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年来，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热点话题。不久前，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市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约翰·罗默(John Roemer)在中央编译局进行的一场讲座却给了人们一种新的启发。约翰·罗默的讲座题目是“公平促进效率”，他从机会均等的角度对公平的定义进行了新的阐释。根据他的理论，公平与繁荣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且从长远看，公平有利于长期的富足。据了解，世界银行最近发表的《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其指导思想正是来自于罗默的相关理论。
公平的现实含义是机会均等
罗默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致力于“提出和捍卫一种把市场机制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结合起来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既要考虑效率，又要考虑平等”。罗默指出，影响一个人未来的环境因素可以分为可控的环境因素（如个人的努力）和不可控的环境因素（如天赋、学校的质量等）两类，由于存在着这两种因素，起点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是不现实的。机会公平所追求的是不同人的优势差异取决于努力程度，而不是其所处的境遇（如家庭出身、阶级等）。
《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以2000年同一天出生的两个南非儿童为例对机会公平进行了探讨。黑人女孩恩塔比森出生在东开普省（Eastern Cape）农村地区的一个贫穷家庭，家里距开普敦大约700公里，母亲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白人男孩彼得出生在开普敦的一个富裕家庭，母亲毕业于开普敦附近的名牌大学斯坦陵布什大学（Stellenbosch）。报告指出，在恩塔比森和彼得出生的那一天，他们的家庭状况是他们无法选择的：无论是种族、父母的收入和教育水平、出生在城市还是农村，还是他们自己的性别。但是统计显示，这些先天的背景因素对他们的生活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恩塔比森在一岁前死亡的概率为7.2%，彼得为3%，前者比后者高两倍还多。彼得的预期寿命为68岁，恩塔比森为50岁。彼得可望接受12年的正式教育，恩塔比森可望接受的正规教育不超过1年。恩塔比森的一生可能要比彼得贫困得多。长大后，她用上清洁的水、卫生设施或上好学校的可能性都小于彼得。因此，这两个孩子充分发挥人类潜力的机会从一出生就存在巨大的差别，而这并不是孩子本人的过错。此外，报告还认为，这种机会上的不平等，导致为南非的发展作贡献的能力也存在不同。如彼得会更加容易获得商业贷款而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想法。
演讲中，约翰·罗默承认由于存在个人天赋的不同与努力程度的差异。也就是说，同一起跑线上的竞争者必然会出现不同结果。他认为，如果城市富人区的孩子中最努力的百分之几十可以获得某种教育，那么农村的、穷人家中相同比例的最努力的孩子也能够获得这种教育，并进而有条件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就是机会公平。据理解，机会公平意味着对于不同群体，同样的付出可以获得相似的结果。这种结果取决于个人的努力，罗默指出，机会均等背后的哲学含义是个人不应该对他们的境遇负责。换句话说，机会均等是这样一种状态，不同人的优势差异取决于努力程度，而不是其所处的境遇。罗默此前在他的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认为，社会主义者需要如下的机会公平：(1)自我实现和福利；(2)政治影响；(3)社会地位。
对于效率的判断取决于目标
《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指出，公平与繁荣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原因可以分为大两类。一是发展中国家有许多市场失效的领域，特别是信贷、保险、土地和人力资本的市场。市场失效造成资源未必流向回报最高的地方。例如，有些能力特别强的儿童，例如恩塔比森，可能无法完成小学教育，能力较差的却可以上完大学。而当市场缺失或市场不完美时，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会影响投资机会的分配。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纠正市场失效；如果无法纠正，或纠正的成本太高，某些形式的再分配（获得服务的渠道、资产或政治影响力）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二是，如果经济和政治的不平等程度高，在经济制度和社会安排上，会系统性地偏向于影响力较大者的利益。这种不平等的制度会产生经济成本。如果在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强制执行方面有选择性，而且预算分配主要偏向于有政治影响力者，公共服务的分配偏向于富人，那么中等和较贫穷人群的天赋都无法得到发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从整体看很可能效率较低，并错失创新和投资的机会。
一般认为，机会公平将导致效率的降低。约翰·罗默教授指出，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在对于今年世行报告的评论中，罗默认为人们通常说的效率有三种：一是技术效率，意味着同样的投入可以获得更多的产出；二是西方经济学上经常讲的帕累托效率，即配置效率，即提高某一人的效用或满足程度而不降低其他人的效用或满足程度；三是社会效率，也就是把平等当作发展的概念，社会效率就是平等的最大化。
罗默所讲的效率是社会效率，他认为，机会公平政策能够提高效率，但不是每一次都可以提高效率。对于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世行报告认为政策制定者在评估各种政策的优劣时，所使用的成本效益计算模式，往往会忽视增进公平所带来的长期效益（此类效益虽然难以衡量，但确实存在）。增进公平意味着经济运行的效率更高，冲突更少，信任更多，制度更合理，同时对投资和发展方面具有动态的效益。如果忽视这些效益，政策制定者的最终选择就可能不够注重公平。
罗默认为，对于效率的判断关键在于目标的取舍。他说，如果提高机会公平，使在农村的孩子有同样的发展机会，即使GDP在短期内有所下降也是值得的。他进而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发展目标的。而这种目标不同于机会公平的社会目标，也不同于让农民收入最大化的目标。罗默指出，判断一个社会，应该看最弱势群体的状况，在这里效率应该体现在使最弱势的群体收入增长最大化。他认为，机会公平从长远看会带来更高的社会效率。
美国的价值观不适合中国
罗默教授指出，市场具有两种基本功能：一是协调经济活动，二是为生产提供激励。市场的协调功能和激励功能都有可能出现失调的情况。他指出，市场奖励的是那些带来社会价值的结果，但它并不考虑这种结果究竟是源于环境因素还是个人努力因素的作用。因此，市场不会自动导致机会公平。因此，国家干预对于机会公平目标的实现是十分必要的。
罗默对美国目前的市场机制下的不平等状况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这种不平等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不同的所有权，二是不同的劳动收入。在现在的美国，75%的收入是工资收入，25%是来自于财产利润的收入。因此，在美国即使现在实现按劳分配，也不会变得更平等。
在罗默眼中，现在机会平等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北欧的几个国家。这些国家被称为高福利国家。在国家层面上，北欧国家对富人征收更高比例的税收进行收入再分配，并由政府向全社会提供平等的教育。在企业层面上，也有所谓的“团结工资”政策，使得劳动收入的差异不会像美国那么严重。而改变贫困群体的状况，罗默认为正是需要从税收、教育以及团结工资政策等几个方面着手。他认为，由于价值观因素，在北欧可以实行的这些政策，在“民主”的美国很难做到。因为实行“团结工资”的前提是必须拥有公民团结：人们必须关心他人的福祉，同时要珍视公平价值。但资本主义社会并不鼓励公民团结。北欧，富人并不显示自己的富有，也不以此为荣，很多富人都住很普通的房子，开普通的汽车；而在美国，人们则以炫耀自己的富有为荣。罗默认为，美国的这种价值观，是资本家财团及他们扶持的各种基金会和社会团体花费巨资鼓吹宣传唯利是图的价值观的结果。因为平等的价值观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是资本家们所极力反对的。罗默指出，目前美国的这种价值观已经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值得警惕的。他认为，实现机会平等的社会政策，现在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平等的价值观。
(原出处:中国改革报 发表日期:2006-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