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性兼容性 论制度变迁之动因兼其人本属性

摘要：论制度变迁之动因兼其人本属性济学一直作为一门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来研究，二百多年来忽略了对人的研究。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制度学派的出现才开始把人类行为纳入经济学的研究。本文归纳了制度的起源和演进，从经济发展的基本论题入手，通过制度成本分析，确立制度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用经济学的基本规律证明在资源无限而人的开发能力有限，在有限的经济社会主体能力的现实条件约束下，经济学的基本规律起着作用。如果人的生产开发能力有所提高，那么，现实约束条件将会降低，也就是意味着个体的自由度提高，最终表现为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的提高。推导出制度经济学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结合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提出制度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体系今后的发展应该以人为本。

关键词：社会发展；制度经济学；制度演进；以人为本

Abstract:For a long time ,The resources disposition be the important knowledge for the economic sresearch , neglected to persons research for more than 200 years. Institutional school appearance the human behavior to bring into the economic the research until  century 70s. This article has induced the system origin and the evolution, obtains from the economical development basic thesis, The establishment system develops the important status in the society by the system cost analysis. Proves with the economic basic rule. The reality restraint condition will be able to reduce if persons production development ability has the enhancement. Also on meant inpidual degree of freedom enhancement and entire societys welfare level enhancement Infers the essence of system economic is the person and persons relational question. Union science development view theory. Proposed that, from now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be supposed humanist.

Key words: Social development   System economic   System evolution   Humanist

一、前言

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分配资源才能达到效用最大化的学问，不管这个概念是否存在片面性或者局限性。但谁都不会否认经济学自亚·当斯密开始，就被视为一门经邦济世和强国富民的学问。这一社会研究视角创立的伟大意义，可以从此后经济学在短时间的迅速发展和构建，以及这一领域成果对此后社会发展的影响得到阐释。经济学的目的也被视为“解释人们如何利用稀缺资源赖满足其多种需要，以及人们如何去发现新的需要和新的资源。”自杰文斯以来，经济学的研究就被开上了关于稀缺资源有效率配置的轨道上，而“基于资源稀缺以及由此引发的竞争行为和利益冲突的效率问题”则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在最近的半个世纪，这一研究主题被拓宽为“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研究”。但遗憾的是，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制度经济分析才引起经济学家的广泛注意，从而成为经济研究的核心之一。制度经济分析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制度的本质以及制度演化逻辑的分析，揭示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及其作用原理。它主要关心的是分析各种具有协调功能的制度规则和规则集合，以及这些规则和规则集合的功能发挥对社会经济影响的后果。但是时至今日，制度经济学在学术界的地位依然相当尴尬。制度问题往往会让人联想为政治问题，继而易于与现行政治制度发生冲突；还有就是制度经济学生于西方，在中国需要一个过渡时期来完成本土化。后者可以通过时间的积累来解决，而前者的问题则在于没有确立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原则。在研究中我发现制度具有与社会同步性的特点，制度是伴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而社会出现的标志又是人的出现，社会问题是人与人的问题以及人类自身的问题等等。基于这些问题，我将在本文中详细说明。

二、制度的生成及其基本概念

（一）、制度形成问题的简单模型。关于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汪洪涛曾经给出了一个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和一棵苹果树。人都是贪婪的，都想得到更多的苹果，往往会在苹果都还没成熟的时候，两个人就会抢先把苹果摘光，结果都没有吃到熟苹果，使得经济行为无效率。于是两个人会协商，把树划分为两等分，按照各自的需要自主使用树上的苹果。于是，在两人之间分配苹果的制度就形成了。

（二）、凡勃伦的观点。凡勃伦认为，制度是由人们的思想习惯形成的，而思想习惯又是从人类本能对生活环境产生的心理反映产生的，所以制度归根结底受本能支配。凡勃伦相信，社会习俗、惯例以及规范在社会个体成员目标、抱负及行为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凡勃伦看来，这种惯例和规范最初产生于该群体的生活习惯，产生于思想和行为模式，而思想和行为模式又主要来源于当时流行的生活方式。物质和技术环境塑造生活模式，后者又转而变成了常规。生活习惯同样包括某些成为常规的思维方式。凡勃伦认为制度基本上是个社会惯例问题，社会惯例来自制度系统首次出现时受实际生活方式磨练或约束性影响的人们最终所得的一种意见一致。凡勃伦的确没有提供很多社会惯例最初到底如何形成方面的细节，但是很清楚，他认为它们出现于群体内部，这些群体有着相同的生活模式，因而最后都沿相同的路线习惯性地行动和思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惯例最后就获得了规范性意义。所以，制度是一种直接的社会产物，而非自然产物，它只能表现为自然环境作用（如资源稀缺性引发的竞争行为和冲突）的社会结果；它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非纯粹人类理性设计的产物；制度是人类社会秩序状态的描述和结构性存在，它区别于自然世界中“物的秩序”，而更直接的体现为“一种关于人的社会秩序”。

