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今的经济学界，批判自由主义似乎已经成为时尚，认为中国改革至今所出现的问题，特别是贫富分化问题，是因为政府推行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不过，如果要人们对"自由主义"下个可以自圆其说的定义，那就不太容易了，人们知道的，只是贴标签式的自由主义，比如，资本的自由流动，私有化，自由竞争，政府收缩，这些就是自由主义。但是，这些现象为什么是自由主义？为什么可以将其帖上"自由主义"的标签，为什么"华盛顿共识"就是自由主义？就没有多少人可以说出有根据的道理了。那么，到底什么是"自由"？什么是"自由主义"呢？自由就是每一社会公民根据自己的天然权利在社会上所拥有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它有一个基本特征：自由的社会化；即自由是每个都应具有的，一个人的自由不能导致另外一个人丧失自由，即不能只让一部分人有自由，而另外一部分人的自由选择权利则受到这部分人的自由的抑制甚至取消。我们可以将自由的这种特征称为"对称性自由"。既然有对称性自由，就会有"非对称性自由"；非对称性自由就是给予一部分人自由而剥夺另外一部分人的自由，即社会公众所享受的自由权利是不对等的，这实际上是不自由的体现。而"自由主义"则是对人的这个自由选择权的弘扬。而人们对自由的误解，则是将非对称性自由误解成了对称性自由了。比如人们常说自由主义政策给予了某些人以垄断市场的权利，甚至象程恩富所说：自由主义必定导致垄断。比如在中国，自由主义就是让某些人（所谓社会精英及有权势者）有掠夺公共财产的权利，而公众则失去了合理拥有与利用这些公共财产的权利，这样的自由主义不是什么自由，而是相反，是非自由，因为它侵犯了其它人（那怕只有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权。给予一部分人以经营的自由而禁止另外一部分人的经营自由，甚至通过一部分人的经营自由去抑制与损害另外一部分人的自由经营权利，这本身就不是自由所应具有的意义。诚然，某些人的自由经营的成功有可能使其有垄断市场的能力，从而使其他人有可能因此丧失自由。但这已经使自由丧失意义，自由走向了非自由。因此，自由有可能走向它的对立面，走向非自由，走向异化；但一切非自由，同时都需要自由的理念与自由的政策去打破。比如在社会普遍自由经营的情况下产生了几个寡头，他们有打击竞争对手、垄断市场的能力。如果这种局面形成了，那么就需要将局面扭转回归到原先的自由经营状态，将被这些寡头垄断了的市场重新打开，还市场以自由局面。可见，自由有可能走向非自由状态，有可能异化，但非自由状态同样需要自由的理念与自由的政策去打破。因此，自由主义仍然是我们不可丧失的选择。资本自由流动一直是反自由主义者反对的一种经济现象。因为在他们看来，资本自由流动有可能导致"胜者通吃"的垄断。但按前面的道理，这种胜者通吃的垄断已经不再是资本自由流动了，面对这种非自由的垄断局面，我们的唯一办法仍然是让资本自由流动起来，因为如果你不让资本自由流动，各种各样的垄断局面、市场封锁局面怎能打破呢？比如如果你不让资本自由流动到医疗、教育、住房、银行、保险、电信、石油、铁路等等这些目前仍处于垄断经营的部门，以均衡它们的超额利润，增加它们的供给，那么，广大公众就仍然需要忍受它们的低质高价的剥削。所以，反对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赞同垄断利益而反对广大公众的利益。反对自由主义者自以为他们在反对垄断，实际上是在维护垄断。华盛顿共识从根本上说没有什么问题？但为什么它在某些地方会引起那么多问题呢？那是因为这种"共识"使这些地方的脆弱经济受到了打击。就象一个长期患病衰弱的人，一下子要他努力劳动，承担过高的责任，他就不行，就会死去。因此，问题并不在于"共识"，而在于不能适应"共识"。比如许多人都说不能让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否则中国银行业就会垮台。那么，问题到底是因为外国银行进入形成的呢？还是中国银行业长期虚弱难振的结果？长期垄断经营使中国银行业虚弱难振，而虚弱难振则又成为维护其垄断地位的原因与借口。这样，最终遭受损害的，只能是中国广大老百姓及中国经济。拉美国家甚至俄罗斯之所以无法接受华盛顿共识，就是因为它的经济基本面长期以来都虚弱难振，都需要垄断经营才能生存，因此都不能承受外界的冲击。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没有勇气接受"共识"，就说明你的经济体是虚弱的，而不能说"共识"是坏东西。人们说"华盛顿共识"的阴谋是要搞垮一个国家，但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因为这个国家在"内因"上已经虚弱，承受不了资本国际流动所带来的冲击，所以会垮台。但它之所以垮台，那是由于长期以来没有承受过外界压力、没有接受过竞争对手之故。就象一个人从来不跑步，因此造成他心脏衰弱，如果现在要他跑步，他就会突然死亡，这样，思想平庸的人就认为跑步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但是从长远来说，不跑步才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因此，当某些国家被"华盛顿共识"弄垮时，那不是华盛顿共识的错，相反，是长期没有过受到这种"共识"的刺激之错。――黄焕金】 拉美之镜鉴：改革与再改革
