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6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论文
还“我”本来面目
——从“经济人”到“注目礼人”
欧阳君山
提要：经济学帝国高耸入云，蔚为壮观，但作为经济学基石的“经济人”却陷入精神分裂，物质动机与非物质动机，理性与非理性，自私自利与“集体行动”，各说各话，正严重地威胁经济学的逻辑一致性和科学性，重新审视“经济人”已经刻不容缓。审视表明，人们在财富上自利、追求财富最大化只是一种表象，真正的用意是在于别人和社会的承认——注目礼，“经济人”原本是“注目礼人”。事实上，“注目礼人”原本是最最普通不过的常识，要不然，人类社会就不会形成，人也根本就不会走到一块。将“经济人”还原为“注目礼人”，实际上是为“经济人”作出了证伪，并为创建真正的经济学帝国奠基。
关键词：自利；经济人；注目礼；注目礼人；逻辑一致；经济学帝国
专家评论：择优分配原理发现者、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对欧阳君山本文的评论：“我再一次读了你的文章。你能够统观全局，审视过去大家们的成就，用批判的眼光回顾学术的发展，并且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文章具有非常的重要性。”
经济学帝国
1776年3月9日，亚当·斯密历经十二年写作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问世，这部被简称为《国富论》的遑遑论著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种学科的正式诞生，亚当·斯密也因此而被尊称为“经济学之父”。
打那开始，二百三十年以降，经济学一路上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穷尽了一切与经济学直接有关的领域，生产、消费、分配、管理、物流、发展、改革、滞胀、转型、生态、资源……也探索了几乎一切与人性有关的社会科学领地，伦理、政治、法律、文化、制度、社会、历史……乃至迳直睡到心理学的卧榻之上，如200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尔·卡纳曼就认为自己是心理学家，而不是什么经济学家。1
经济学甚至也直将剩勇追穷寇，推进到一些既无关经济学也非关人性的一些自然科学的地盘，如美国耶鲁大学一位叫吉雷特·弗迈吉的古生物学家，他就用经济学的视角与方法来观察和研究生物圈的稳定及进化问题，并对世界经济与生物圈进行了有意思的对比。2
对经济学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高歌猛进的态势，学术界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这就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别的帝国主义应当谴责，但经济学帝国主义应该喝彩！因为经济原本就是大学问，在中华语文中，所谓经济，乃经世济民，可谓大矣；经济学实在是应该大搞帝国主义。当今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壮大也在用事实为“经济学帝国”作出了雄辩。
事实上，这似乎也是在回归经济学之父当年的梦想。亚当·斯密晚年曾经对朋友说过，他不只是有经济学与伦理学的思想，而且试图创建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从而系统地阐明人类活动这个大体系的整个过程，人类社会这架大机器的全部机制，并揭示作为自然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的本性及其生活的终极目的、过程和形态。3
只可惜经济学之父当时已是廉颇老矣，徒留憾事。长江后浪推前浪，倒是后辈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似可告慰斯密先生的在天之灵，“经济学帝国”已经有目共睹，经济学也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显最摆的学科，其分析工具和方法受到思想界的普遍垂青。
万丈高楼起平地
万丈高楼起平地，常识告诉我们，建立大厦必须夯实地基，要不然，大厦越是高大，就越是危险。但遗憾的是，在人类的思想和科学史上，万丈高楼一夕倾塌的事并不少见。正是十九二十世纪交，辞旧迎新，展望正到来的二十世纪，绝大多数物理学家们都信心满满，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已经在握，不再可能有什么突破，余下要做的也就是细节的补充。作为当时最权威的物理学家之一，英国的开尔文爵士（即威廉·汤姆逊）把小小小的希望寄托在“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上，其话是这样说的：“物理学的大厦已基本建成，后辈要做的只是零碎的修补工作，把实验数据搞得更精密些。”4即是说，就物理学而言，前人树已栽好，后人乘凉就行，不亦乐乎！
但事过三年——请注意，仅只是三年，1903年，“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连小小小的希望也不被寄托了，也是当时最权威的物理学家之一的阿尔伯特·迈克尔逊有这么一番豪言壮语：“所有比较重要的基本定律和物理科学的事实，都已经被发现，它们已经很稳固地成立，甚至连因为有新的发现而要对它们进行补充的这种可能性，都极其微小。”5即是说，后生们，翘起你们的二郎腿吧，老前辈把什么都摆平了，经典物理学什么都弄好啦，玩吧！跟你的女朋友谈恋爱去吧！
