成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在此意义上讲，特殊政策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关键更在于如何组织那些具有经济活力潜能的要素。比如，如果各地都有各种特殊政策，就容易造成各自为阵和重复浪费的格局，而切实发挥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之间的功能互补，倒更有可能发现和生成新的经济活力要素和结点。
简括地说，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对生产力的促进不能只依靠某些特殊政策，而是建立能够调动和促成具有经济活力潜能的要素以区域方式得到聚集和释放的政策机制。
2、社会一体化与经济活力
社会一体化指的是社会整体文明进步过程，其主要标准是各领域发展水平的同步程度。就经济发展而言，这个标准体现为两个主要方面，即产业结构和贫富差异。经济活力尽管在不同的产业、行业或者发展模式中有不同的体现，但整体说来就是指一个地区或经济单位较高速度的GDP持续增长。因此，各地都把GDP增长当成发展的首要目标，但是，如果区域经济可以对此产生促进作用，那么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它对社会一体化的影响。
一般说来，社会一体化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就会产业结构失衡、城乡矛盾突出、贫富差距拉大、中心价值失落，一句话，发展就不稳定。这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更为突出，因为，发达国家的社会一体化程度都比较高，主要体现为农业已完全成为和工业一样的一个产业门类，以及贫富差异基本上属于市场机制的再分配结果。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各种历史原因以及经济一体化趋势都使它们不可能再重复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程，但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却在客观上成为发展中国家追赶的目标。中国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富裕的原则要求在创造持续经济活力的同时，保持社会一体化的整体发展。在这方面，区域经济由于目标比较集中或单一，相对来讲就较少社会一体化的负担。比如，各种开发区主要是资金、技术、人才以及品牌的聚集和重组，与自然形成和平均分布的经济相比就较少产业结构调整、所有制改造、下岗再就业以及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的问题。然而正因为如此，选择什么方式和项目来发展区域经济，就直接影响到它对该地区社会一体化发展的作用。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对此至少应注意三个问题，即时机的选择、发展导向的影响以及再分配的调节。
所谓时机的选择，是指如何把握区域经济得以形成的有利条件。总的说来，区域经济利用的是各种比较优势，但这种优势能否得到发挥或成为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时机的把握。比如，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经历了一个由进口替代工业化转为出口导向工业化的过程，并由此形成那里主要的经济活力。这种发展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抓住了世界经济体系所提供的优势条件，即美国成为战后资本主义单一中心的核心，而资本主义国家又正值经济全面增长，为劳动密集型制造品的出口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现在各地都特别强调发展高科技产业，这在一般意义上讲并不错，但如果到处都这样做，就可能出现一种局面，即在产业方向和项目的优化选择方面随机性较强，缺少比较挑选的余地。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调整也直接影响到社会一体化的状况，比如发展制造业可以减轻就业压力。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也是有时限的，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所谓“世界工厂”的理念要求为劳动力成本规定最低下限，所以，必须同时发展能够促进消费拉动的产业。
发展导向往往是区域经济的活力特征之所在。一般来说，采取什么发展导向受到两个基本条件的制约，其一是国内（或本地区）生产体系的结构，另一则是社会、地理以及文化方面的历史特征。比如，美国和日本经济活动的发展导向是很不一样的。日本倾向于用长期的战略指导经济，其基本导向是以生活方式的节俭和高水平的储蓄来支撑扩大再生产；而美国则习惯从短期效应的角度制定经济战术，以高消费来拉动扩大再生产的需求和投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消费一直都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5%以上，而日本从来没有超过70%；如果说小汽车是典型的美国式生活特征，那么同样是汽车生产大国的日本，其私家小汽车的拥有水平还不足美国的五分之二。但是发展导向对于经济活力的作用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比如拉美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80年也改变了以往的战略，以致汽车生产成了那里最具经济活力的产业部门之一。小汽车产业不仅本身利润大，而且能带动许多相关产业和服务业，尤其是私家车规模的扩大对经济活力的刺激更是直接而强劲。但是从发展导向和部门选择来讲，任何项目都不得不考虑两个问题。其一是它在市场规模上的比较优势能保持多长时期；其二，是否会由于产业调整的浪费和价值取向的紊乱而阻碍社会一体化。
在经济学的一般说法中，分配更多属于公正问题。的确，只有经济发展了，可供分配的蛋糕才能够做大，否则怎样的公正分配也只能是无米之炊。但是，分配并不只是对财富的分享，一定的再分配对生产的影响和作用同样是明显的。就经济活力和社会一体化的关系来讲，区域经济的发展优势使它有条件为公正的再分配调节做较多的贡献。我们现在讲先进生产力，其主要含义包括技术潜能和公正性，丢弃这一点，也就谈不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在发展先进生产力方面，区域经济面临两个与社会一体化发展直接相关的突出问题，即各种开发区或工业园区与所在地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及工业发展和城市扩张与农村利益的矛盾。区域经济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特点和运作机制，但正因为如此，考虑它对社会一体化的作用就更应是一个自觉的行为。至于对农村利益的侵占，问题就更多了，这里仅仅提出一个思路，即把再分配调节作为区域经济带动社会一体化的一个构成因素。在这方面，土地流转、社会保障、房屋拆迁、劳动就业等等都是具体问题，需作专门研究，就我们的话题来讲，调节再分配的含义主要指把区域经济的发展优势（或可预见的附加值）也列入解决上述问题所需的成本依据。
