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60年以来，中国从国家到社会都存在一个意识形态化很强的情结：国有制情结。它认为国家对社会自主活动的取代、国家对每个领域甚至每个人的安排是最佳的制度选择。这样，在经济领域就以国有制经济为几乎唯一的经济存在形态，而在政治领域则强化与发展了中国几千年以来都具有的封建色彩浓烈的"官本位"思想意识，国家认为给予一个人以一定官位（以"官"念所划分的待遇等级），就是对这个人的最佳定位。今天，在中国不得不"闯入"市场时代、融入世界后，回过头来发现这种"国有制情结"是多么陈旧落后，它显然是拖了当代中国发展的后腿。这种反作用在计划经济时代则是使民众越来越贫穷（使邓小平不得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并以此为基本道理倡导改革开放），而在当今的市场经济时代则是阻碍了就业民生的发展。因为国家将绝大部分资源投入到国有制体制中，而这种体制的低效率高消耗则是一种浪费严重的体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经济效果（这在市场经济中是必然遭到淘汰的。计划经济对没有经济效果的经济没有淘汰作用，而市场经济则对之具有很强的淘汰作用），自然也就没有体现出它对民众就业民生的效果了。当代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实际上并不是政府主导下的改革的结果，相反，是政府一开始并不愿意看到的变革的结果。因为今天中国之改革成就，几乎全部出自两个社会变革，一个是农村自发形成的"包产到户"的变革，另一个则是"私营（民营）经济自发兴起"的变革。这两个对当今中国社会构成最深刻变革的行动，一开始非但没有得到国家的支持，反而受到传统意识形态强烈的体制的剧烈反对（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就在于支持这两个变革）。直至今天，国家仍然并不太尊重这种"社会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仍然没有得到政府统管下的资源（比如金融资源）的应有支持，甚至在某些传统意识形态仍然强烈的人头脑里，越"国"越好、越"民"越坏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时不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构成"骚扰"。这样，在以民营效率与活力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受到体制性阻碍的情况下，整个中国经济难以吸收众多人口的就业，使民生问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谢茂拾先生在下文中提到："我国私人投资在整个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自1990年以来到2004年一直在15%以下，而公有制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则占到了85%以上。"我们假设将结果颠倒过来：私人投资占社会总投资85%以上；那么，中国的就业民生问题就会比目前的状况好得多，因为讲求效率（"效率"即这意味着得到市场承认，所以是关键）的私人投资能够达到这个程度，就会使中国社会所形成的创业程度大大扩张，企业数量与规模将会大大增长，民众的就业机会就会变得非常多。在目前国有经济"回吐"社会就业量，社会经济（民营经济）则吸纳就业量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更显而易见了。因此，国家如果想认真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想增进民生程度，就要将原来只供国有制经济低效率使用的资源从根本上开放给民营经济与社会经济，比如，打破国有企业对某些关键行业的垄断，让民营经济有同等权利进入一切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不能进入的行业，那么，中国经济将会因打破体制瓶颈而得到新的增长，就业民生问题也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 纠正谢茂拾先生的一个错误：国有制并不等于公有制。如果国有制真正等于全民所有的公有制，那么公众从国家所掌握的资源中应该获得更好的福利与保障。但据资料，当今中国公众所能够获得的来自于国家的福利与保障甚至连非洲贫穷国家都不如（"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进行排序，中国名列第144位，甚至落后于一些非洲的贫穷国家"［http://www.yixing.gov.cn/shiyiwu/ghxx/20050907-5.htm］）（更不用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了）。这种状况很难使人相信，国家所掌握的资源的"国有制"性质，会等于全民所有的"公有制"性质。――黄焕金】
大学生就业难的深层原因---企业软制度环境是大学生就业难的深层原因
谢茂拾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10700
企业软制度环境既耗散人们的创业激情又销蚀企业的生命力，严重掣肘了企业对劳动力特别是作为高素质人才的大学生的吸纳力，从而造成了大学生就业难
企业软制度环境主要是企业所面临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传统习惯、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等非正式规则所构成意识形态氛围。现实表明，我国的软制度环境具有严重的时代滞后性，并先天性地构成了对企业的渗透性约束，其既耗散人们的创业激情又销蚀企业的生命力。 第一，官本位的社会等级观念将担负社会财富创造功能的企业劳动者划入卑贱者等级，使社会优秀人才不是流向企业，而是向着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行政事业单位集中。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截至2001年底，全国有各级各类干部4051万人，其中机关干部693.2万人，占干部总数的17.11%；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2112.1万人，占干部总数的52.1%；企业单位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1245.7万人，占干部总数的30.8%。目前，在全国3089.3万人的专业技术人才中，国有企事业单位达2186.0万人，占全国专业技术人才总数的70.76%。