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6年‘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发言纪要
叶行昆
各位同仁；
大家好！
今天有机会向在座的各位汇报一下自己近来的学习体会，感到万分的荣幸。
就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变迁的分期而言，我大致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转型期、成熟期期和凝固期。
鉴于夏、商社会形态之独特性和文献资料之匮乏性，在此姑且存而不论。我粗略地把殷商至西周称为转型期，把先秦至西汉称为成熟期，而把隋唐至明清之际称为凝固期。这种对制度变迁或制度转型划分的依据便是视其是否具有标志性的社会阶层的产生。
一． 转型期：
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发表过一篇被誉为“轰动全世界的大论文：《殷周制度论》。王国维自称：“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而其“经世之意”就在于以周朝制度为理想。他认为，殷周之际，乃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变化最剧烈的时期。周公制礼作乐，分封建国，以德治国；便是周朝的制度特色。
在制度设计的框架上，在制度创新方面，周朝依天行道建制；一改以前殷商“兄终弟及”，贵贱无序的社会形态：一曰立子立嫡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同婚之制。并以此纳上下于道德，纲纪天下；因而形成了道德政统的四个法门：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进而产生了“父死子继”的公、侯、伯等诸侯阶层，上下贵贱有序，不得逾越。这在政治上是“授土授民”，在宗法上是“别子为祖”；两者合一，便是分封制度。这是一种新文化，新制度，但却是周公亲手制定而成的。难怪乎，后来的孔夫子念念不忘：“悠悠乎，文哉！吾从周。”并以“克己复礼”而身体力行。
二． 成熟期：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到了东周乃至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这种分封制度遭遇了强烈的震撼；于此，详见我提交的另一篇论文〈论“礼崩乐坏”与制度变迁〉。
众所周知，先秦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百家争鸣”时期；此一时期最为引人入胜的便是各家制度思想；比如孔孟的“仁政”思想，荀子的“礼制”思想和商韩的“法治”思想。对此，我在《简述春秋时期的制度思想》、《论商鞅变法与制度创新》、《对荀子“礼制”思想的经济分析》、《论以〈周礼〉为代表的儒家制度思想》以及《浅论荀子与韩非子的制度思想》等文章中有所表述。大家如有兴趣，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时期似可再分为三个阶段：
1、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漫长洗礼，中国社会产生了一个由士、农、工、商组成的“四民社会”；其中尤以孔子为代表的“士”阶层的涌现值得后人深思。当时“处士横议天下”，居然还产生了挂六国相印的苏秦；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历史人物了。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但是，当时的士阶层还仅仅是“游士”，有别于后来的“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乐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阶层。
虽然这个“游士”阶层的产生是历史的产物，但其为中国文化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是功德无量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百家争鸣”过程中的各派思想的精髓就在于其如何“定于一”的制度设计思想。它们为我国后来的各种制度改革或制度设置奠定了理论依据。
2、秦自商鞅变法进行了制度创新之后，以法治国，形成了“后发优势”；一统天下；将郡县制替代了分封制而施行于全国。秦相李斯出生寒微却成了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后第一个“布衣卿相”。从此，一种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体制得以确立；进而产生一个“以吏为师”的军功官僚阶层。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早熟状况，可见一斑。秦汉以降，分封制被郡县制取代，除帝王继统仍由血缘确定之外，“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行政官员的选拔、任用，实行荐举、考试制。从此，天下一家，家国同构；“国家”一词成了中华文明的鲜明特征。一个宝塔型的政治体制由此形成。
3、西汉的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经学博士制度。乃至到了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从而一个靠食俸禄，吃皇粮的士大夫阶层应运而生。
此外，西汉时期的盐铁专卖制度的确立为古代中国的官营统制经济奠定了制度保障。以自耕农阶层为核心的小农经济结构也趋于成熟。
至此，中国古代社会的政统、道统和学统业已基本成熟。
三． 凝固期：
隋唐之后的“科举制”曾被西方人誉为是中华文明为世界文明作出的最大制度贡献。中华帝国的皇帝也因此而被西方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誉为“最开明的君主”。科举制度的诞生与演变，把儒家的“推贤与能”、“学而优则仕”的理想予以了制度化。由此而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做官，成了天下学子的一条独木桥。这种文官制度的确立为中国的官僚政治的形成，文化的一元化奠定了制度保障，“两耳不闻窗外时，一心专读圣贤书。”“平时好谈性心事，临危一死报君王。”一个以科举功名为能事的士大夫阶层得以最终形成，由此而为官本位社会的形成夯实了扎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由士大夫阶层构成的官僚体系成了社会的上层，而主宰小农经济的自耕农阶层则为社会的下层。在这上下两层中间，手工业者，商人阶层始终在夹层之中寻求生存之道；因为在这样的制度框架内是无法产生一个具有活力的新兴阶层的。工商阶层无法从当时的体制中游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势力的社会阶层。“重农抑商”是当时社会的主旋律。“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成了社会的普遍形态。产生一个体制外的工商阶层缺乏社会空间和制度环境。所以，我们有“耕读世家”，“官宦之家”，“书香门第”；却无“工商世家”。然而，缺乏中间阶层的缓冲，乃是容易导致社会动乱的原因之一。诚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古代中国社会的形态基本上想一个“立”字。而我的解释是：皇帝在上为一“点”，上下两横为士大夫与自耕农阶层，而中间两点是手工业者和商人阶层。
西方人士将中国古代社会视为早熟型社会；曾一度领先于世界文明，是个历时最为悠久的超级大国。其中，政治的专制，经济的统制，文化的压制；三位一体，乃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特色。然而，物极必反，过犹不及；如此这般的三座大山压得中国社会迟迟进不了现代社会。
反观西方世界，经历“黑暗的中世纪”，经过了一系列的血与火的洗礼，产生了市民阶层，荡涤了封建社会的残余；终于有了西方世界的兴起。正是由市民阶层打造的商业化管理的社会形态，使得西方世界走出了中世纪而迈入以现代经济制度为内核的现代社会。而当今之世的美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的经济潮流的领头羊，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它们所产生的企业家阶层，从过去的卡纳基到现在的比尔-盖茨。
我国的学术界曾有过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争论，如今看来近乎是无稽之谈。试想，倘若一个鸡蛋的外壳不被打破，里面的蛋黄是不会流出来的；但会发霉，发臭；直到成为化石蛋。试问，要是没有帝国主义列强的洋枪洋炮，把我们这个臭鸡蛋的外壳打破，即便我们有资本主义的萌芽，那也一定是萌而不发的霉芽或死芽。即便在民国时期的抗战期间，胡适先生依然认为当时我们仍处于中世纪。民国革命最终也是产生了祸国殃民的四大家族的买办官僚阶层而寿终正寝。
由此可见，探讨一个社会形态的制度变迁或制度转型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这个社会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阶层。我以为，这样的判断标准将有助于我们对于社会形态演变过程的认识。
只有把握了制度变迁的大致轨迹，我们才能了解制度演进的路径依然；进而了望未来制度变迁的走向。探索历史发展的痕迹，不仅要合理地解释过去，而且要达观地推测未来；以期收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之效。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我们正在或将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标志性阶层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
挂一漏万，信口开河；让大家见笑了。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