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按照宏观经济学原理，所有的资本运作都是一根链条形成的，生产、分配以及消费。在一个资本相对自由的社会里面，这种经济关系往往贯穿所有社会生活的始终。而在图书出版市场中，消费演变成了接受，而消费者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图书的受众（或是阅读者）。在当下中国图书市场——处于转型期的市场下，任何人都是很难决定资本是否平衡流动的。而正是因为这种难以避免的困境，则导致了媒体圈与受众圈所出现的“伪接受形态”。
不难看出，目前国内图书市场所出现的大量“畅销书”或是“热点”，其本质并不能显露出文学发展的特定规律，甚至亦不能在某种层面上做到对于文学性的捍卫。我们能清楚的看到，曾经火爆的“八十后”纷争，最后不得已还是以闹剧收场——因为一开始对于这个概念的命名就是违背理性的，并且是很难“界定”的；而其后出现的“武侠”、“奇幻”更是莫名其妙，完全不符合受众的接受规律和审美需要。为什么？我们不要忘记一点，那就是在一个不健全的市场下，“资本”是很难制衡的，它的流向，决定于利润这个坡度的方向。而在刚刚开始发育的中国图书市场中，资本的流向却遭遇到了道德的牵制。资本的原始积累会促使所有的投资者包括运营者都如同十五世纪的欧洲海盗一样进行思想上最粗鲁的金钱赌博。在文化市场中，资本的所有权开始逐渐变成最重要的要务之一。而对于某些“热点”、“畅销书”的包装，则又暗含着对于资本的渴求和期待。在整个运作过程中，出版商选择作者，则完全摒弃了曾经的按照“文学潜力”、“文学造诣”来挑选，而是不折不扣地演变成了机会成本的预算——谁比谁更有卖点，谁比谁更有市场价值成为了选择的标尺。无庸讳言，此标尺的意义，已经不止是当年备受批判的“时尚妃子”的媚俗，而变成了“金钱妃子”的恶俗和蛊惑。
这一切让我们想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现的房地产热，毫无疑问，图书出版市场作为甫一开放的市场之一，或多或少的都会出现资本的滥用与原始积累的权腥与铜臭。这一切正如艾默生所言，没有制衡的权力必定会带来权力的滥用。事实上，在中国这种姿态却早成了一种标准，一种默认的规则，成了一种主流社会伦理话语的操持者。但在图书市场，大家为何会如此敏感？
原因很简单，我们只要用文化接受学即可说明一切问题。图书市场的消费者不同于一般市场的消费者。精神层面的消费，更多的是一种奢侈，而不是基本满足。并且就一般人而言，如果不是专业人士，对于这种消费是否值得，确实是很难作出评定的。中国人有一种随众跟风的心理习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那就是无论是某种热点，还是某位作家，其“大热”首先必定是书商操纵媒体运作的结果，而不是受众们的评价。一旦把这种观念性的东西通过媒体上升为“伪大众话语”——因为大多数人还是相信媒体站在大众话语中的独立性。那么，这种“伪大众话语”很快就能取代大众的声音，而对于大众来说，这种行为，就已经构成了一种话语的强奸。这正如某著名奇幻图书策划商在去年连续在部分读书媒体上进行大规模宣传的那样，号称该书如何如何，甚至和世界奇幻创作水平相比又是如何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一切的行为都是形成于图书出版之前，没见图书，大众媒体就开始发表推荐与看法，这不是操纵的宣传又是什么？
如果说除了“奇幻”这个是年度需要反思的图书亮点话，那么“超女”的跟风图书更是一种从“时尚妃子”到“金钱妃子”的恶俗过渡。先是大量盗版或是非盗版的超女图书的抢风头，再是各种各样的三流写手写出了大量的恶俗小说，来表达自己作为一个“玉米”、“凉粉”的“激动心情”，矫情的文字在文本中随拾可见，刻意运作的痕迹昭然若示，整个文本处处洋溢着恶俗的铜臭味。时值超女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的当下，还有书商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一本《我很李宇春，我爱周杰伦》的恶俗小说。有人说，一个“超级女生”选秀，养活了几百个书商。我认为，这种跟风，仍旧是不负责任的媒介利用着手中的话语权，为那些有着资本的书商们相互做着始作俑者甚至推波助澜的勾当，这种“搭档”，不由得令人嗤之以鼻。
我们不敢说媒介和书商的关系就如同《Titanic》中所表现的詹姆斯8226;卡麦伦和国际传媒大亨默多克或是哈默和已故画家陈逸飞的关系如出一辙，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一点，这种诡异而又阴森的合作关系，实际上就是资本操纵下的“垃圾文化系统”。正如夏洛特丹玛斯在批判德里达德超意识主义文本中多次强调的那样，垃圾文化的形成就是“工业化生产＋消费主义＋大众主义＋资本＋大众媒体＝垃圾文化”。而这种垃圾文化的形成，在第一轮中首先消解掉的是媒介与生俱来的独立性与公共话语权利——因为它促使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忽略掉了舆论形成这个重要的环节，而在第二轮则戕害的是受众（或是消费者）的既得利益，他们之所以愿意消费，并不是出于对于商品本身的喜好或是制造者的信任，而是出于媒体的引导——当他们明白这种引导是误导的时候——正如同当下图书市场对于“八十后”的疲软，对于“超级女生”的审美疲劳一样，整个垃圾文化的系统就和其他商品系统一样，从消费那个环节开始，大规模的坍塌了。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证明一点，那就是在初级的发育中市场特别是文化市场里，资本的作用已经不局限于对于资本所有权的争取，他们更注重如何缩小简短环节，从而获得更多利润，进行下一轮生产。因为对于一个文化系统和市场系统而言，话语权是最重要的，也是处于整个环节中间的，当他们把媒体用资本操控——也就是剥夺了媒体的公共话语权之后，资本的拥有者（书商）也就可以在本质上跨过媒介的传播风险，直接和受众（读者）接触，从而获得更大的既得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