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至今为止，中国改革实际上并不成功。但为什么近三十年来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实际上这并不是“改革”带来的，而是“变革”带来的。其中最根本的两个变革是农村土地承包制、民营经济的自发兴起。这两个社会变革奠定了当今中国经济、社会成就的基石。而所谓“改革”，则是在政府主导下，由政府自行设计自行实施又相当脱离社会、脱离民众的改革，这类改革由于脱离基础，缺乏基层的自主性与积极性，而没有什么成效，甚至使改革沦为某些政府部门谋取部门与个人私利的机会与手段（从而使“改革”名声扫地）。比如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等等，都反映了这个问题。中国的农村承包制变革与民营经济变革，一开始都是非法的，是政府所不愿看到的，甚至遭受到巨大的打击力量。但由于是社会的一致要求，由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潮流，所以最终不得不从非法变成合法，从打击变成支持，从而造就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与伟大成就。但是自从社会获得了这两个变革的初步成功后，社会就再没有获得变革的机会与足够的动力，于是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出现畸形化。其中，贫富分化加剧，GDP增长与公众生活艰难化同步存在，这些现象反映了这种畸形化问题的存在。中国历来是个政府主导性极强的社会，以至在许多人意识里，国家与社会区分不了，国家与政府区分不了，政府就是国家，国家就是社会。一切都需要政府的安排，一切都等待政府的安排。这种状态当然是缺乏创造性的状态，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中国这个社会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如此贫乏的原因。每个人与整个社会，都未能获得自主发展的条件、机会与能力，没有政府的发号施令，社会就不能运转，人们就不知如何存活了。这种本末倒置的状况不能改变，很难想象中国社会会有什么好前途！】
童大焕：谁的发展 为谁发展
童大焕
赵晓在《21世纪经济报道》撰文指出，房地产在中国发展的从始至终，增长导向几乎都是唯一的要旨，而民生取向以及政府在百姓安居中所要扮演的重要公共角色则被一定程度上遗憾地丢弃了。这使得房地产调控最终无法避免中央与地方本不该有的博弈——中央希望稳定房价，但各个地方政府却希望房价继续上升。如果政府不能真正从“经济增长型”转向“公共服务型”，如果增长永远是积极政府第一位的关注对象，民生的考虑却被忽视，我国的住房制度改革就会越来越变形，越来越远离公众，并且房地产调控的成果也无法从机制上得到保证。与房地产业命运相似的，是以扩招和收费为基础的大学改革。从1998年全面推行的这项改革，其出发点也不是为了更好地培养人才、促进社会公平，而是为了刺激内需，想方设法把老百姓的储蓄从银行里掏出来。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老百姓越来越供不起孩子读书；花费巨额成本培养出来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却越来越不值钱；就业越来越难。
不光是房地产业和教育行业，在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几乎成为各级政府的最高目标，政府“重建合法性”（重树权威）的努力几乎都试图通过经济的高速增长来体现。而GDP高速增长的一个最便捷方式，便是想方设法抬高“消费”的价格。教育领域是如此，房地产业、医疗行业也是如此。
这就不可避免地走进了一个悖论：原本试图通过经济增长重建政府在百姓心中的威信，却不料经济越增长，百姓的生活越艰难，从而导致“越增长民怨越沸腾”的局面。政府越往这个方向努力，也越走向自己初衷的反面，越使自己的威信受到质疑和挑战。可以说，这样的局面出现，完全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发展的目的就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没有把百姓的福利、自由和权利放在第一位，以为“蛋糕做大”以后，公民的福利、自由和权利就会自然而然从天而降。譬如5月21日《新华每日电讯》报道，在我国一些能源富集地区，虽然GDP和财政收入连年迅猛增长，但当地多数百姓不仅无法从中获益，反而受累于因开发导致的各种生态灾难而日益贫困。于是，导致了许多这样的怪现象：财政意义上的全国“百强县”，同时却又是民众的贫困县。外资高增长与民众低工资的反差，又何尝不如此？
事实证明，因为目的出现方向性错误而导致危机的全面涌现，用不了十年时间。教育问题是如此，房地产问题是如此，工人工资问题也是如此。
然而，时至今日，很多人还沉迷于这种“高增长”迷思而不能自拔。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5月11日公布的《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表明，在经济体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内地的排名从去年的第31位跃居到第19位，成为排名上升最快的国家。
很多人又要在这种“竞争力”面前沾沾自喜了，但我更赞同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的“盛世危言”，他说，经济高增长可能引发大危机（见《市场报》），理由是“中国增长模式”是政府、企业和外资主导投资，不持续增加就业的建设项目较多，偏重特大和大型企业发展，资本密集等等为主要动力推动。这种中国模式没有其长期的可持续性。它造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缓慢和城镇的高失业率；扩大了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中国目前正在重点发展特大和大企业，资本、资源和财富向特大和大型企业集中，而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大量破产，由此而失业和贫困的人口增加，创业不足和企业规模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分配不公平在加剧；形成国富民贫的格局。中国式的高增长模式如不转变，必定会带来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制造业和商品房过剩的局面已经出现。如果中国目前“政府——大企业——资本密集”的增长方式不彻底改变，一旦与经济大幅振荡、外部冲击、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等联动，就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
事实上，今日中国，不仅制造业和商品房过剩的局面已经出现，因“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有效需求不足局面已经在医疗、教育、住房等老百姓的“命脉消费”领域全面集中和爆发。
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不仅导致国富民穷的局面，而且这种模式与官员急功近利的政绩追求一拍即合，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权利被各级政府和部门垄断的格局。比如，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部门垄断格局日甚一日，房地产开发领域土地一级市场的自由交易、单位和集体的集资建房、农民出卖土地、市民自我改建房屋的权利都被全面剥夺。等等。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要重新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必须全面重构社会发展的游戏规则，重新调整发展的根本目标和方向。其根本的要义，就是保障公民自我发展的自由，以及公平、公正地享受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社会福利的权利。在此，我们有必要重申和重温这样的常识：个体的权利就是全体的权利，个体的自由就是全社会的自由。
来源:童大焕中国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