（三）、我国古代的制度渊源。制度问题最早记载在我国的相关古籍。《礼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1] 到了孔子，则集周礼之大成，引进理性主义成分，提出了“仁”、“和”、“中”等包含制度均衡的概念，并毕生“克已复礼”。他所著的《春秋》提出的政治理想，引出了公羊学传统，为中国后来政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汉儒实践了这一政治思想造就了当时空前强大的国家。在1000多年后复兴了儒学的宋明儒家，也是把他们强调的“天理”、“心性”引申到了典章制度。朱熹所编的《近思录》专辟了“制度”一章。受儒家思想熏陶了两千多年的民族，既尊重“祖宗家法”，又强调“其命惟新”。后人所编《十通》和《五礼通考》都是资料全备的制度史，更有数不清的政府档案和民间合约资料。[2] 中华文化内含着对制度的理解，它显然是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肥沃土壤。

（四）、近现代西方的定义。历史上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制度定义出不同的答案。《韦伯斯特字典》以及《美国文化遗产大字典》里给出的解释是：“制度就是行为规范”。 [3] 旧制度经济学中从最一般意义上给制度下过定义的经济学家主要是凡勃伦和康芒斯。凡勃伦在他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比较早地给制度下了一个一般性的定义。他写道：“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4]康芒斯在他的《制度经济学》一书专门论“制度“的一节中，有几处关于制度的定义：“如果我们要找出一种普遍的原则，适用于一切所谓属于‘制度’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 [5] 安德鲁·斯考特认为，社会制度，指的是社会全体成员都赞同的社会行为中带有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这种规律性表现在各种特定的往复的境界之中，并且能够自行实行或由某种外在权威施行之。霍奇森认为，制度是通过传统、习惯或法律约束的作用力来创造出持久、规范化的行为类型的社会组织。在一个错综复杂、变化莫测的世界中，正是这种持久性和规范性，才使得社会科学有可能运用于一切实践。

诺思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中给制度下定义最多的人。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他说：“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6]“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7]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他说：“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的系列约束。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的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组成的。”[8]柯武刚、史漫飞指出：“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它抑制着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的个人行为，使人们的行为更可预见并由此促进着劳动分工和财富创造。”[9]青木昌彦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制度的本质是对均衡博弈路径显著和固定性的一种浓缩性表征，该表征被相关域几乎所有参与人所感知，认为是与他们策略决策相关的。这样，制度就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10]顾自安认为：制度的本质是人类利益博弈的一种均衡。从制度的发生过程看，制度体现的是一种博弈，是不同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从制度的功能看，制度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一种准则，并进而使人们形成不同的行为预期，并提供了不同的激励。从制度的具体表现看，制度体现为人类合作的一种共同意识。

三、制度理论的演进

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形成或建立起来的，用以减少风险和增加信任的行为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会因发生磨损而出现短缺，因此将打破旧的制度安排而形成新的制度供给。这种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即是制度变迁的表现。

（一）、古典经济学对制度的认识过程。长期以来，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是把经济活动中的制度因素当作理想的既定因素对待，因而在经济分析中从不考虑制度因素对人们的行为和经济活动的作用与影响。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通过设立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或组织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合作或竞争关系的制度性问题。古典经济学在研究问题时涉及到制度分析。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则忽略了这种制度分析，把制度看成是既定的，转而集中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把制度因素高度简化，企业制度被简化成一种生产函数，市场制度被简化成一种供求曲线。主流经济学家多数对制度问题没有清晰的认识。制度对于经济运行和效率的重要性，基本上被新古典经济学的假定，尤其是那些分析上惯用“完备知识”、“完全理性”，以及在已知的既定目标和已知可用手段条件下依据理性进行最大化决策的假定所忽略。但和现代主流经济学家不同，古典经济学家如大卫·休谟（David Hume）、弗格森(Adam Ferguson)、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人都非常重视制度的重要性。斯密在《国富论》中关于“管理有方的社会”以及“看不见的手”的机制（它类比地描述了追求自利的个人在资源稀缺条件下如何通过市场竞争进行调控）的思想，从现代制度分析的角度，只能被解读为“一种发挥指挥和协调作用的自发制度系统”。弗格森在《文明历史随笔》中则通过对社会变迁的考察强调了制度与时俱进的演化特征。他认为国家等社会形式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设计的结果。大卫休谟考察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赖以立足的制度基础和制度被置入一个国家的认知模式、文化以及政治生活的过程及其影响。

