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包括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货币供给作用于总需求，第二个环节是总需求作用于产出。在第二个环节中，需求的变化能否引起产出的调整取决于名义粘性的存在性及其强弱。名义粘性包括工资粘性和价格粘性，工资粘性的存在有助于价格粘性的形成，价格粘性是货币产出效应产生的微观原因。中国的产品市场在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上具有一些特质，因而价格粘性很强并且形成的微观原因很特殊。极强的价格粘性保证了货币政策在第二环节的效果。这一结论为分析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因素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也为进一步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找到了方向。
[关键词] 名义价格粘性 货币政策 传导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行使央行职能以后，中央银行体制正式确立，真正的货币政策开始形成，货币政策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为制定切实可行的货币调控政策，货币当局必须了解和把握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1]。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分析和说明进行货币政策调整之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如何诱发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消费和投资行为，从而导致宏观经济总量发生变化的一整套机制。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包括两个环节。第一环节是货币供给作用于总需求。这是借助于金融市场实现的。根据IS-LM模型、凯恩斯效应和庇古效应，货币供给增加（减少），总需求上升（下降）。学术界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集中在这一环节，突出地表现为深入地讨论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个传导途径，尤其是深入地分析了银行信贷传导途径[2][3]。第二环节是总需求的变动作用于产出。它是通过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实现的。短期内，货币供给变化引起的需求变动能否影响产出，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弹性的条件下，产出完全由供给决定，总需求变动对产出没有影响，只会引起价格水平的同幅度调整；第二种情况是，在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由于存在名义粘性，产出受需求的影响，需求的变化引起产出调整[4]。人们集中力量分析第一环节时，要么假定第二环节有效，要么忽略或无暇顾及第二环节，以至于第二环节未被关注。
正因为如此，本文试图分析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第二个环节。第二个环节表明，需求能否有效地作用于产出取决于是否存在名义粘性。名义粘性是指一般价格水平（工资水平）随着市场供求的变化而缓慢调整。名义粘性包括价格粘性和工资粘性。工资粘性有助于解释价格粘性，价格粘性是货币产出效应形成的微观基础[5]。因而我们主要分析中国价格粘性形成的微观原因及其特点。
二、名义粘性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第二环节
（一）完全弹性条件下的货币产出效应
为了详细分析名义粘性在第二环节中的作用，这里首先考察理想条件下，即完全弹性条件下真实产出、真实工资和就业与货币数量的关系（见图1）。象限(a)中，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而且劳动力市场在唯一的均衡实际工资水平上达到充分就业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充分就业水平的产量Y0将不随价格而变化，因此得到垂直的总供给曲线AS，AS完全无弹性，表明真实产出与一般价格水平无关。AD曲线是由IS-LM曲线推导出来，受实际货币存量M/P、政府购买支出G和税收T的影响。货币供给M变动引起需求同向变动。象限(b)和(c)中，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产生均衡就业L0和均衡真实工资W0/P0。根据生产函数，充分就业可以带来Y0的产出。象限(d)表示了真实工资和价格水平在既定名义工资下的关系。如果名义工资是W0,较高的价格水平将会使真实工资降低。
