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6月13日，我发表了《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钩要》一文。蔡厉先生言，深入而广泛地研究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制度变迁要比深入地注释《国富论》对中国更有意义,因为《国富论》是在这个制度变迁的大背景下诞生的,孤立地读《国富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是对的，念此我想写一点西方财富思想的演变，算是一个回应。也愿意将此文献给我的女神-----小宇先生。
财富是人类孜孜不倦追求的一个内容。正是隐藏在人类内心深处占有财富的欲望和这种欲望激发出来的不懈冲动，将人类一步步推向文明的征程，因此，人类历史实质上就是一部不断创造、占有和使用财富的历史。在现代社会，在美国，我们可以看到主流人群狂热地追求财富，崇尚经济成功。正是中产阶级的富裕的生活一直引导世界工业化国家的消费潮流，并不断地将消费推向一个新的高水平。
人类认识财富是从物的有用性开始的。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约公元前430—355)在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经济论》中就已提出理财观念，他给财富所下的定义已运用这一尺度；“财富就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稍后的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也发表自己的看法：“真正的财富就是生活上的必需品”，即“对家庭和城邦(国家)有用的东西”(《政治论》)。中世纪著名的神学家、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在其名著《神学大全》中，首次把财富分成“自然财富”和“人为财富”，食物、牲畜、土地等属于前者，金钱(货币)属于后者。不过，他的财富观念更倾向于实物，而不是货币。稍后法国的重农学派，也是注重财富的使用价值，即其物质内容。如重农学派的先驱者皮埃尔·布阿吉贝尔(1646—1714)认为“只有衣食等物品，才应当称为财富”，否认货币本身是财富(《谷物论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费朗斯瓦·魁奈(1694—1774)亦认为只有物质本身增加，即使用价值的增加，才是财富的增加。在《谷物论》中，他把财富分为“实物财富”(消费性财富)和“货币财富”，并说：“决定国家财富多少的，不是货币财富的多少。”在《人口论》中，他进一步更明白地说：“货币是在交易时同一切种类的商品财产的售价等价的财富。货币或金银(它们可以作为货币)本身绝不是消费性财富，因为货币可以说只是贸易的工具。”据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农业部门生产出的剩余产品——“纯产品”，才是一国新增加的财富。即使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1723—1790)那里，所谓的“国民财富”，仍是指一个国家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西蒙·德·西斯蒙第(1773—1842)继承了斯密的有关思想，从物质(使用价值)方面加以强调，认为亚里士多德给财富下的定义是十分正确的，他说，财富是“为日后需要而保存起来的东西，而且只是由于这种未来的需要．财富才有价值。”(《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与李嘉图同时代的英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同样把财富看作“对人类必要的，有用的和适意的物质东西”(《政治经济原理》)。
15世纪重商主义的时代出现了货币形态为主导的财富新观念。进人15世纪，西欧的封建经济已趋于瓦解与分化，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和扩大，重商主义者从商业资本的运动出发，把财富直接等同于金银或货币，在他们看来，财富就是货币(当时的货币是金和银)，货币就是财富。如孟克列欣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中说道：财富就是货币，就是金银，而商品流通则是获得金银的最重要的方法，对外贸易是一国财富增殖的源泉。16、17世纪重商主义盛行之际，人们对货币的需求越来越多，货币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正是社会需求这一强大的报动力，使人们对金银的崇拜简直到达无以复加的地步——就像哥伦布所形容的那样：“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人天堂。”由于对金银货币的极端推祟，重商主义者多受后人垢病。客观地说，他们的错误，在于把金银货币看成是财富的唯一形态，在于把对外贸易看作增加财富的唯一源泉。然而，从另一种角度看，他们病痛快快地把货币请进“财富的殿堂”，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至少，在财富的学说史上，我们第一次看到学者们名正言顺地把货币作为财富的形态载入典籍。我们知道，商业革命诞生了资本，进而催生了工业文明。而在资本的世界中，它首先表现为货币。诚如梁东黎先生所说：“资本是近几百年最有魅力、最有内容的一个词汇，作为人类进入工业文明的支点，资本也是人类在最近的历史中寻找财富的最大发现。”(《财富的发现》)而这一切，正是从重商主义开始的：