（二）、新制度学派对制度的研究。以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诺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运用于研究包括法律、企业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文化等制度在内的“生产的制度结构”，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展开经济制度分析。后来，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交易成本实际就是为了完成交易活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或成本。包括搜寻或得到信息的成本，协商谈判的成本，签订契约的成本，检查和监督交易过程或索赔的成本等。交易成本构成了人类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它往往比生产活动的成本更重要。张五常">张五常博士估计，香港的交易成本要占其GNP的80%。在科斯提出交易成本之前，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假定交易成本为零的。沿着科斯的交易费用思路，诺斯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制度动态分析框架。诺斯通过对经济史的广泛研究发现，制度更多地类似自组织系统的变化，特别是作为习俗的非正式规则是一个自我演化过程，这一点类似哈耶克的理解。在诺思看来，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它构造出了人们在社会、政治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易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制度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日常生活中的人们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带来相互交易的困难，因此，需要一些制度来形成稳定的结构，以弱化环境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诺思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演进的、渐进的、连续的过程。制度变迁的演化路径由以下两个因素决定：第一，由制度和组织的共生关系所引起的固定特性——它们已经随着这些制度所提供的激励结构而演进；第二，由人类对机会集合变化的认识与反应所做出的反馈过程。诺思的模型的核心思想是：经济行为主体由于受不完全信息的约束只具备有限理性，而个人决策所面临的环境复杂，由于知识的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则充满了不确定性；当事人对不完全世界的认知通过两种知识完成，一种是可辨别的知识，另一种是默会的知识，前者可以通过正式规则来扩散，而后者则只能通过“边干边学”的机制来积累和传播并逐步显性化。这就意味着对于特定共同体或个人而言，想要获得相应的利益，除了建构一些正式规则来降低交流知识的获取成本外，还必须通过不断的创新、学习、模仿等等来获取默会知识，从这个角度看，制度的变迁从来都不是新古典主义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最优化选择过程，相反，诺思认为制度变迁的评价效率只能是适应性的，其优劣取决于当事人通过各种正式规则或非正式规则来发现知识的能力。

（三）、社会制度演进的动因。张五常认为“交易成本实际上应该称为‘制度成本’，这一点科斯也完全同意。一个人以上的经济必然包含有制度，但由此而产生的成本却完全不需要有任何交易。”[11]。处于战乱的伊拉克，市场交易只是很小一部分，但战争造成的政治成本却大得惊人。交易是在特定制度下完成的，存在制度，必然存在制度成本，制度成本无法消除，正如交易的发生同时存在交易成本。没有制度就没有交易的发生，正如比赛是建立在一定的游戏规则之上一样。没有规则的比赛是不存在的，人们可以在没有固定规则的比赛下进行角逐，这时作弊可以说是被默许的。显然，作弊也是一种默认的规则，只是这种规则是不合理的，人们的竞争成本也高了。甚至杜致整个社会的效用为负数。以战争为例，战争是一种蛮不讲理的人与人的竞争，它对社会和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可想象的。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每一次经济飞速发展都是制度的更新。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制度），而上层建筑（制度）又对经济有反作用。直至到人类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社会，它还是一种制度，只是它比前面所有的制度更优越、更先进。因此，制度不能消除，只能以替代方式演进而更加优越。制度成本也就不能为零，只能通过最合理的制度安排来使其最小化。张五常博士认为，如果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指导所有的经济活动，也不会存在交易（制度）成本。因此，也可以把交易成本视为“看得见的手”的成本。作为成本，显然要达到最小化，才能使利益最大化，在特定社会中，制度成本的过高，对社会经济发展是一种障碍乃至毁灭性打击。在中国，大锅饭时期的经济制度是没有效率的，产权的模糊界定造成过高的制度成本，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现今的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得益于特区的开放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

