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济学在反思自身的时候，常常迷惑于以下问题：经济学的目的是解释世界还是改造世界？但近年来对此问题的答案似乎已经尘埃落定——至少在中国大陆如此——人们大都倾向于认为：改造世界是经济学所难以承受之重；经济学能做的只能是解释世界。
对于解释世界这一命题，有两个问题值得说道说道：其一，“解释”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什么才是解释？其次，经济学要解释什么东西？本文先谈论第一个问题。
解释一词的基本含义是：要阐述对象的意义。
维特根斯坦说：“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i]易言之，世界上的事物自身并不本然地具有意义。谈论世界的意义实际上离不开谈论者——关心这个世界的人。与此相关的一个命题是：世界的意义是通过话语表述出来的。其中有一个根本的原则：任何词语本身都没有意义，词语的意义就是词语的用法；“本质在语法中”。
当我们询问世界的意义的时候，例如当我们问：“××是什么”时，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个回答问题的重要方法论原则。任何这类问题都必定涉及三个方面：问之所问、问之所及和问之何所问。“问之所问”就是我们正在问的东西，“问之所及”是谈论问题的话语背景，“问之何所问”即发问者的意图，它与人的生存意志有关。人们在对某个东西发问时，总是在关心这个东西并且总是先行对该东西有所领悟。人们对毫不关心并无所领悟的东西是提不出任何问题的。“世界概念意味着关涉到人人都必然感兴趣的东西的概念。”（康德）
因此，人们在谈论世界的意义时，必然总是携带着某种“先天的”认知架构的。通俗地说，人们要能够谈论某个事物，必定以对该事物的某种了解为前提。这个先天的认知架构，海德格尔称之为对世界的“领会”。人是被“抛入”世界中（存在）的，人本然地就是世界中的一分子和构成部分。人必须挣扎求存，这本身没有特定的意义。人在生存过程中与世界必然发生碰撞，从而产生和形成了对生存环境的领会。孩子对世界的领会常常让大人发笑；有了这个领会，人才“成人”了。康德则把这个认知架构称为“纯粹知性”和“纯粹理性”。其中，“纯粹”一词的意思是与经验无关。
人在对生存环境的碰撞中使事物产生了对人的意义，这个意义又被称为“因缘联系”。如果要问：桌子有什么意义？我们就会说：桌子对人有着作为桌子的用途并因此才有了意义，因此桌子的意义和桌子的使用者是分不开的；离开使用者，我们不能谈论物品的意义。海德格尔举例说：锤子与锤打有缘，锤打又与修固有缘，修固又与房屋有缘，房屋又是为我们人的某种存在可能性的缘故而存在的。事物的这种因缘“指引”和人们的“寻视”共同构成了事物的意义。这种看不见的“因缘联系”构成了我们生存的“意义境域”。这个“意义境域”是由生存活动联络和串通起来的，其本质特点是某种“作为结构”——把某物作为某一特定物来领会。某物的意义就是在特定的意义境域中各因缘联系的回环勾连中呈现出来的东西。海德格尔用了一系列的词描述这一结构：为了此、何所用、用于此、为其故。
事物总是在作为“因缘联系”的意义境域中与我们照面的。世间一切事物只有在以因缘联系的方式进入我们的意义境域后才获得了理解，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谈论事物的意义。凡进入我们经验的意义境域中的事物因此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总是“相互指引”、“相互观照”并且“澄明一片”的。例如，摆在我们面前的古董之所以是“古董”，是因为它们属于过去的存在——勾连着远古时期的意义境域。与其它事物不发生任何因缘联系的东西不能有任何意义；谈论事物的意义与谈论事物的因缘联系——为了此、何所用、用于此、为其故等——是一回事。
因此，世界的意义在根基上就排斥数学的把握。对世界的意义的阐释必定是语言的。进言之，一切解释世界的知识都是语言的，反之，一切（数学的）科学通常都不阐释世界的意义，因此海德格尔说：“科学不思”。在这里，思想一词的本质含义是：“探讨意义”[ii]。
科学是什么，历来有不同的理解。海德格尔的观点是[iii]：研究“存在者”的知识体系就是科学，而研究“存在”的知识体系就是哲学。根据这种理解，数学、神学、其它人文科学当然都属于科学。把神学也理解为某种科学，其理由在于：神学的课题是人们信仰的东西——某种存在者。
根据“存在者”能否“客观化”的标准，神学、数学和人文科学就与自然科学有了区别。自然科学的研究课题是“客观化的”或“现成事物”，而数学、神学等学科的课题则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人们对世界有所领悟后形成的某种“存在者”。
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那些把人当作“现成事物”来研究的科学——例如医学、心理学、人类学等——都属于自然科学；而把人视为与“现成事物”相区别的特殊的存在者——为强调这种区别，海德格尔把人称为“此在”——的科学就是人文科学。
“此在”与“现成事物”的区别在于：人是理性的。人能认识到自己必有一死，人因此总是站在死亡的“时点”上来筹划和理解自己的生存，并在这种筹划的基础上决定当下的行为。“此在”的这一特点被称为“先行到死的筹划”。这里，筹划不同于“计划”，筹划意味着沿“意蕴指引”的“路径”进行的勾连。筹划本身还意味着：人在选择中生存、在生存中选择；人因此并不现成地“是”什么。人“是”什么，取决于他如何去“是”。人“是”什么有时甚至在“盖棺”后都不能认定。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又把人称为“能在”。为此之故，一切人文科学都必然是阐释学的，或者说是非数学的。