中国人在绝大的历史时空中鄙夷财富的，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代这种状况才稍有转变。而在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就已在观念和实践上完成了财富观念的转变。中世纪西方人的财富观念主要来自于圣经的思想, 认为应该抛弃尘世的财产，积累财产与信仰上帝是对立的，财产越多离上帝越远，只有守贫才能接近上帝，世人应该学习基督，基督没有财产，他为了拯救人类，过着赤贫的生活。“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玛门（金钱），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 “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 这些引文分别见于马太福音第六和第十九章。守贫斥富的观念得以在中世纪存在．有其客观的基础。中世纪是个财富不均的社会，《圣经》中关于财富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要求财产平等的思想和对统治阶级不满的情绪。然而人们又无力改变社会的现实，所以只能把对尘世的希望寄托于天国，于是有了“财宝在天上”，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的说法。这是守贫思想存在的一个原因。其次，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时，商品交换还很不发达，货币尚未充分发挥其作用，这是守贫思想得以存在的又—原因。所以，中世纪欧洲对商业不赞一词，人们不能理解商人的利润是怎样取得的。教会和神学家认为商人不劳动，没有给产品增加任何价值，他们的利润是靠欺骗得来的，于是商业被认为是一种卑贱的职业。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在富裕的市民阶层中首先开始重新评估财富的价值，因为他们最早从实践中认识到，只有拥有丰厚的物质财富才能带给人以优裕的生活和社会尊严。他们认为发财与信仰并不矛盾，开始把发财与信仰协调起来。而人文主义者则是从理论的高度，伦理道理的角度，来阐述财富的意义：财富本身并没有好坏的属性，它不过是完成某种行为的工具；财富是国家昌盛、文艺繁荣的基础，对它不应该轻视；财富对学术活动有利，是哲学家的朋友，哲学家只有有了丰富的生活必需品，从恐怖的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才能潜心研究； 财富是道德的基础，没有财产，德性是无力的，哲学是经不住风雨的； 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发财，不是为了拯救灵魂。贪婪财富是一切事业的发动力， “人们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金钱，我们所有的人都充满着获取利润、获取更多的利润的欲望。如果弃绝了这个欲望，一切事业就会完全停止，要不指望获利，还有谁来从事任何一项活动呢?财利越明显，我们越愿意做任何的事，所有的人都在追逐财利，所有的人为了财利而努力.”又说:“如果你观察一下军事、商业、农业、手工业，或者所谓的自由艺术，原来，其中任何一项莫不为了得到钱，，为了金钱我们克服了生活中的困难和危险” ，这实际上已经在财富观的基础上开始形成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啦。 为私人利益辩护，为财富辩护，把财富看成道德的基础，反映了一个新的时代，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思想。对于这一时代，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颂扬金钱成了冒险的商人，狡猾的银行家、精明的企业主等一批新的财富占有者的最根本的生活原则.在这一个时代，一部分人无限地富起来，另一部分人又必然地穷下去，贪婪由罪恶变成美德，贪婪者由祸国秧民的蟊贼变成歌颂的对象，把追求金钱看成是人类行为的价值。尽管如此，它冲击了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批封了基督教的伦理道德，揭露了基督教关于弃绝尘世利益的伪善说教，它引导人们追求积极的理想，鼓励人们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因此把人类从禁欲主义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树立了人的尊严，着实比中国进了一大大步！！！
我国自古至今经济学及其思想贫乏，科举长期的统治着知识分子的心灵，既不是自由民主人权发生的国度，也不是科学、中产阶级、消费社会产生的国度。而近代西方的财富观已经进化到了价值形态的阶段。从“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1623—1687)开始，财富思想出现了第二次重大转向，也就是出现了以“价值形态”为主导的财富新观念。，“价值形态”的财富观带有明显的形而上色彩.