更有意思的是，当是时也，也就是这个迈克尔逊，正一鼓作气在求一个至善至美，即为经典物理学这一栋大厦的地基“绝对时空观”寻找经验证据——所谓的“以太”，实际上也就是要最牢靠地夯实经典物理学的地基。
但没想到的是，迈克尔逊没想到——当时绝大部分物理学家可能都没想到，“羊肉未吃惹身骚”，寻找“以太”的努力不仅没有为经典物理学这一栋大厦夯实地基，而恰恰从地基上撼动了整个经典物理学，这就是后来所谓“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对经典物理学的颠覆！这一颠覆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当时也是最权威的物理学家之一的洛伦兹凄怆而又悲哀地感叹道：“在今天，人们提出了与昨天完全相反的主张，这就无所谓真理的标准了。我真后悔没有在这些矛盾出现的前五年死去。”6后来的爱因斯坦相对论就正是对这一颠覆的正面回应。
不仅物理学然，数学也是这样惨遭颠覆。也是在辞旧迎新的190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当时的数学界领袖人物同时也是著名哲学家的彭加勒兴致昂扬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数学绝对严密性的目标已经达到了！”7但事过二年——仅只是二年，同样也是数学家又是哲学家的伯兰特·罗素提出“集合论悖论”，使数学界一片手忙脚乱。
当是时也，数理逻辑学家弗雷格十二年的心血之作《算术的基本法则》第二卷正在付印之中，他不得不急急忙忙地在书的末尾郑重申明：“对一名科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难堪的事了，即在他的工作刚刚完成时，突然发现它的基石跨掉了，罗素先生的一封信，把我置于这种境地。”8另一位叫狄德金的数学家则干脆把《连续性与无理数》第三版付印稿一休了之，狄德金表示——集合论悖论使该书变成一篇接一篇的“废话”。9正可谓：革命刚刚成功，胜利就此失败，不亦哀哉！
而今的经济学帝国也蔚为壮观，虽然没有人像开尔文爵士或彭加勒那样扯开喉咙为经济学帝国大声叫好，但经济学的幅员辽阔和巨大成就的确都有目共睹。这里面是不是也存在使帝国大厦一夕倾塌的地基问题呢？
事实上，经济学帝国的地基问题已经出现。西方经济学原来被认为只有一个基本定律，可以说在逻辑上是高度符合所谓“奥卡姆剃刀”的原则的，这一个基本定律也就是“经济学之父”当年提出的“看不见的手”，也被人称为“经济学第一定律”，通俗地表述就是：“人人为自己，社会将更好。”经济学之父说过一句众所周知的话，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但后来遭遇“集体行动”和公共产品的难题，当代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遂又提出所谓“经济学第二定律”，通俗地表述就是：“人人为自己，社会将更糟。”众所周知的“囚徒困境”就正是这一定律的直观，两位囚徒，不相通讯，面对审讯，虽然人人为己，但却个个遭殃，而且是所有选择中祸害最大的。
看，经济学两个最基本的定律已经直接叫板，水火不容了，那经济学还有什么逻辑一致性可言呢？更置经济学的科学性于何地呢？又何谈经济学帝国呢？但事情还没完，由于现实的复杂性，两个经济学定律似乎还不够。2002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把经济学奖的一半颁给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纳曼，卡纳曼的贡献也正在于经济学帝国大厦最底里的地基上，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对人性的假定——“经济人”，他的研究表明人存在“非物质动机”和“非理性”，对“经济人”提出了应该说是非常严重的发难。
这样一来，从总体上，经济学帝国的基础就非常乱了，简直是严重的分裂和混乱，一方面提倡人人为自己，一方面反对人人为自己；一方面认为人是经济人，一方面认为人存在非物质动机，再一方面还认为人存在非理性。五彩缤纷，精神分裂，各说各话，这样的“经济人”究竟是什么“人”？算不算“人”？最起码来讲，这样的状况完全不符合逻辑简洁的科学精神，也完全不合符简洁逻辑的美学原则，更完全过不了形式逻辑的关，乃任何严肃的科学所不允许！
事实上，自由主义虽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但是对自由主义的诟病和攻击也一直绵延不绝，而这形形色色的攻击最主要的切入点正不是别“人”，而就是经济学帝国最底里的基石——“经济人”。就我们所知，中国一些被人归属于“左派”的经济学家对“经济人”有着不共戴天的异议和责备。
有意思的是，经济学之父当年在奠定这一块基石时，问题就已经是“秃头上的上虱子——明摆着”。斯密先生在《国富论》这一部著作中提出人是自私的，但在另一部重要著作而且称得上是《国富论》之前奏的《道德情操论》中却开门见山就说人是同情的。那究竟人是自私的人，还是同情的人？斯密先生认为自私和同情一样是人本性的重要成分，他没有在逻辑上统一二者，于是就成了历史公案，即后来所谓的“斯密问题”——在某种程度上，200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以更实证、更科学的方式重新提出了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