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易》中“乾”卦被解释为描述事物发展的规律：乾，元、亨、利、贞。元为开始、发生；亨即发展；利，繁盛；贞者，衰也。
上九卦曰：亢龙，有悔。也就是说到上九之时，事物已发展到顶点，再往前就要往下走了。这里包含着“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思想，提醒人们到这个时候要“悔”。
如果“元亨利贞”的规律是万物发展规律，我们可以考虑它适应于消费过程中的“效用”变化。那么，按照元、亨、利、贞的四段式描述，曲线应该是正态分布的前半部分，因为首先一点，“元”有孕育、起步的含义，十月怀胎，万事开头难，许多事情不会是一开始就是速度最大化。其次，“利”表示的速度显然比“亨”要大。也就是说，事物发展态势通常是正态分布线的前半枝，而不是西方经济学通常所描述的抛物线形态，西经的效用曲线表现的“边际递减”思想显然忽略了“元”的那一段。
当然，通常行为人追求的仅仅是顶点的“解欲”，而不是曲线的形状，惟利是图，不择手段，不论通过什么路径达到最高点，但求解欲方为快事。由此，西方经济学将效用曲线的具体形态看得过分重要，实在是舍本求末了。
效用到达最高点，就会往下行走，因此，加上理想人的假定，右边界之“利”是最高点，趋最大之“利”而避害的理性人会停止在右边界上。这个点，心理学上叫做“满足”或者“解欲”。正常的行为人的行为终止于解欲。行为越过了效用最低点，也就不是理性人了。
《易》讲的就是一个“变”字，而且这个“变”是“互易”即互变，是没有止境的运动，而非单方向的变化。这样的互易运动观点和那些认定社会发展具有特定目标性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虽然都是讲发展变化。如果特定的目标仅仅是一个方向指引，不可以达成，则为不可达成之目标而努力的人就不是趋利避害的“理性人”，因为他永远获得不了解欲的快乐，实现不了“趋利”的意愿。假如是可以达到的，则在这个目标上就是无运动的死寂状态，而我们无法解释为何几百万年的人类发展都没有达到这个目标而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就会达到，而且我们难以描述“后乌托邦”时代的状态。
“颐”和“大过”是周易里相临的两卦。
“颐”有吃饭的意思，说的是人既要填饱肚子，又不要吃得过于饱，那样不利于活动、行动。算是一种养生之道吧。
颐养天年，这显然是“褒”的说法，用“贬”的话讲白了就是“坐吃等死”。 “颐养天年”这个褒语透露出，在古人看来，在“颐”的过程中静候生命的结束也不失为一件幸福的事情，最起码比饿死要好得多。
如果皇上让老臣回家“颐养天年”，潜台词也就是让他回家“坐吃等死”。“坐吃等死”和“颐养天年”用来描述同样的事物（老年生活），表现出来的意味却完全不同，说明事物评价者的人生价值观不同。说明“价值”不是事物固有属性，而是评价者以自己的价值观赋予事物的外在东西，当然也说明价值是主观的、因人而异的。对自己的老年生活，是乐在享受天伦之乐，还是哀叹夕阳渐斜，其实都是一个人的价值观问题。
“大过”讲的是该如何看待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特殊情况。在科学家杨振宁教授以八十二之寿龄迎娶二十八少妻之时，媒体算是热闹了好一阵子。有赞同这桩婚事的《易》家用《易》中“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枯萎的杨树生出新芽，老年男子娶了年龄可当其女儿的年轻女子为妻，没有不利的）解释认为那没什么坏处，但这种说词多有人情奉承之意。中立者则以“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枯萎的杨树开花，老年女子嫁给年富力强的男子，没有祸害也不值得称道）相议。
但是，《易》中也同样有许多地方是不看好“老少配”的。比如“九三”卦，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周易本义》解：九三欲上进，然刚而不中，近阴非应。以阴阳相说，受系（畜）不能自进，故有“舆说辐”之象。志刚，然不能平而与之争，故为“夫妻反目”之象。
而《易程传》解为：三以阳爻居不得中，密比于四，为阴畜制者也。由车舆说去轮辐，言不能行也。三自处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进，犹夫不能正其家室。
《易经原理》更直接指出：阴以乘阳，不能正室。又乾父巽女，老少配，乃势利之合，无有感情。
天泽履卦像：上乾下兑。乾为父，兑为少女，老少配、不利婚，有破损变故之虑。
然而在“枯杨生华”和“老夫得其女妻”或“老妇得其士夫”这种天道和人道之间只有模糊的相似性，并不存在任何合乎逻辑的必然关系，因为负相关的例子也比比皆是，由此归纳出的“无不利”、“无咎无誉”的结论更是难以站得住脚的。这种“推演”是男尊女卑观念的表现，或许还有一些生理上的道理，但是与逻辑推理无关。