“劳动价值论”
配第在《赋税论》中首次提出“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他有一句名言，形象地概括了自己的财富观：“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显然，在他看来，财富是由劳动和土地共同创造的。重农主义的先驱者理查德·坎梯隆(1680—1734)继承了配第的思想，但他把财富的源泉主要归于土地，而把人的劳动看作是生产财富的形式(《商业性质概论》)。这一思想同样在雅克·杜阁(1727—1781)那里留下痕迹，他说：“土地永远是一切财富首要的、唯一的来源。”(《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杜阁把魁奈所谓的“纯产品”看作是劳动利用自然力的产物，是自然对土地耕种者劳动的赐予。坎梯隆和杜阁虽然已看到劳动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但毫无疑问，他们更侧重于土地这—自然因素，“劳动价值沦”有被扭曲的倾向。
亚当斯密(1723—1790)对配第以来的观点作了重新审察，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指出劳动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但斯密在说明劳动是财富的源泉时，又混杂着“三种收入决定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继斯密之后，古典经济学最重要和最突出的代表者大卫·李嘉图(1776—1817)又对斯密的观点作了补充。斯密在谈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时，没有涉及自然因素(土地)，李嘉图指出作为财富最终源泉时，除了劳动外还有自然因素(《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似乎又回到配第原来的起点上。同时，李嘉图还谈及资本问题，他对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作了区分，认为资本属于“过去的劳动”，但它并不创造新价值，而只是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给生产物。从配第到坎梯隆、杜阁再到斯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终于得到坚持。马克思是“劳动价值论”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而巳揭示了剩余价值来源于劳动力使用所创造的价值，对财富的来源作了科学的分析。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马克思“劳动是价值(财富)唯一源泉”的观点，并未在西方经济学中占居主流地位。
“要素价值论”
与李嘉图同时代的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待·萨伊(1767—1832)以“生产三要素论”探索价值的来源，认为资本、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了产品，因而也就共同创造了价值。其实，萨伊的“要素价值论”直接来源于在他之前的古典经济学的有关财富思想，像土地、资本和劳动这三种“生产要素”，均被配第、斯密、李嘉图等人论及，只是没有被全部当作价值(财富)的源泉罢了。萨伊的理论应看作是对配第以来的“劳动价值论”的一次“反动”，因为他认为物品的效用决定价值，否认“劳动价值论”，如说：“物质不是人力所能创造，而物质的量也不会忽增忽减。地球就是由物质构成。人力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改变已经存在的物质的形态。所改成的新形态，或提供前此所不具有的效用，或只扩大原有的效用……人力所创造的不是物质而是效用。“(《政治经济学概论》)萨伊的理论掩盖了劳动在创造价值中的决定性作用，尽管如此，李嘉图学派解体后，萨伊三位一体的“要素价值论“仍被西方经济学家普遍接受，成为主流思想。
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西尼尔(1790—1864)对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作了发挥和引申，他认为财富和价值的源泉就在于三个要素，即“劳动、节欲和自然力”。“自然力”指的是土地，而“节散”指的是“资本”，是资本家为了将来的利益而放弃眼前消费的享乐和满足，把资本投入于生产(《政治经济学大纲》)。英国的另一位古典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2)又沿着这条思路走下去，他认为任何社会生产都必须具备三个要素，即“劳动、资本，以及由自然提供的原料和动力”(《政治经济学原理》)。德国历史学派的奠基人威廉·罗雪尔(1812—1898)也完全接受萨伊的“要素价值论”。非古典经济学说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亨利·乔治(1839—1897)以及美国边际效用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翰·贝茨 克拉克(t847—1938)也相继因袭了“要素价值论”。如乔治认为“土地、劳动和资本共同生产财富，所以产品必须由它们三者分配”(《进步与贫困》)。克拉克也认为土地、劳动和资本共同创造了价值和财富，因而各要素都具有生产力，都是价值和财富的源泉，都应该从生产成果中获取相应的份额(《财富的分配》)。不言而响、萨伊的“要素价值论”．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财富观，起着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有关主观价值论观点略）
进入20世纪中叶后，西方又出现了以“知识形态”为主导的财富新观念。当然，这种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古典经济学语境中，“创造财富的东西就是财富”，而到了20世纪，财富概念又体现了另一种语境的转换，即由“是什么东西创造财富”变为“是什么东西能使财富增长”。用现代的经济学术语说，财富增长就是经济增长．那么，按照逻辑推理．在当代经济学语境中，能使经济(财富)快速增长的东西就是财富。正是在这种语境转换中，“知识经济”进入人类的视野，“知识”也就成了财富排行榜上的新宠儿。随着发达国家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和知识社会转变，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新模式越来越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许多经济学家开始修正新古典主义使用的生产函数，将知识作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直接纳入生产函数之中，并在经济增长的新概念中，确立知识的首要地位，以说明知识积累的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代中国人需要问一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财富观？
关于财富观、我国古代圣贤贤们也有过一些精辟的论述。儒家创始人孔子就肯定追求财富是人的天性：“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同时他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应该说，孔于的这些言论对建立正确的财富观具有积极的意义。只是在后世人发扬光大的恰恰是他的另一句警辟的话语：“不患寡而患不均”、以及迁延不断的安贫乐道、平均主义大锅饭和君臣礼法。几千年来、我们在财富观上一点也不中庸．要么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劫富济贫、越穷越光荣。要么是骄奢淫逸，为富不仁、走的都是极端，与西方的财富相比，真是悲乎无以复加。历史的—页已经翻过，面对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在思考和借鉴的基础上进行文明的创新，构建符合中国当代社会和时代发展潮流的财富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