3、行政权力与政府服务
无论怎样转变观念和职能，总之政府之所以能够为经济服务，在于它有这种行为的合法权力，否则，政府就同一般服务性组织没什么区别了。然而，事情往往有两面性，政府能否为经济发展服务以及这种服务实效的好坏，都取决于政府如何实施或使用它在这方面的合法权力。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行政权力严重阻碍了政府服务的实效。
一般说来，审批难是最常见的问题。规划、建设、投资、项目、甚至管理，各发展内容和环节都有审批问题，而其中的困难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周期太长，另一是审批主管部门的设置结构和审批条件的要求大大缩小了审批被通过的可能。比如，理论上讲，市里通过的建设规划，在具体实施时只要区、县批准就可以了，但实际完全不是这样。一方面，这种理论上的规定过于原则，无法在各审批主管部门通行。比如，市规委通过的控制性详规，在具体实施时需要区、县计委审批，但是区、县审批时可能需要区、县土地局的共同认可，而区、县土地局的授权依据却在市一级。这样一来，整个规划又得走一遍市土地局审批的过程。另一方面，即使上下来去的程序和手续都办完了，所需时间之长或者是造成大量浪费，或者干脆错过了市场机会而使项目遭受重创，甚至胎死腹中。
上述情况是普遍存在的，而且越是在区域经济形成的过程中，这种情况越严重。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区域经济的形成是以各种新建项目为特征的，而开发区的规划、征地或用地、基础建设、环保标准，等等这些无一不要层层审批。我们无法用量化的指标来说明问题的严重程度，但却可以指出一个事实，即是说，凡是发展快的地方或项目总是以程度不同的违规方式来操作的。这其中当然有自身发展各方面的原因，但各种审批的困难仍是最突出的。
审批困难所反映的只是行政权力与政府服务关系的一个矛盾方面，从区域经济的发展来讲，行政权力与政府服务的关系处理有两个主要的客观根据。其一，行政是权力的实施，所以不同行政级别的权力有从属和大小之分。但是，区域经济对各种发展优势的整合恰恰是以打破行政级别的权限差异为前提的，所以主要的需求是政府服务。其二，政府行政是通过不同的职能部门来实现的，而区域经济在与政府打交道时，是以尽量减少、甚至排除诸政府部门之间的结构重叠交叉、职能偏狭疏漏和权力局限阻隔为前提的。这两个问题不解决，要求政府转变职能、为经济服务的良好愿望就难以实现，或者说在既有格局中的某些形式变化（比如一站式办公）也无助于发展环境的根本改善，甚至会出现表面形式掩盖问题实质的恶性循环。
4、竞争与合作
区域经济的比较优势体现为市场的竞争能力，而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在追赶并超过比自己更强的竞争对手的过程中实现的。在这方面，各地的一个比较参照就是GDP。然而对区域经济来讲，这种参照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发展状况，因为GDP的实际作用以及如何创造和使用（比如前述的发展导向）在不同的发展旨向和模式中都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区域经济之间的竞争力并不一定来自GDP的总量（以及人均量），更多在于增长方式。具体的增长方式是各种各样的，其间很难有直接的可比性。
至于发展旨向，情况就更加明显。比如，不同的社会制度会有不同的再分配原则和结构，因此同等水平的GDP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正因为如此，区域经济的竞争必须考虑社会制度的因素。事实上，绝对的“双赢”是没有的，合作各方的目的都在于自己的获利和发展。然而对于竞争优势较弱的一方来讲，只有借助合作才能在某一方面从而逐步在整体上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这个道理不难理解，但是，就一个地方（包括这个地方的区域经济）来讲，不管用什么方式同其他地方竞争，一个必须的前提要求，就是本地区内部的合作。在这方面区域经济需要注意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防止内部的恶性竞争。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恶性竞争大致有三种体现。
其一是都想找实力强的企业合作，相对来讲较少考虑对本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无论是各区、县，还是各种工业园区，普遍的情况是有了一些产值高或者规模大的企业，但却形不成区域经济的机制和效应，等于在一个地方多办了几个企业，致使资源的使用只局限于经济总量的增加。之所以说这种情况是一种恶性竞争，主要是指它的盲目性，以及可能对今后发展带来的浪费。前边讲过，资本的投入和进出不可能没有成本，只考虑总量增加的竞争（以及合作）方式，往往会造成边际成本的提高。
其二是不公平竞争。这种不公平包括对外和对内。出于吸引投资和技术的迫切要求，各地一个普遍的做法就是给优惠政策。这种做法当然是迫不得已，但如果各地都竞相实施，其结果就等于是压低价格的恶性竞争。从对市场的扭曲来讲，这种竞争的损害既包括外部（引进的企业），也包括内部（当地的经济）。其实，优惠政策只有在一定市场规模内充分协商的前提下才是合理的，否则，对此的优惠必定就是对彼的损害。
其三是相近行政区划各自在区域经济上的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这种情况其实很严重，但却很难改正，甚至常被忽视。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行政权力对区域经济的阻碍。这一点前边已经讲过，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区域经济的通行机制本身就有打破行政区划制约或干预的特点。许多地方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而是对不同地区经济活力要素的重组做得不够，还是习惯“大而全”、“小而全”。
上述三点讲的是竞争，但因其所具有的“恶性”因素，合作当然也就大打折扣，甚至困难多多了。从更大范围来看，这种恶性竞争当然也会妨碍与国际的合作。现在许多地方都想争当“国际一流”，但以中小企业为主要载体的高科技企业经营的国际化程度仍然偏低，比如北京90%以上的中小企业根本没有渠道接触或利用国际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