假定图1中与货币数量M0相联系的初始均衡值是Y0、M0/P0和L0。假设货币当局公开市场业务将货币供应量增加至M1。随着货币数量的上升，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由于产出Y受到劳动力市场均衡就业L0决定的Y0的约束，所以在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只会带来价格P灵活向上调整到P1。在既定名义工资W0下，价格的上升降低了实际工资，由此打破了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在较低的真实工资水平W0/P1下产生了对劳动力的过度需求CD。雇主之间的竞价使名义工资上升，直到W1，使得真实工资恢复到均衡水平（即W0/P0=W1/P1）。货币扩张的最终结果是，物价水平和货币工资同比例上升，从而使实际工资、就业和产量保持不变。由此可见，当工资和价格能迅速调整使市场连续出清时，货币冲击对产出没有影响，即货币的产出效应不存在或为零。
图1 工资、价格弹性条件下的货币产出效应
（二）名义粘性条件下的货币产出效应
图2显示了存在价格、工资粘性条件下的货币产出效应。象限(a)中，长期总供给曲线LAS是一条垂线，产出Y0是劳动力市场处于充分就业时决定的自然产出水平，它与物价水平无关。短期总供给曲线ASA(P0)是一条水平线，具有完全弹性，因为商品市场存在名义价格粘性，所以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影响需求的变动只会引起短期供给的调整。总需求曲线AD由IS-LM曲线决定，是实际货币余额、政府购买支出和税收的函数。象限(b)是生产函数，假定资本和技术不变条件下的劳动力和产出之间的关系。象限(c)和(d)是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和由之决定的名义工资W0。
假定开始时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值是Y0、L0和M0/P0。当通过公开市场出售或提高再贴现率将货币供给从M0降至M1时，在凯恩斯效应和庇古效应的作用下，总需求曲线从AD0左移至AD1。由于商品市场名义价格粘性较强，价格水平在P0处保持不变，总需求的下降使经济从E0点移至E1点，从而使产出从Y0减少到Y1。产量的下降降低了对劳动力的有效需求。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工资粘性，劳动力需求下降后真实工资和名义工资均不变。结果产生了L0L1量的非自愿失业。经过一段时间，价格和工资开始调整，最终价格和工资向下的压力将使经济从E1点移至E2点。在没有出现新的阻力之前，经济再次走向新的均衡，即价格和工资下降，需求上升，产出恢复到自然产出水平。但是在名义粘性存在的情况下，短期内无法实现新的均衡。
图2 价格和工资粘性条件下的货币产出效应
通过上面的比较分析可知，货币政策能否在第二环节产生效应关键在于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是否存在名义粘性，即名义粘性是需求变动影响产出的必要条件，名义价格粘性是货币产出效应产生的微观原因。
三、名义价格粘性的经验分析
需求能够作用于供给的原因是，在总需求冲击之后名义价格不能迅速调整至新的市场出清水平。不管总需求变动的方式如何，产生真实产量波动的必要条件不是工资粘性，而是价格粘性。因此，我们只探讨中国的名义价格粘性的存在性及其强弱。尽管不完全竞争市场是名义价格粘性产生的前提条件，但无论是发达市场经济还是不成熟市场经济，都会存在因商品市场的不完全性而导致的粘性，故仅仅从市场的不完全性无法看到中国的名义价格粘性的特殊性。中国商品市场不仅是不完全竞争的，而且具有一些特质，所以名义价格粘性很强，并且成因很特别。
（一）名义工资粘性引致的名义价格粘性
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较强、较普遍的名义工资粘性。它有助于解释产品市场的名义价格粘性。这是因为企业给产品定价时基本上是采用成本加成定价法。尽管成本包括劳动力工资、原材料成本、折旧、运输成本等，但是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劳动力工资，尤其是在1999年以后工资增长率大幅上升，使工资成本成了影响产品价格的决定性因素。因而，企业产品的定价公式可表示为：
P=W（1+u）
P是产品价格，W是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收入，u是利润加成。