这就是说，全国70%以上的专业技术人才主要分布在国有企事业单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无疑是官本位的观念所致，因为只有在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才有所谓的体制内干部级别，民营单位是无级别可言的。在现行体制下，一个人要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官位等级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因此，官职及政治待遇是人才流向的坐标，其在各级政府的科技人才政策方面表现得很明显。譬如，为吸引留学生回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指出，要"按照充分信任、放手使用的原则，抓紧研究制定选拔优秀留学回国人员担任领导职务的具体办法，将符合条件的留学回国人员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特别优秀的，可以破格任用。要选拔德才素质好、有发展潜力的留学回国人员，将其列入后备干部名单，进行重点培养"。2004年，黑龙江、甘肃等省份在引进博士后时，明确规定给予正处级待遇。这种政策导向，更加大了民营单位人才匮缺的程度。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第六次企业经营者问卷调查,私营企业经营者中大学学历的人数比例仅为14.16%，大大低于国有企业的水平。缺乏优秀的人才，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了根本制约，其对一般劳动者和大学生的吸纳力也就大大降低了。 第二，长期的抑商传统思想不但造成了各次产业间社会财富分配的失衡，使就业吸纳力强的商贸服务领域长期处于抑制状态，而且造成了社会对商人的偏见，使商人不是更多的将增量财富投资于实业，而是不得不用于非正常消费和积累。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仍然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48%，第三产业仅为30%。而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就是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超过了60%，农业就业人口降到20%以下。现代发达国家在第三产业中的就业比重已经高达60-80%。显然，作为我国第三产业主力的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是严重滞后的，这一领域的投资长期处于偏居一隅状态。商务部2005年发布的《中国流通产业发展报告》虽然称2004年全国流通领域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近40％，出现了快速增长的态势，但其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仍只有1．9％，仅比2003年所占比重上升了0．2个百分点。长期的抑商，既使商业的发展受阻，又使商人不是更多地将增量财富投资于实业，而是不得不用于非正常的消费和积累，甚至将财富转移到国外。《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我国资本外逃额惊人，1989年为63.91亿美元，1990年197.62亿美元，1991年266.65亿美元，1992年292.52亿美元，1993年377.84亿美元，1994年342.90亿美元，1995年430.05亿美元，1996年465.03亿美元，1997年477.01亿美元，2004年则达到了2062.11亿美元。虽然现有的理论研究表明，我国的资本外逃大多属于过渡性资本外逃，具有较强的回流倾向，但这正是民企外资化的"由内而外，再由外而内"的特点反映。为什么内资要披上外资的"羊皮"？这显然是内资商人要受到抑制而外资商人享受特权的原因所致。可以想象，在一个抑商的社会怎么能使商业吸纳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和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呢？ 第三，公有制情结使大量的国家积累起来的国民财富越来越多地投入到既效率低下又缺乏对劳动力吸纳力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而能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民营企业既没有国家的正规投入，也没有正规的融资渠道，其发展过程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状态。据统计，我国私人投资在整个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自1990年以来到2004年一直在15%以下，而公有制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则占到了85%以上；从增长速度上看，私人投资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下期也明显下降了，而公有制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近年来却有进一步加快的趋势。譬如，2000年国有经济领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3.5%，2001年升至6.7%, 2003年跃至14.7%，2004年则达到了15.5%。与此相反，公有领域的就业却没有随着投资的增长而成比例的增加。譬如，国有单位就业人数自1995年以来就呈现出逐年减少的态势，1995年为10955万人，2000年减至8102万人，2001年减至7640万人，2002年减至7163万人，2003年减至6876万人，2004年减至6710万人。与国有单位就业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镇私营企业就业人数逐年快速增长。譬如，2000年城镇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为1268万人，2004年则达到了2994万人，四年翻了一番多。实践已经证明，民营企业具有很强的就业吸纳力，但由于社会的公有制情结，更多的资金还是优先地投入了公有制单位。显然，在人们充满了对公有单位无限幻想的情结下，社会资源将很难配置到社会所亟需的领域，大学生乃至其他劳动者的大规模失业也就在所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