滑稽的是，杨振宁教授有过在一段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的对《易》不讲逻辑的批判之辞，因此，不论是为杨教授的忘年之恋维护也罢反对也罢中立也罢，引用杨教授所批评的东西为杨教授的婚姻作注解和评价，都是一个笑话。
杨振宁教授批判《易》不够逻辑，其实欠妥。说易经不讲逻辑，其实本身就是思维方式的分歧。《易》的思维方式和西方逻辑学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两者没有可比性。就思维的“层次”来说，《易》的思维方式要高过逻辑学，不仅仅看到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还看到了事物发展的复杂性；既看到事物逻辑的一面，还看到事物非逻辑的一面，即具有“混沌”的观点。总体上，思维方式可以分为逻辑思维和模糊思维两种，其实后者是将宇宙看作一个混沌体系，是要在混沌之中求得对秩序的理解，而前者是认定宇宙是有秩序的，每个层次都是有逻辑的，可以用逻辑推演得到所有的答案。现在看来应该说，混沌的观念更符合宇宙的客观存在，而逻辑的观念显得过于单纯了。
杨振宁对《易》的批判其实包含着科学就是一切的前提条件。然而，科学不是全部，而仅仅是一个方面，这个世界除了逻辑的科学之外还有许多非科学的东西存在，或者说高于科学的东西存在，比如一般都承认哲学高于科学而非科学本身。在知识界有一个关于知识层次的说法，叫做神学高于哲学、哲学高于科学、科学高于技术、技术高于经验、而经验高于常识。《易》是研究宏观总体运动的，是研究社会总体的，属于哲学乃至神学层面上的东西，说《易》不讲逻辑，实则是将之放到了一般科学的层次上认识了。大道无术，怎么能用低层次的眼光去看待高层次的东西并能够理解它呢？这就有点像一个用微积分的思想考虑问题的人往往可以很快解决一道数学题目却不能够像一个小学教师生一样把这个问题向小学生讲清楚一样，因为思路完全不同。
从《易》的思想中可以推出有无变化的总体宇宙规律来，互易就是没有终点，到了极点就是下一个过程的起点，是为“物极必反”。从这种思想导出“中庸”的思维观点，避免在认识论上走极端。现在许多经济学人就是走极端，用非此即彼的逻辑去看待事物，比如有人提出市场手段有用武之地，就有人将之发展为极端的“完全市场化”，变成了没有领域不能市场化；有人提出计划和国家干预不可或缺，就有人顺水推舟要回到“完全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有人提出市场和计划各有其用，就有人指责说这是二元混合体制；有人嫌房产商要价高，就有人附和说房地产业价格高了；有人说医疗领域不能完全市场化，就有人说这是改革失败了，现在要“倒退”了。
混沌学其实也是在混沌之中求得有序的逻辑，混沌学本身让我们认识到宇宙具有“混沌”的一面，这种认识本身不就是一种“有序”吗？本质上还是可知论。其实混沌数学只考察了老庄混沌思想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全部。比如，周期3则乱七八糟，只是指出了什么样的情况下事物会从逻辑有序演化为无序混沌，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指出和这个定理相反的过程，即什么条件下混沌中可以演化出有序。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必然的，因为如果可以指出混沌演化出有序的条件，说明我们对混沌内部的运动有了了解，说明混沌本身并不混沌，还是可以考察测度的，这又和不分彼此的混沌状态不符合了。故而，庄子的寂态混沌思想和不研究寂态的思想也是情理之中的。
可知论经常用原子的可分性来论证物质是无限可分。但是，这种“可分性”和“无限可分性”完全是两码事。比如，从来都没有人研究在另一个方向上的可分性问题，比如电子进一步分为什么？接下来又会分为什么？如果无限可分是成立的，说明有序是在无限深层次成立的，混沌的思想实际上不能成立。
混沌学研究到现在，最高成就大概就要算是混沌“李-约克定理”（即“周期三则乱七八糟”）”是，但是仅此而已，并没有发现混沌如何演化出秩序的机制和规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以低层次的逻辑有序的观点进行的科学研究，最终还是无法识别高层次的混沌无序的宇宙世界的。
要问钱皮是何种认识论者，这可不好说。我觉得大体上可以这样描述：人的认识能力是混沌宇宙中自行演化出来的一种有序，这种能力是无穷大的。但是，混沌宇宙当中包含着的、可以作为认知对象的信息也是无穷大的，不仅是无穷大而且相对前者是高阶无穷大。故而，无穷大的认知能力是可知论，而相对于高阶无穷大的宇宙还是不可知论。换句话说，既是可知论又是不可知论。《易》中的宇宙观和认识论之高明处大概就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