前文说过，人对世界的认识都必然携带着某种“先天的”认知架构。自然科学是人对世界的一种特殊的认识方式，自然科学的“先天的”认知架构就是数学。这种（狭义的）科学天然就是数学的。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近代意义的科学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发展出近代数学。但古代中国曾创造过一个特殊的“先天”认知架构，这就是周易。如果按海德格尔的分类方式，周易或易理学，应该是与数学相并列的一门科学。用易理这一认知架构研究人体，产生了一门独具特色的科学——中医学。中医与西医的区别因此在于：后者是数学的，而前者是易理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医不是（狭义的）科学并不算错，因为中医的认知架构是非数学的，但中医在根本上就是一门科学——以易理为认知架构的科学。
由于“数学不表达任何思想”（维特根斯坦语）、也不阐释意义，一切数学化的科学因而也都不能提供世界的意义。科学不思，这是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该特点源于科学只以“客观化”的“现成事物”作为研究对象。然则为何科学如此受重视呢？“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是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方法，这是全部的理由。如果“坚船利炮”与科学无关，中国人是决不会尊这类科学为“赛先生”的，西人同样不会。
在马歇尔及其以前时代，经济学还基本上是某种阐释学的科学。但在科学主义思潮的作用下，经济理论在其后却形成了两种判然有别的理论走向：一是数学化的经济学，或称为数理经济学；另一是阐释学的经济学，或称为政治经济学。必须清楚区分的是：前者以改造世界为目的，否则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但它本身却不提供任何完整的关于经济问题的意义；后者的目的就是解释世界。这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每谈起经济过程的理解时，二百多年前的斯密仍不断被引用；还谈不上成熟的奥地利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也总能独擅胜场。
如果数理经济学不能为我们提供改造世界的方法，这说明它还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经济学是否是科学”和“经济学是否是成熟的科学”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对前者的肯定和对后者的否定可以同时成立——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果现实世界没有按照这样的经济学设定的方式运作，我们却指责说现实是有缺陷的，这是思维的悖谬。数理经济学的唯一意义就在于“有用”——改造世界。
一切阐释学的经济学都是非数学的。这种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人文科学，其与数理经济学的区别在于：两者对人之为人的取态完全不同——数理经济学把人视为“现成事物”，人因此必须是“经济人”、“完全理性”、“完全竞争”等等不一而足。对这些“理论前提”的争论完全没有意义，因为这些概念本身及其数学演绎都不提供意义。阐释学的经济学则把人视为一种“能在”，它必然是一种关于人们如何选择的知识体系。
可见，经济学并不必然是阐释学的。作为一种改造世界的工具，数理经济学仍将是人们的一种追求，但这种经济学必须“有用”、必须被锤炼成某种改造世界的“称手”的工具。“用数学表述”仅仅是这类经济学非本质的现象特征。另一方面，经济学还必须解释世界；而解释世界的经济学必定是非数学的。用“是否用数学表述”这样的标准来裁定某种经济理论是否是“科学的”，这恰好反映了人们对科学的无知。
必须提起人们重视的一点是：阐释学的经济学负有重大的社会责任。首先，因为“工具”的设置终归以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为基础。脱离对世界的理解来谈论某种工具，一如脱离目的地来谈论正确的道路一样，都是没有意义的。其次，经济学家对世界的解释、和人们对这类解释的认受，都必须是极其慎重的。按照康德的解释，它从总体上构成了我们的某种“实践理性”。我们经济生活质量的高低，端赖这些经济理论给予我们的指导。所以古之圣贤曾告诫自己的弟子：注《易》误，犹不致杀人；注《本草》误，则有不得其死者也；而注《六经》之误，问题就大了[iv]，其结果将可以是“死无孓遗矣”！经济学对世界的解释失误，更甚于注《六经》之误，可不慎而惧之哉？！径直言之：经济理论上的假学术不仅害人，甚而可至于亡国灭种！这决不是在危言耸听。
注释：
[i]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第6.41节。
[ii] 参阅海德格尔，“科学与沉思”，《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iii] 参阅海德格尔，“现象学与神学”，《路标》，孙周兴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