四、制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一）、地区之间的差异。凡是对世界经济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发现,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之间的经济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比如美国的人均GDP是埃塞俄比亚的四百倍。而且这种经济水平的差异还存在着一个国家的内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地区差异就更为显著。经济学家们对此作出了许多研究和解释，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往往缺乏有效的市场，国民教育水平低，技术水平落后，生产设备老化。不具备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使得这些国家越发贫困。因此，对经济发展要素的研究，无论是对贫穷国家、富裕国家还是正在发展的国家，都有着重要意义。

（二）、发展要素的分析。经济学家主要从三个方面去解释。第一是以贾雷德·达尔蒙（Jared Diamond）和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为代表的地理因素理论。认为地理的差异决定的气候的优劣，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影响农业生产和人力资源的质量。第二种观点认为国际贸易能促进生产率变革和收入增长。第三种是制度因素，其代表人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他认为社会的规则起主导作用，能对合理的经济行为产生恰当的刺激。实证分析表明，地理因素固然决定国家的一些基本状态。沙特阿拉伯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日本99%的石油都依靠进口，但沙特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就国际贸易而言，贸易的发生能够提高贸易国的福利水平，但贸易却是资源存在和生产率提高之后的结果。沙特丰富的石油只有通过国际贸易，它才会获得更大的好处。经济学家发现，当两个国家的地理位置相近，自然条件相似，但是他们的经济发展程度却有天壤之别。好比当今的朝鲜与韩国，尽管同处于一个半岛上，但朝鲜数十年来都没有从制度上作出更合理的改革，使得其经济水平与韩国相距甚远。显然，前两种因素在解释问题时都不尽人意，而制度恰恰就是经济活动中的最重要的因素。

（三）、制度的作用。近年来的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制度的作用可以具体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制度的社会协调和整合作用。作为社会规范的一种重要而有力的手段，制度对于社会秩序是至关重要的。2、制度界定权利边界和行为空间。由于人类行为的复杂特征，不同制度指向需要对各种可能的具有负的外部性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约束，从而降低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3、制度具有促进经济效率和实现资源分配的作用。根据本文所分析的制度演化过程来看，制度的产生和形成本身是社会环境引发的竞争压力的产物，因此，如果一项制度无法改善人们的经济条件和资源收益，那么它就不会被人们认可。4、制度提供的物质资源和精神价值的保障。前者如生命安全、财产安全等，后者则指自由、平等、民主和权利以及尊严等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5、从制度对于认知和信息的作用来看，制度会给定特定的信息空间，有利于人们在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环境下，形成稳定的预期和特定的认知模式，从而有利于指导个人和组织行为。6、特定制度所包含的社会价值具有伦理教化作用。制度所预设的伦理、价值观念，直接规定着该社会的整体伦理状况或精神文明发展的方向及其可能性空间。7、制度应当具有一种激励作用。制度设置支配着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着他们行为方式的选择，影响着他们的利益分配、社会各种资源配置的效率和人力资源的发展。因此制度的激励作用在不同领域的表现都应当符合社会价值的公共导向。8、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制度是社会系统的基本架构。它必须在开放性和封闭性之间找到适度的平衡。在封闭性空间上，它应当有利于促进共同体内部知识增长和认知的提升，并为共同体的存续和发展提供必要的凝聚力；从开放性角度看，即使一个封闭的制度系统也无法避免来自系统外部的竞争压力（制度竞争），因此，制度系统必须保持开放性来降低系统熵值，以防止内部的低水平自我复制，并从外部吸收能促进增长和进化的动力。

五、制度问题的本质属性

对于前面论述的关于制度的问题，是出于三个目的：1、制度是如何产生的，我们知道，制度是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2、制度是在演进的，随着社会的需要而演进。3、制度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在这三个问题成为共识之后，亟需说明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那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制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和概念的问题有所不同。