史寒冰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实现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为取向的社会改革成为世界发展进程的主要景观，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意识形态在这一进程中占居了主导地位。拉美国家的改革起步较早也最为激进，在80和90年代，相继经历了经济调整和经济结构改革两个阶段。在西方债权俱乐部的压力下，拉美国家按照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开出的"华盛顿共识"这一带有强烈市场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政策处方，掀起了转换经济发展模式的高潮，终于陷入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地区政治格局的改变，拉美各国对"第一代改革"进行了深刻反思，认识到必须"对改革加以改革"。90年代末以来，多数拉美国家校正了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开始推行以注重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协调为特征的"第二代改革"，实行"有社会公正的增长战略"。拉美国家改革与再改革的历程表明，改革的内涵与外延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存在某种一贯正确、永恒不变的"终极真理"。评价某项改革的合理性和成败得失，不能从抽象的概念出发，也不应片面地仅以经济收益为评判标准，而应当以社会收益最大化、社会成本最小化为准则，加以综合判断。拉美国家从两个"失去的十年"到"第二代改革"，其中的经验教训极为典型和深刻，对于所有正在实行市场化改革的国家尤其具有警示作用。中国可以把拉美作为一面镜子，从拉美国家改革与再改革的经验教训中接受教益。
主题词：改革 新自由主义 华盛顿共识 社会公平 社会公正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并继续向前推进。如今，中国无论在综合国力、经济社会结构、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还是政府在经济社会管理中的角色、职能及其政策决策的理念与方式，以及社会价值观、公众对改革的理解与利益诉求等方面，较之改革开放初始阶段乃至最近10年发展时期的状况都有了极大的改变。不论说"改革正处于十字路口"，还是称"改革正处于新的起点"，都意味着当前的改革面临着新的抉择。
中国的改革不是孤立的现象。从世界范围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时兴的词汇，以经济改革为先导的社会变革成为世界发展进程的主要景观。尽管各国改革的历史条件不同、出发点有所差异、程度和力度深浅不一，但都以实现经济市场化和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为共同取向，而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意识形态在这一进程中占居了主导地位。其中，拉美国家从80年代到新世纪初年，相继经历了经济调整、结构改革、反思与再改革（"对改革的改革"或者称"第二代改革"）阶段。拉美国家的改革起步较早也最为激进，后来又率先校正了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其中的经验教训极为典型和深刻，对于所有正在实行市场化改革的国家尤其具有警示作用。鉴于中国正在对改革进行反思并酝酿新的抉择，拉美国家的经验便有着特殊的借鉴意义。
经济调整年代：失去的十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走上了以政府主导和贸易保护为特征的"进口替代"式工业化发展道路。为了弥补贸易赤字和本国资本的不足，这一地区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大量吸收外国资本，尤其是来自国际商业银行的贷款。除阿根廷、智利外，大部分国家的借贷人主要是公共部门。到1982年，拉美国家的外债规模达到3500亿美元，[1]偿债率高达41%，负债率高达331%，[2]远远超过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外债负担越来越沉重。加之当时除石油以外的出口商品价格大幅下跌使国际收支出现巨大逆差，以及国际利率大幅攀升（翻了一番多），[3]这些因素直接引发了普遍的债务支付危机。[4]
危机爆发后，国际债权集团逼迫拉美各国政府按期偿贷，众多私人银行濒临破产。为保持社会稳定，各国政府将这些银行国有化，把私人债务转为国家债务，巨大的还贷压力引发了拉美国家严重的财政危机，政府通过紧缩社会开支的方式将债务最终转嫁到公民头上。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80年代拉美国家用于公共卫生、教育、基本食品补贴等方面的开支人均减少30%，人均教育经费由1980年的91美元减至1985年的66美元。各国还普遍减少了许多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民众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社会动荡加剧，罢工、街头抗议时有发生。此外，为偿还外债，拉美各国政府大幅削减进口，导致国内供给紧缺，物价飞速上涨，通货膨胀加剧，社会中下层居民生活日益艰难，社会贫富分化加重，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5]
