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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人假设出了在自生自发的秩序中，人们可以依靠自我利益的思考和维护产生出一种宏观意义上的相似性，从而维持了社会整体的秩序。这种原子式的社会团结模式不管是迪尔凯姆意义上的机械团结还是有机团结，都不曾动摇这样的前设。事实上，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意义是提供了一个从个人微观行动到宏观社会变迁的目前为止最优的解释途径。这种解释方式具有很好的效力，一直成为了西方世界的主流知识话语和思想观。从洛克到斯密，再到哈耶克，很多的深刻的洞见在论理学、知识论的视角被反复的证明出来。这已经成为了西方社会的主要结构性标志。
在中国社会的社会人际关系中，自利的原子式人际关系的社会影响十分有限。正如费孝通揭示出的那样：中国社会是一个以自我为圆心，呈现出同心圆结构的人伦差序格局。从根本的意义上说，这样的社会结构与西方的自利格局具有本质的差异。如果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嵌入到社会结构文化中去的话，那么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模式必然呈现出一种迥然不同的特色。交易、产权、均衡、组织、有限理性和“看不见的手”这些基础性的概念都面临着前提性的反思和批判。可以说，正如本书作者的工作一样，在人伦立场上建构中国自己的市场经济体系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努力。
至于，中华文明的经济世界是否具有世界范围内的普适性？这个问题不必强求。正如西方文明不同于中国文明一样，中国的市场话语强加给西方同样是不合理的，在现在的世界体系内更是不可能的。从自利走向人伦，文明体系的对话和沟通在不断增强，市场不是以一个完整不变的面孔先验性的驾临世界的，找到属于自己的经济学，让经济学为社会的发展和福利服务，这就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