（一）、制度的基本规律。学界普遍公认的经济学的本质就是如何在有效约束条件下实现效用的最大化。张五常也认为支配经济学的只有两条规律，一个是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另一个是需求曲线一般向右下倾斜。张五常的两条规律中，后一条规律实际上是受前一条规律支配的。经济学只有一条规律，就是解决有限生命成本约束条件下的生命效用最大化的问题。“所谓生命成本，就是人类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所付出的体力、 脑力和时间。所有人的所有行为都受到这三方面的约束。人类所有的经济活动中的所有成本，归根到底，都是人的生命成本的支出，没有其他成本。”[12]陈惠雄的研究指出，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开展经济活动的目的与动机，二是实现目的的约束条件。不管人们行为的具体目标如何变幻，行为的最终目的永远是唯一确定的；也不管有多少种约束条件，归根结底，只有人类自身的有限生命成本约束或者叫人力资源稀缺性约束这一条。“一切经济现象都可以抽象为人类自身的生命现象，对立统一于人类自身的两条单一性规则——生命的有限性约束与有限生命对于快乐的无限追求，支配着人类的全部经济活动和经济学的全部发展。”[13]这是他认为的经济学的基本规律。经济学中的成本就是人的生命成本，经济学与人类发展需要解决一个问题是人类所有经济发展，归根到底都是要解决一个人的生命成本最小化问题，这是人类所有经济行为的出发点。支配经济学的只有一条规律，就是有限生命约束条件下的生命效用最大化。制度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制度经济学也必然受到这一规律的支配。也就是制度的存在要解决其成本最小化的问题。引用前文的结论：制度不能消除，只能以替代方式演进而更加优越。制度成本也就不能为零，只能通过最合理的制度安排来使其最小化。制度是伴随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社会是伴随人类的出现而产生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制度是伴随人类的出现而产生的。在苹果树的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制度是为了实现资源的分配而存在的，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社会成员的效用为目的的。

（二）、制度的均衡。经济学的基本规律通常表现为一个均衡模型。事实上制度也存在一个均衡，就是在经济主体之间所形成的资源分配的稳定状态。制度均衡应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理论所要求的理想均衡；一种是客观实践所导致的实际均衡。理想的制度均衡应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人道性；二是竞争性；三是公平性；四是和谐性。当然，理想的制度均衡仅存在于理论之中，而现实中的制度均衡都是大量利益主体互相博弈的一个结果；所以，现实的制度均衡并不总能与理想的制度均衡等同，有时二者相差的距离会相当大。从现实的制度演进过程看，有许多因素有助于促进制度体系向理想中的制度均衡状态演进。一是分工制度的发展。分工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分工，而权力的分工本身就有助于对权力的互相制约。当然，分工也有可能造成对权力的滥用，但分工本身对这用滥用权力会有所制约，因为滥用权力对分工各方都将产生不利影响。二是社会的多元化。多元化有助于制衡机制的完善和建立。三是人类理性水平的不断提升。这有助于利益主体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四是社会越来越关注政治权力的改革。政治权力是社会的核心权力，政治权力集团是社会的最强势集团。要实现理想的制度均衡状态，对政治权力集团的制约是关键的关键。五是合作化与组织化的发展。合作化与组织化再加上多元化，将对实现理想的制度均衡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

（三）、制度的本质。在社会制度的变迁过程中，或者说社会的进步过程中，无一不是生产力的发展结果，导致生产关的变革。是生产力的基础作用与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有机地统一。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落后的公有制到私有制，再到先进的公有制。在这个过程，马克思再三强调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因而社会的发展是“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社会的进步过程伴随着物质的丰富（资源的丰富），特别是在近代，物质世界更是以爆发性的速度增长。在人类社会中，能够满足人类各种需要的要素是稀缺的资源，人类必须依赖自身的劳动行为才有可能满足自己的需要。这就表明以劳动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是人的基本活动。问题在于，凡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是否找到了适合自身条件的劳动机会，在劳动过程中自身的能力如何等等。由于人的能动性特征和人的关系的复杂性、矛盾性，这些都决定了人的行为不可能处于恒定不变的状态。而如何解决这类问题，促进理想状态的实现，就很需要重视和加强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因而在人本经济学呼声日益响亮的今天，学术界都有一个共识：经济学其实更多的是应该研究人的问题。就正如张五常所言“人类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人”。[14]

有学者研究指出，世界中并不存在自然资源的绝对稀缺问题。自然资源的个量与结构上存在的稀缺性问题是人类自身欲望大于能力的矛盾造成。所以物质世界不存在稀缺性。从客观存在与人类主观世界的辩证统一性看，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是无限的。资源的潜在性、潜在资源的的无限性是人类所接受的地球与宇宙资源系统的根本特征。“与人类无穷欲望相对应的是无穷的宇宙资源”。[15] 资源无限而人的开发能力有限，在有限的经济社会主体能力的现实条件约束下，经济学的基本规律起着作用。如果人的生产开发能力有所提高，那么，现实约束条件将会降低，也就是意味着个体的自由度提高，最终表现为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的提高。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制度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是社会性的，而且制度的主体应该细化到个人，是和人本主义经济学相通的。

