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现有政治体制下，中国虽然不大可能做到“开放报禁”，但是传播媒体在当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再也不限于传统上的党的喉舌或宣传工具，而是更贴近于传媒本身的基本职能，就是让社会公众享有信息安全和公正表达权。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昨天在下榻的新加坡酒店客房接受本报专访时说，近些年来，中国传媒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促成变化的是制度、市场和技术三大因素。 喻国明说：“很多外国人对中国媒体的认识，还是停留在比较专制、比较保守、比较不那么敢说话的宣传工具的阶段。事实上，中国媒体在最近十多年来的变化是很大的。这种变化里边，制度变化的因素相对小一些，但还是有，比如去年1月1日开放外国记者自由采访，就是1949年来的第一次，变化是相当大的。” 他指出，当天就有外国记者采访了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当局也没有加以限制。由此可见，制度变化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不过，相对于制度变化，市场和技术其他两个因素，在促成中国传媒发生变化方面，力度和幅度就大得多了。
谈到市场因素时，喻国明说，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现在的中国传媒绝大多数已经不再“吃皇粮”，不再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这就迫使传媒业者必须从市场运作中找到经济回报的手段，在新闻报道的内容方面不得不适应市场的需求。 显规则与潜规则 从表面上看，中国传媒虽然还是官方的，但“这是一套显规则，就是文件上说的，报告上讲的”，实际运作上却有另一套潜规则，是“按照比较受到社会欢迎的，比较能够赢取经济利润的角度，来安排新闻内容的”。而这套市场要求催生的潜规则，在中国传媒“下情上达”的媒体职能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至于技术变化，主要是指信息革命后催生的网络媒体。喻国明指出，信息数字化技术出现后，许多中国老百姓都能够在网络上用不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官方对网络媒体还是相对宽容的。 他说：“最近几年，一个基本的现象就是，有许多事件，不管是对腐败现象的揭露，还是一些引起大众关注的议题，比如去年厦门一个化工厂的建设项目，重庆的最牛的钉子户等等，都是先通过网络发布出来，然后引起传统媒介的关注，再进一步引起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实际上，网络已经成为今日中国构造社会议题的一个重要来源。” 尽管中国传媒在制度、市场、技术三大因素的影响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整个社会的信息知情权和言论表达权也有了显著的进步，但是中国的现有制度，决定了“开放报禁”的情况是不大可能出现的。 喻国明说：“XXX有两根杆子，是不大可能放手的，一根是‘枪杆子’，另一根就是‘笔杆子’。” 至于近期以来，中国舆论界一直呼吁全国人大尽快制定的《新闻法》是否会在短期内出台，喻国明表示，据他所知，1989年以后，制定一部《新闻法》基本不提了，“在现有的政治制度下，一揽子解决有困难，可以局部解决来替代整体解决。现在的基本思路是化整为零，根据需要的轻重缓急，如媒体的所有制，记者的采访权等等，以不同方式、不同法规来解决”。 为个别假新闻整肃新闻机构非明智之举 去年7月份，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播出“纸做的包子”，后来证明是假新闻。事后，有关当局对传媒进行了整肃，一时之间，人们再也无法从传媒看到负面新闻。 喻国明教授认为，因为个别假新闻的出现，而对新闻机构进行整肃，并非明智之举。因为假新闻或报道不实是新闻工作本身所决定的，只要相关的新闻机构能在后续报道中承认错误，予以纠正，还是能够被接受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新闻机构能说其所有的报道都是确凿无疑的，在事实报道方面是毫无瑕疵的，连在国际新闻界享有盛誉，被同行视为楷模的《纽约时报》也不例外。” 他说，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应该纵容传媒报道不实，但社会上须要对此有客观的认识，不应过于苛求。 喻国明还引用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对新闻工作特性的论述，来说明这个问题。马克思认为，新闻报道对一个事实的完成，是在一个过程中完成的，而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一次性的新闻报道，总是有瑕疵，总是片面的。 他接着说：“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用今天的报道来纠正昨天的不足，再用明天的报道来补充今天的缺陷’。因此，只要媒体不有意的掩盖事实真相，不固执于自己错误报道的立场，愿意随时纠正错误，不断逼近真相，那么，就算报道出现了瑕疵，也是可以接受的。” 三大因素促成变化 喻国明教授认为，促成中国传媒发生变化的是制度、市场和技术三大因素。制度变化的因素相对小一些，但还是有，比如去年1月1日开放外国记者自由采访；市场因素方面，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现在的中国传媒绝大多数不再“吃皇粮”，不再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这就迫使传媒业者必须从市场运作中找到经济回报的手段，在新闻报道的内容方面不得不适应市场的需求；至于技术变化，主要是指信息革命后催生的网络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