根据以上公式，如果劳动力市场工资影响产品市场的价格，那么价格变化曲线与工资变化曲线的走势一致；如果工资不影响价格，那么此二者变化率的曲线形状没有任何关系。将得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3）》的工资和物价变化率的数据描成曲线图（见图3）。图中两条曲线的形状基本一致，同升同降，低谷和峰值对应的年份也相同。这完全可以表明，工资的变动可以解释物价的变动。1984年的工资改革形成了中国的二元工资决定机制，其中市场决定工资的主体是非公有制企业，准市场决定工资和行政决定工资的主体是公有制企业。因此，1984年以后，中国工资变动态势受两种因素影响，一是国家对市场经济和非公有企业的定位，二是对公有制企业的定位及改革。1992年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有制为主，非公有制为辅”，因而从1992—1995年非公经济迅速发展，工资迅速上升。1997年的十五大进一步确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开始了大规模的国
企改革。因而从1999年到2002年，工资再度上升。随着工资的变化，物价也跟着变化。在此图中，我们不能用物价变化来解释工资变化，一是因为工资变化率的波幅大于物价变化率的波幅。二是因为1992年之前物价的变动滞后于工资的变动。 图3 工资变化与物价变化
既然工资的变化可以解释物价的变化，而且名义工资具有粘性，那么名义价格也具有粘性。
（二）生产资料市场和消费品批发市场的价格粘性
在生产资料市场和消费品批发市场上，厂商为了保证产品适销、减少库存、降低成本，避免盲目生产，一般根据订单组织生产。订单中往往注明数量、价格、预付金和违约责任。 买卖双方到期按订单价格进行付款和交货。订单就是一分合同，价格一旦确定，在合同期内不能随意变更，于是造成名义价格粘性。因此，当期价格的变化并非是对当期市场供求的反应，而是供求双方根据上期市场状况博弈的结果，是对上期的反应。这种价格的滞后变动正是粘性的一种表现。不仅如此，各种合同的确立和期限还是交错的。各种产品的生产性质和企业的生产进度决定着交货期，即合同期限；有的产品如农产品生产周期为一年，合同期限一般也是一年；工业品的合同期限差别较大，有半个月、几个月、一年各不相同；劳务合同的期限较长，大型工程一般是几年，甚至十年。合同期限的差异导致合同订立时间不能同步，从而形成生产资料市场和消费品批发市场的交错合同。如果合同是交错的，那么在冲击面前，与现有合同同时重新谈判以适应新信息的情形相比，名义价格将表现更大的惰性。[6]
（三）消费品零售市场的价格粘性
搜寻成本的存在导致价格粘性。消费品零售市场中，购买者是个人、家庭和团体等顾客，因而这个市场也被称为顾客市场。顾客市场的关键特征是相对于购买频率而言，搜寻频率较低。[7]大多数产品是通过商店出售的。假定对市场的搜寻成本不可忽略，那么购买者对市场中的最低价格总是有不完全（有限）的信息。由于存在与购买过程相联系的搜寻成本，所以即使在市场上销售类似产品的企业数目很多，销售者也具有某种程度的垄断力。由于大量的顾客进行重复性购买，那么一个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应该设法阻止其顾客搜寻市场以找到更好的价格。因此企业就不敢频繁地调整价格，否则就为顾客到别的地方看看提供了激励。价格的上升将立即被自己的顾客注意到，但价格的下降所引起的最初反应却很小，因为这个新信息到达其他企业的顾客手里需要时间。顾客对价格上升和下降的反应速度的差别，以及企业企图留住经常性顾客的愿望，就会产生相对价格粘性。
根据价格判断质量导致价格粘性。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商品的价格具有两种效应，一种是对消费者而言的选择效应，另一种是对厂商而言的激励效应。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在购买商品时，力争买到价廉物美的商品。但由于搜寻成本和学习成本的存在，消费者无法清楚地掌握商品质量及价格的全部信息。对一般消费者而言，他们是非专家购买，对商品的性能、品质、质地、规格知之甚少，更不用说是对一些使用时间长、需要维修和生产复杂的商品以及资本品的质量。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向消费者传递商品质量的信息，其中一种比较理想的且被众多企业广泛运用的就是“优价高质”策略。对一些名牌企业尤为如此。该策略的精髓是产品质量和价格相匹配：高价优质，低价低质。在信息不完全时，消费者不能较全面地判断商品质量，但可以依据价格的高低加以识别，这种信念使得商品价格具有选择效应。价格的调整容易影响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评判，因而价格具有向下的刚性。同样也是基于这种信念，厂商会有一种动力去生产高质量商品，以维护自己的销售声誉，这便是商品价格具有的激励效应。由于存在着商品价格的激励效应，厂商降低商品价格会被消费者理解为商品质量的下降，消费者的需求可能会因此减少而不是增加。所以厂商总是愿意采取一种高质高价的做法。
（四）垄断竞争市场的价格粘性
垄断竞争企业的加成定价方程表明，边际成本对产量变动的低敏感性和顺周期的需求弹性有助于形成价格粘性。利润最大化要求在企业选择的产量水平上边际收益(MR)等于边际成本(MC)。边际收益可用下式表示：[8]
MR = P + P (1/Ed )
其中P是价格，Ed是需求价格弹性。因而利润最大化要求：
P + P (1/Ed ) = MC