六、总结：制度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体系的发展趋势

（一）、社会经济制度要以为本。从制度的本质属性出发，我们强调人在社会经济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把人作为制定一切政策法规、法律、行为准则的根本出发点。因为，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财富和资源，一切自然资源都需要人去开采与利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离不开人的参与，同时人也是最危险、最具破坏力的高级动物，冲突与战争、掠夺与贪恋、狡诈与欺骗等也是人对社会的强的负外部性的表现，这种对社会的强的负外部性一方面来自人性的丑陋，另一方面是组织制度与环境的结合物，例如群族的制度常常引发冲突或战争，为了领土的争夺或者食物的分配双方就大开杀戒，血流成河的局面演绎了人的悲剧；环境也是这种社会的强的负外部性的一个重要的隐性杀手，恶劣的生存环境会迫使人寻找新的出路来挤兑他人的生存空间或者挑战社会的常规秩序。人本经济学是通过以人的终极关怀为己任，抑制人性的丑陋，发扬人性的真、善、美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关心，减少制度性的摩擦，改善人的生存环境，以最大的努力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有效地配置资源，推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和谐、有序、健康的发展。

（二）、经济学的研究要以人为本。主流经济学撇开人与人的关系而转向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甚至单纯研究自然，这就使得经济学日益衰落，失去往日的光环。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要研究的当然离不开社会问题。而社会由是由什么构成的呢？“社会是人的总和”，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当然是离不开研究人的。经济学界现今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归根到底是没有坚持经济学的核心原则，就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出发点出现分歧。各门分支学科之间各自为政。所以，作为一门学科，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什么时候，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它都不能背离一个原则：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它包括：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人与人的关系；经济学的研究出发点要从人出发；经济学的研究过程要尊重人的价值；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要为人服务；经济学研究的归属是人的社会。

（三）、关于哲学的问题。人的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它包括人从哪里来又从哪里去（世界观）；人在想什么应该想什么（人生观）；应该抱以何种思维方式（方法论）；人活着应该怎么样（价值观）等等。如果没有这些哲学理论作为理性支持，经济学的研究很难取得突破。“经济理论上的许多争议，都涉及到哲学世界观方法论问题，注意从哲学的高度来回答这些问题，就可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所以，经济学的研究的新方向应该是经济学与哲学的交叉点。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期，我国曾经出现过一股研究经济学与哲学的热潮，但是，那时的参与者主要是哲学界的学者，因而经济学界又错过了一个扬眉吐气的机会。对于经济学与哲学的交叉研究，我想是应该由经济学界来完成的，因为这是发扬人文精神的绝好机会。梁漱溟认为世界的问题应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人与自然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西方的哲学已经解决。第二是人与人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由中国的儒家哲学来解决。第三个阶段是人类自身的问题，这需要由印度的哲学来解决。不管梁先生的观点是否正确，但是经济学的研究的确需要哲学的方法论。

（四）、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重要升华，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人的发展带动社会的发展，而不是以经济的发展带动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却未必带来人的发展，只有人真正地发展了，经济的发展也就迎刃而解，人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以前我们的改革是在经济发展了，其它的方面自然而然地会发展起来的思想误区下指导社会的发展，然而经济正在快速地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其它的发展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反而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正是基于这样的试错式的制度安排，才让我们明白需要对以前的改革方向重新定位，以扭转改革出现的不良势头。我们非常庆幸地看到，我们的高层领导正在身体力行地推行“以人为本”的治国方略来应对历史的发展潮流和现实需要。在不久的未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次发展的契机将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发展黄金期。

注释：

[1]《礼记：礼运》，载巫宝山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M）（先秦部分）第548页。

[2]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上、下卷》（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序言。

[3]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础》（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4]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商务印书馆，1964年中译本，第139页。

[5]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M），商务印书馆，1962年中译本，第87页。

[6]（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译本，第225～226页。

[7]（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译本，第225～226页。

[8]（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译本，第3页。

[9]（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5页。

[10]（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28页。

[11]张五常：《经济解释》（M），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第一版。

[12]陈惠雄：《我的人本经济学理论观点》（R）。

[13]陈惠雄：《经济学的基本规律》（J），《财经论丛》，2003．1，第15页。

[14]张五常：《卖橘者言》，花千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07页。

[15]陈惠雄：《经济学的基本规律》（J），《财经论丛》，2003．1，第1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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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陈惠雄：《经济学的基本规律》（J），《财经论丛》，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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