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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写于1989年五四70周年，没有发表。19年后拿出来，仍然没有过时，这说明了什么？
自由的心灵——五四的文化精神*
陈力丹
近几年每逢五四，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口号出现的频率会突然陡升，五四一过，一切照常。科学只是在力量的意义上被敬畏，而民主又只被理解为政治工具。尽管如此，这两个口号一年能被重复一次已实属不易。早几年，不是还得讲什么与工农相结合是青年运动的方向吗？五四70周年了，我不再听旁人讲什么，而真的去翻了翻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的全部作品集，一种被人耍弄的感觉油然而生，真不知那些每逢五四跟着人重复讲话的人，是否读过几篇五四时期的文章。固然，科学、民主是五四时期的著名口号，但是，是什么使五四新青年们能够那样看重科学与民主？一个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让别人替自己思考的人是不会想到这些的。“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若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陈独秀《敬告青年》）这便是五四新青年发出的第一声呼喊，这一呼喊所体现的是一种深度的东西----人的心灵自由。然而，讲自由却是现今犯忌的的事，于是只有讲讲抽掉了自由心灵的科学与民主了。 隋唐以来，将绝大多数文人招纳入政，一向是中国传统的舆论控制体系的一部分，它致使中国的文人以仕途为惟一理想归宿，真正具有心灵自由的知识分子寥若晨星，并且多被视为叛逆。因而，中国思想文化的新陈代谢往往只发生在官僚文人阶层。在中国的词汇里，根本没有“自由”这个词，它是本世纪初，作为西方“Freedom 、Liberty”的译词，从日本传入中国的。在心灵自由的意义上，中国没有知识分子，只有文人。我们在一个时期把所有能写东西的人，不管是作家、戏剧家、新闻记者还是文字秘书，统统称为“笔杆子”。这种现象很实在地反映出中国文人所处的位置。最近听说有人讲了，要使知识分子从老九提到第一，好是好，可是这种排座次的思维本身，依然是把知识分子看作器具的偏见的反映。 在中国最近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文人真正变成知识分子，或曰文人真正具有完整的自由心灵，惟五四前后一段。这是多种历史原因（西学东渐发生向文化方面的转变、袁世凯和蒋介石之间两大强权的空间地带，等等）造成的一次机遇。如果尊重这段历史，并且准备发扬五四伟大的文化精神，那么就应不惧怕现代自由意识，高举自由的旗帜。可惜，我们不少人还只能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种专制君主的心态，去理解建立在现代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自由意识。即使在被称为“第四代人”的当代大学生那里，也很少有人能讲清楚他们所要求的自由究竟是什么东西，充其量是一种摆脱现有束缚的冲动。在这个意义上，温习一下我们的前辈对自由的理解所达到的程度，是有教益的。
五四新青年所讲的自由，不是一种宣传口号，而是一种理性思考。自由被看作是个性发展和文化进步的标志。陈独秀说：“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1]，“谋个性之发展也”[2]。李大钊也认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3]在这个基本认识的前提下，他们要求“科学与人权并重”[4]。陈独秀说：“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抑。”[5]李大钊对个体心灵自由的热烈追求，同样流注笔端。他写道：“自由之价值与生命有同一之贵重，甚或远在生命之上。”[6]“余故以真理之权威，张言论之权威，以言论之自由，示良知之自由，而愿与并世明达共勉之矣。”[7]
在要求心灵自由方面，他们都主张言论和思想的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强力压制。《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对不同意见，只要不是漫骂，都留有一栏之地，用陈独秀的话说，“宁欢迎有意识有信仰的反对，不欢迎无意识无信仰的随声附合。”显然，“绝对自由”在这里是一种严肃的概念，而不像流行的“没有绝对的自由”那样毫无思想。陈、李都是有鲜明倾向的，但是陈独秀认为：“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自身本没有什么罪恶。”[1]用李大钊的话说：“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3]这种认识应当不只陈、李二人，而是五四时期新文化风云人物的普遍认识。请看蔡元培：“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8]再看毛泽东：“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我们当以一己之心思，居中活动，如日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9] 如果用现在对自由的宣传性解释，很可能马上会有人指责这种自由不要法律。