它也可表示成：
( P – MC ) / P = - 1/Ed
这个关系为定价提供了简单法则。等式左边的( P – MC ) / P为在边际成本上的加价占价格的百分比，该关系说明它应等于需求弹性倒数的相反数。上式也可以重新整理一下，将价格表示为对边际成本的加成。加成方程为：
P = MC *[ 1/(1+ 1/Ed )]
式中括号内的项表示加成，其大小随需求价格弹性反向变化。该式表明，价格P的变动取决于边际成本MC和需求价格弹性Ed 。当边际成本不随产量而变动且需求价格弹性具有顺周期的特性时，价格就难以调整，具有粘性。罗默对此问题的实质总结如下：“因此如果古典的两分法失效的话，那必然是由于随着需求驱动的产量的收缩，边际成本不能迅速下降，或边际收益不能迅速下降，或二者的某种结合”。 [9]需求弹性的周期性敏感程度越大，边际成本周期性敏感程度越小，价格粘性就越大。
中国企业的边际成本对需求或产出的变动没有反应。假定资本和技术固定不变，只有劳动是生产函数的解释变量，那么企业的生产成本取决于劳动成本，生产的边际成本就是劳动的边际成本。存在大量无效就业的情况下，企业产出的增加无须按比例增加就业，完全可以通过充分消化无效就业人员来应付生产的扩张。对无效就业人员而言，自从就业的那一刻起，企业已向他们支付了工资，因此充分使用无效就业人员不会额外增加工资成本，即边际成本不变，这样在企业产出扩张的路径中，边际成本曲线的一段就变得平坦。这个事实表明，如果存在着长期的劳动剩余，就会出现低的（可能是不变的）边际成本，直到企业的有效就业率等于1。中国企业的无效就业人员达到20%—30%，在未充分消化之前，足以使边际成本不变。
同样中国还存在需求弹性的顺周期性。需求弹性的顺周期性指的是，经济扩张时物价上涨，但物价逆需求而动，不但不增加反而下降，从而抑制物价的进一步上扬。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处于周期性波动的上升通道。仅在1987—1989年间消费过热引起物价上涨，进而产生抢购风潮，物价和需求轮番向上运行，出现消费需求缺乏弹性。除此之外，其他各年经济的快速增长应归功于投资的扩张，尤其是在1984年、1992年和2003年上半年表现更明显。投资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物价本应该快速上升，但是由于需求价格弹性顺周期，需求的反向运行抑制了物价的进一步上升，甚至物价下降，这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物价走低的情形完全吻合。如果需求价格缺乏弹性，那么经济快速增长条件下的物价上升并不能阻止需求的扩张，从而物价会进一步攀升，果真如此，就不会导致近几年的通货紧缩。
（五）政府管制价格粘性
所谓政府管制价格就是价格的决定和调整不是通过市场而是由政府来决定。由于政府管制的价格不会也不能及时地随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于是这些价格就出现了粘性。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管制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存在自然垄断产业。对于非自然垄断产业，随着企业规模扩大，产品的平均成本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可是自然垄断产业很特别，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其产品平均成本持续下降，在一定的市场范围内一直不上升。由于自然垄断产业具有成本持续下降的特点，生产越多、平均成本越低，因此，从社会利益的角度考虑，这种产业只能由一家企业垄断全部生产，社会需要多少，该企业就生产多少，以便把平均成本降到最低。一般认为电力、煤气、自来水、邮电通讯等都是自然垄断产业。但是，在这些自然垄断产业中，如果允许企业自由定价和调价，则完全垄断企业就可能凭借其垄断地位制定并维持垄断价格，同时降低服务质量。结果，垄断者获得垄断利润，但资源配置效率则因此而下降，消费者利益也受到损害。因此，既要获取规模经济又要反对垄断，政府就必须对自然垄断产业进行直接管制，以规范垄断企业的市场行为，达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的目的。直接管制的内容之一就是对自然垄断产业的价格水平进行管制，由政府决定和调整价格。另外，在非常时期，如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以及战争时期，政府出于维护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将不得不对一些商品实行临时性的价格管制，这是特殊情况。政府对自然垄断和特殊时期的价格管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政府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扩大管制的范围、延长时间、加大力度，造成价格的较大扭曲。由于政府对价格的管制，从计划价格到双轨制价格再到单一市场价格的转变缓慢，以至于在某些部门、行业、产品依然存在指令价格、指导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的现象。
