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前，关于中国改革的争论纷纷。因此很有必要回顾与反思中国改革的历程，它到底有什么成功之处，失败之处。
经过"文化大革命"后，每个中国人都充分意识到，中国不改变，确实是没有希望的。而引领这种变革的，就是邓小平。虽然变革的方式多种多样，并且也很容易在这些具体问题上引起争论，但"变"却是每个刚刚从十年动乱中走出来的中国人的要求与期望。因此，当小岗村人大胆地包产到户后，虽然曾引起维护传统意识形态的保守派的极力反对，但几乎全中国人都一致支持，同时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现代中国最成功的制度变革---农村从军营式的"人民公社"转变为以农民生产经营及剩余获得自主权为核心的农村制度形式---产生出来了。这是一个由社会公众（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公民）的要求自下而上的成功变革的典范。在这之后，中国社会变革的另一个成功之处就是民营经济的自发兴起。这也是一个典型的由社会公众的变革要求而自下而上的成功变革的范例。历史事实说明，中国的民营经济是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自发兴起的，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受到代表国有经济的政府的种种歧视。比如民营经济很难从国有银行中获得贷款，它们用最少的资金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同时，民营经济的更大贡献是：通过民营经济中国才有可能获得一个市场经济的体制，如果没有民营经济而单纯有国有经济，就不可能在中国形成市场经济体制。不过，与政府官僚和那些自认为掌握着真理的传统意识形态掌控者的态度不同，邓小平一直支持着民营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他以巨大的战略性勇气支持中国搞经济特区，支持中国民营经济的兴起与发展，比如邓小平就曾支持"傻子瓜子"，认为他所赚取的100万元是不能被剥夺的，一旦受到政府剥夺，就会使人怀疑中国不再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了。因此在此我要区分两个两个概念：变革与改革。变革的意义是指社会自发兴起的社会革新，它有可能要通过政府的支持才能成功，也有可能不需要政府的支持而获得成功；另一方面，政府也有可能不得不支持社会公众的这种革新社会、革新制度的要求，但政府也往往是社会变革的保守势力；变革的关键之处是社会公众的革新要求，有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革新诉求。而经过20多年对"改革"现象的体验，使人感觉到，改革则只是一种政府"领导（主导）"下通过政府的设计而施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它的一个特点是缺乏来自社会公众的变革要求，它在很多时候只是脱离公众的单方面的政府行为。前面所提到的二个社会变革，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奠定了当今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合理性基石，也是中国经济得以增长发展的制度源泉。但是在此以后，政府"领导（主导）"下的改革却难见成功之处。比如它在国有经济方面的改革就难见成功（它体现在：如果没有垄断特权，许多国有企业就无法生存，一旦走入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就不得不消亡下去），20多年来的国有经济改革，至今仍然难说成功，仍然争论纷纷。另外政府体制的改革也没有见效，政府人员越改越多，政府所耗费的社会资财越来越大，越来越成为一种高成本低效益的机构。很难想象一种脱离社会公众的改革会获得成效。就象纸上谈兵地在一个死气沉沉的社会状态中谋划社会发展蓝图那样，改革无论谋划得多么好，都是无效的。而现在中国的改革，由于脱离社会公众，因此很容易被政府部门加以歪曲，以至使改革变成为部门谋取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这在当今已经是非常明显了。部门与地方政府对改革的歪曲，对改革机会的利用，使改革的声誉受到很大损害，使社会公众对改革抱着越来越大的警戒之心，他们担心是否再出现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所形成的"新三座大山"以外的"大山"，来将他们的生存空间压迫到更小程度。另外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是：在政府的长期"主导"下，中国社会基本上丧失了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机制与积极主动性，一切都要等待政府的安排。这种"消极社会"的形态，如何能够自主创新？如何能够与世界竞争？因此，今天的中国仍然走不出计划经济的巨大阴影，仍然需要等待着政府对社会事务的安排。当今中国改革实际上只是以计划经济的形式与手段而谋求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迄今为止，中国的变革获得了巨大成功，但中国的改革却是失败的。中国近3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是变革所带来的成就，而不是改革所带来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