然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的思考超出了一般的庸俗之见。他指出：“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也都是以前的言论自由，对于他同时的法律文明的批评反抗创造出来的。”基于这种强烈的对现实的反省意识，他认为：“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的文明的弊端，现在的法律的缺点。言论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论若是不自由，言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决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10]看来，他对中国文化“静”的特点看得很透，因而用西方文化的“动”对“静”进行了一次冲击。从自身的现在跳出来，站在将来的位置上反观自身，永远认为现在需要改变，这种只有在新教传统下才可能有的意识，出现在中国五四新青年中，实在可贵。自由不再被纠缠于允许讲什么不允许讲什么，而且有了更深刻的文化意义。 这才是典型的现代自由意识，“自由的、也就是独立的和深刻的”（马克思语）[11]。如果将70年前的认识与现在流行的对自由的认识相比，我们仿佛是在从五四往前追溯式地生活。为了自由，中国有多少人倒下了，谁知活下来的人却那样地惧怕自由，自由本身成了被怀疑的对象，人们竭力回避这个曾经为之奋斗的字眼，总怕自由会长上翅膀飞出手心。这种心态的变化在纪念五四的时候倒应该研究一番，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一奇特现象。 五四以前，我国已有像严复那样被称为盗取天火的人，他主张“自由为体”。然而，百日维新一失败，他连自由这个词也不提了，所译密尔《论自由》，出版时书名变成了“群己界权论”，视角是对自由的限制。后来投身于直接政治斗争的陈、李，也不再提1917-1919年他们所讲的自由理论，甚至批判起以往的认识。这里绝非有责难之意，陈、李的历史性选择是中国革命的必然。但是，五四的自由心灵为什么会瞬即消逝？这个问题是应该好好研究一下的，不然我们很可能会重演这段历史。不是吗？新权威主义、开明专制等等早在1906年梁启超就主张过的东西[12]，不又重演了吗？80多年前梁讲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现在我们又在讲这一套，仿佛中国这80年白过了似的。看来，我们是无法摆脱传统的，即使在五四时期陈、李自由心灵的深处，还可以看到中国文明的痕迹。他们对自由的认识是理性的，但同时又是匆忙的、彻底决裂式的，缺乏对中国传统的全面、深刻的批判与分析，因而再好的现代意识最终难以越过人们心底的万里长城。 那么，现在的改革在观念上是对五四自由心灵的回归吗？是，又不是。我们不能再像五四那样，呐喊几年之后便沉寂下来，我们开始为现代自由意识建造商品经济的地基。当然，自由是不能等待自然的或人为的恩惠，而要以独立的思考去追求。现在可做的事情很多，最低的要求，比如不要再去欣赏什么伯乐相马，人才不是靠某些人相出来的，人才更不是让人驾驭的千里马，人才是有思想的人；比如不要津津乐道于礼贤的典故，这类莽汉请秀才代谋的事恰恰是中国文人没有自由心灵的悲剧；再比如不要去做什么“吃透上头、紧跟快转”之类的经验报告，等等。总之，起码不要去强化那些扼杀自由心灵的事，总还可以办到吧？ 总有一天，我们引以自豪的长城会从地面上消失，不论怎样宣传“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有点思想的人都应该想到这一点。但是人们的自由思想和真理、公正将长久地存在。希望那一天我们的后代若想到千万年前的五四，不会像我们这样，会如此吃力地追忆自由的心灵如何如何。
[1]《旧党的罪恶》（陈独秀）
[2]《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陈独秀）
[3]《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李大钊）
[4]《敬告青年》（陈独秀）
[5]《学术独立》（陈独秀）
[6]《宪法与思想自由》（李大钊）
[7]《真理之权威》（李大钊）
[8]《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蔡元培）
[9]《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毛泽东）
[10]《法律与言论自由》（陈独秀）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436页。
[12]参见《开明专制论》（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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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1989年4月初，未能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