（六）价格粘性的检验
为了验证价格粘性，我们选取1978—2002年经济增长率和零售价格指数的变化率作图4。从图可以看出，物价变化和产出变化趋势大体一致，升时同升，降时同降，这表明价格不具有刚性。两条曲线尽管趋势一致，但是并非完全同步，而是存在时滞，大致是一到两年，这说明价格对产出的反应不灵敏，即存在价格粘性。如果没有粘性，则图中两曲线的低谷和峰值应该对应同一年份。 图3 经济增长与价格变化（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
四、结论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包括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货币供给作用于总需求，第二个环节是总需求作用于产出。结合中国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文中具体分析了货币政策在第二环节的传导情况，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国内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探讨主要集中于第一环节，对第二环节的分析很少，尤其是对名义粘性的分析更少。
（2）名义价格粘性是货币政策能否在第二环节产生预期效果的基础。如果存在名义价格粘性，则货币的产出效应存在；否则，货币的产出效应不存在。
（3）中国的产品市场具有一些独特的性质，价格粘性不仅存在而且很强，具有独特的微观成因。劳动力市场存在较强、较普遍的名义工资粘性，它有助于解释产品市场的名义价格粘性；生产资料市场、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都具备价格粘性产生的条件；垄断竞争市场和行政垄断市场有助于价格粘性的产生；经济增长的变化和零售价格指数变化之间的关系表明中国明显存在价格粘性。
（4）产品市场较强的价格粘性保证了中国货币政策在其传导的第二环节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通过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第二环节的分析，可以发现产品市场因具有特殊的不完全竞争性，所以名义价格粘性很强，极强的价格粘性有利于需求作用于产出，从而有助于了货币政策在第二环节的传导。由此可以判断，如果货币政策效果不佳，那么问题必然产生于传导机制的第一环节。这为分析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因素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也为进一步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找到了方向。
参考文献：
[1] 李晓西、余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国民经济活力》，《金融研究》2000年第7期
[2] 郭晔，《货币政策传导途径的最新争论及其启示》，《经济学动态》2000年第7期
[3] 王振山、王志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途径的实证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00年第12期
[4] 《货币经济学手册2》，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5] 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英]，《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商务印书馆，1998年10月
[6] Taylor, Aggregate Dynamics and Staggered Contrac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ebruary 1980
[7] McDonald, I, Macroeconomics, New York: John Wiley, 1992
[8] 平荻克，鲁宾费尔德[美]，《微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
[9] Romer, D,‘The New Keynesian synthesi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Winter，1993
发表于<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