债务危机爆发之初，拉美国家曾提出"以发展促还债"的主张，遭到西方国家的抵制。西方债权国和债权银行采取协调一致的立场，要求拉美债务国实行"紧缩性调整"（即尽全力扩大出口，压缩进口，通过牺牲经济增长、争取外贸盈余的办法偿还债务），保证按期偿还债务。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从新自由主义理念出发，全盘否定拉美国家以往实行的"进口替代"内向工业化发展模式，认为拉美债务危机的根源在于该地区实施了内向增长模式和保护主义政策，以及国家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过大、私人部门的相对软弱。由此强调拉美国家必须减少国家干预，并采取如下改革措施：（1）实行对外贸易自由化，放弃鼓励资源向国内市场倾斜的保护政策，采取鼓励出口的外向发展政策；（2）放开价格，取消政府对价格体系的干预；（3）缩小公共部门的规模，尤其要对生产领域中的大多数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4）废除限制私人部门进入市场的有关法规；（5）放松国家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开放金融市场，放开利率，取消政府对信贷机制的管制；（6）削减政府支出，消灭财政赤字，减轻税收负担等。
1985年美国提出"贝克计划"（Baker Plan），[6]主张由国际商业银行和多边金融机构向发展中国家中的重债务国提供款支持，但要求债务国进行"综合、全面的宏观经济与结构改革"，即：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进一步开放资本和股票市场，放松投资限制、实行资本流动自由化，实行贸易自由化和进口管制的合理化，改革税收体系和劳动力市场，以及纠正价格扭曲现象，等等。并以此作为进行债务谈判的条件。拉美一些国家在外资流入急剧减少的情况下，为从美国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获得更多货款，被迫接受了某些结构性改革的附加条件，开始了经济自由化改革的进程。"贝克计划"实际上承认了"以发展促还债"的原则，但相关措施迟迟不能到位。1989年，美国政府提出"布雷迪计划"（Brady Plan），[7]首次同意对拉美债务国所欠债务本金给予减免，但要求债务国进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改革。拉美一些重债国分别与美国就布雷迪计划实施达成协议后，遂加大了结构性改革的力度。贝克计划和布雷迪计划的出笼，强制陷入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实施改革。由此，拉美地区掀起了转换经济发展模式的新高潮，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拉美广泛推行。至此，拉美国家才获得了重新安排债务和取得新贷款的机会，债务危机趋于缓解。
在整个80年代，拉美地区经历了持续的经济衰退，平均经济增长率由1950-1980 年的5.3%下降为1.1%，[8]社会形势也日益恶化，因而被称为"失去的十年"。
结构改革年代：又一个失去的十年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拉美国家逐渐由经济调整向经济改革过渡，由一般性调整向结构性改革深入，从单纯的稳定经济策略向改变发展模式的经济改革转变， 新自由主义成为改革的主导理念、政策基础和显著特征。虽然拉美各国实行自由化改革（"第一轮改革"）的进程有先有后，后来转入"第二代改革"的年代或早或迟，但从总体上看，整个90年代是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大规模、宽领域、深层次的宏观经济和结构改革主要阶段。在这个阶段，对拉美国家的改革具有纲领性地位、并对改革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政策文献，是由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泡制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确立其主流价值观地位并走向鼎盛的时期的产物。80年代早期，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的私有化改革和美国里根政府实行的保守主义（供给经济学派）经济改革，确立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主流经济学地位；进而，这一崇奉私有制、主张市场自由最大化和政府作用最小化的经济理论，迅速演变为一种时髦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在这一时期相继发生的拉美国家债务危机、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东亚国小龙）的崛起、[9]苏东国家政治经济动荡与嬗变等一系列事件，使新自由主义者坚信，国家干预、保护主义以及计划经济、国有经济等等与市场自由精神和私有经济原则相悖逆的政策、制度已经走向终结，市场法则和私有制度已经获得最终胜利。在踌躇满志的新自由主义者看来，自由放任的市场原则已被证明是"终极真理"--在它面前，世界的差异性消失了，[10]自由主义成为历史演进的终点；[11]人们无需再对本国经济做任何诊断和思考，只要根据新自由主义的"万应药方"照方下药，即可包医百病。正在是这一氛围下，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大成并将之教条化的"华盛顿共识"出笼了。
1989年秋季，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召开了关于80年代中期以后拉美经济调整与改革问题的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拉美的调整：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发生"（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出席会议的有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美国财政部等部门的官员、企业界人士，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代表，以及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在会议最后阶段，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高级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总结出与会者在财政紧缩、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等拉美国家已经和将要采用的政策工具方面形成的十点基本共识，并于会后将会议论文汇编成册于1990年出版发行。[12]在该论文集中，威廉姆森更加明确地开列了拉美国家应该采纳的政策清单，[13]并认为这些政策普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这些政策主张为称为"华盛顿共识"，并被视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宣言"。
依照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开列的处方，拉美国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继加快了经济结构改革的进程。改革的基本和普遍的取向是实行进口自由化（取消配额，降低关税，减少税种等等）、国内金融体制自由化（利率自由化，降低储备金率，限制或结束信贷分配，关闭国有银行或将其私有化等等）、开放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取消外汇管制，消除对外国直接投资及其他各种资本流动的限制）、私有化（把国有公司出售给国内外私人资本，这些公司主要是大型自然资源公司和垄断性公用事业）和税制改革（调整税收结构，限制税种，降低税率），此外还有劳工政策改革（诸如取消终生雇佣和偿付高昂的解雇费等惯例，简化临时雇佣程序）、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诸如将传统的现收现付养老金改为资本化的私人养老金）等等。[14]拉美经济改革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在拉美历史上前所未有，以至有人称之为拉美大陆上的一次"经济政变"。改革在许多领域取得了进展，拉美国家实现了从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的转变，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大大减少，市场机制已经发挥主导作用，财政失衡的现象有所减缓。但这些影响不足以为该地区带来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长。
2000年11月，联合国拉美经委会（ECLAC）[15]发表了题为《增长、就业与公正：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改革的效果》（Growth, Employment, and Equity: The Impact of the Economic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的研究报告，[16]运用翔实的资料和数据，对以往10-15年间拉美国家"第一代改革"及其影响作了系统的分析和全面的评估。报告指出：改革的结果"既不像改革的支持者所预计的那样乐观，也不像反对者所担心的那样消极"，按地区平均值计算，"改革本身似乎只产生了令人惊讶的微小影响"。报告将拉美改革的主要结果归纳为五个方面：（1）90年代恢复了增长，但产量并没有出现普遍的高涨（或下降），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还低于50年代至80年代的水平；（2）出口大幅度增长，但进口增长更快，从而导致贸易赤字的扩大；（3）投资和生产率虽然"收复了在80年代失去的地盘"，但没有出现重大的成果；（4）就业滞后于不高的增长率，而且新就业的质量呈现出严重的问题，而在创造就业的数量方面，改革似乎起了负面作用；（5）改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基本上是负面的，社会不公在恶化。尽管该地区的大部分国家都有实现了可观的适度经济增长，但这一速度还是低于过去的速度，不足以弥补技术和社会发展落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