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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管理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找到管理的问题所在，另一方面需要搞清中国文化的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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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及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同现代管理链接时，一些企业管理者表现得情绪十分激烈，或者说是逆反，在他们看来，所谓管理就是西方现代管理，谈中国式管理实在是无中生有，从他们焦躁的情绪和繁忙的状态中不难看出，他们大多都在为企业的生存而疲于奔命。
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企业在熟悉和掌握了各种西方的管理“概念”、“理论”之后，很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中国特色”的东西没有给予重视，因为毕竟中国开始市场经济的时间太短，有太多的不规范，中国企业有太多的特殊性。关注中国企业的现实处境，研究中国企业的实际运作过程，这也许是一个理性的回归。
管理问题的中国特色
对症才能下药，管理是否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关键是看这样能否化解中国企业的问题。
面对中国企业的下一个10年，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山东六合集团总裁陈春花认为中国企业急需弥补三大短板。从企业层面来看，有三个问题比较明显，首先是企业的系统能力比较弱。第二是流程能力不够，还是一个职能控制能力，因为效率取决于流程，不取决于职能。第三个问题是分配制度，在分配问题上，中国企业至今都没有解决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分享价值上没有上升到一个足够高的高度。
在陈春花看来，在管理实践层面，企业不应该有中国式的管理还是西方式的管理的区别。对企业而言管理模式必须是全球化的，必须从各种好的管理中找出自己的企业模式，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美国的、日本的。但在理论层面上，研究者却必须区分中国的和其他国家的差异，找到在中国背景下怎么样思考管理问题，必须找出中国式的企业管理理论。
应该承认，中国企业的问题不是一个点上的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企业不仅缺战略，更缺实施战略的操作系统，我们许多企业领导者每天工作16个小时还觉得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原因就是不是靠“系统”而是靠“人”进行管理。管理操作系统犹如一部复杂的机器，领导者要做的是完善这部机器，保障机器的自如运转，而不是去亲自充当一个个的部件。另外，中国的企业管理者很少是从操作系统上考虑问题，出现问题往往想到的是“人不行”，这还是以人治的思路去看问题。
此外，中国大多数的成功企业，实质上是一个产品、一个项目的成功，或者说是某个人的成功，这种成功的背后蕴藏着很大的危机，一旦产品的生命周期走到了尽头，或者某位老板或能人离开了企业掌舵的位置，企业也就迅速地垮下来，这样的例子近些年真可谓屡见不鲜。比较著名的飞龙、巨人、秦池等莫不如此。
从陈久霖读易经谈起
去年底，在期货市场中使公司蒙受9亿新元巨额亏损的中国航油前任总裁陈久霖，其实是精谙东方古代文化的。他尝试把《易经》运用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并通过自己的管理经验和对《易经》的了解写了一篇《五行之术与现代企业管理》。
有报道说，陈久霖经常在深夜阅读《易经》，希望可以从《易经》里面找到平衡。他曾经写过一首五绝：《周易》设“习坎”，喻指处事难。重险而胜往，离“坎”是平川。只可惜，在重重天险中，陈久霖毕竟还是未能找到平川。
在现代，一个明智的企业领导也必须做好风险监控，避免出现危机，这是坎卦的真正含义。虽然中国的企业开始有较大的规模，并走出国门。但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产品交易中，中国的企业还只是一条小鱼，所以要警惕市场中大鱼吃小鱼的现象。中国航油虽然有9亿新元的肉可以吃，但与财力雄厚的财团、对冲基金相比，仍然是小巫见大巫。目前的金融与期货市场中充满投机活动。自己在明，对手在暗，这样很容易中了别人的圈套。如果不顾一切地拿全部家当进行投机，后果不堪设想。
北京远创管理咨询公司合伙人韦华伟认为，如何使企业与社会、员工、客户、股东等各方面协调发展，以达到企业基业常青的目的，就需要运用《易经》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保持各方的和谐与共生。 从这个角度来说，《易经》应该成为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哲学读物，而非实践指导。企业管理者需要从《易经》吸收天、地、人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打造“尊重人性、和谐共处”的企业发展观，但同时需要为企业注入“人定胜天”的创造激情，从而实现企业的健康快速持续发展。
从胡雪岩到曾国藩
中国企业界流传着一句话：“从商要学胡雪岩。”胡雪岩是清末靠官员发达起来的巨商。 “胡雪岩经商方式”信奉的是“关系就是财富”。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阶段，新规则未建立、旧规则未倒塌，在历史夹缝中，官商结合，官商一体成为商人致富的最佳捷径，私人资本在快速地进行原始积累，这种积累方式带有明显的与“官僚体制”合谋的特色。
中国越来越开放，法制越来越完善，意味着给胡雪岩们用武的范围越来越小。营销环境的变化要求民营企业家树立现代营销观念，真正认真研究目标市场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实施切合实际的营销战略与策略，按市场规则办事，确确实实提高企业自身的营销竞争力，而不是依靠关系获取市场特权，排斥竞争来获利。时下“韦尔奇”热取代“胡雪岩”热，正代表历史的进步，因为韦尔奇的哲学是：规则创造财富。
有分析说，中国民营经济从一开始就是在公有经济及政策夹缝中求生存，其利益面临被官方剥夺的危险，为了生存与发展，千方百计向政府靠拢，与政府挂钩，巴结官员以获得保护伞。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家一开始就缺乏在商言商的传统，喜欢在政治圈子里转悠，也希望在成为富商时，在政治上得到官方的承认，正所谓“商而优则仕”。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情结还表现在经营模式上。这有很多典型的例子，如“三株”集团总裁吴炳新的办公室里，马恩列斯毛的大幅画像庄重地挂在墙上。他成立过一个“市场前线总指挥委员会”。他说：“市前委相当于中央军委，各前线指挥部相当于敌前委。”三株总部设有“政府工作部”，各省设有“政治委员会”，各子公司派有“党代表”，这些人大都是部队营以上级别的转业干部，三株还是“支部建在连上”的典范。“鞍钢宪法”、“大庆经验”、“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在企业里大行其道，此类例子屡见不鲜。然而商场有其自身运转规律，这种把企业办成准政府机构的做法，将使企业最终难逃溃败厄运。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以曾国藩为榜样的企业家，常用的手法就是两套逻辑：对手下的能人或亲信是一套，以此换取他们的忠诚，而对员工是另一套，大讲制度或规则。结果大量的制度因为人不同而不同，久而久之，下属也会发现与其遵守制度，不如投靠某某，在企业形成或明或暗的帮派体系。
管理专家姜汝祥分析说，曾国藩“经典”做法背后是“面子文化”，中国人讲究以“情理服人”，情在前，理在后。一件事情发生后先从感情的角度去理解，先要讲面子，然后再来讲这个道理怎么样。这种观念与现代企业观念是相冲突的。现代企业观念是：理在前，情在后。我们先把这个事情的道理讲清楚，至于感情我们放到第二步去谈。这种面子文化最大的恶果就是熟人文化导致的“制度变形”。什么叫“制度变形”呢？举个例子，我们往往在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是两套做法：碰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讲规则，讲利益。等到大家熟了，就讲哥们义气。
回归传统
现代管理的创始人泰勒（Taylor）说过，管理不是技术，不是工具，管理是哲学。
综观我国古代典籍，诸如《尚书》、《管子》、《史记》、《论语》、《孙子兵法》等所涉及的管理思想，其中不乏符合现代管理规则的内容，并且切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毫无疑问，中国企业在挖掘中国文化的精华方面有着压倒性的优势。 就如同中国一味引进西方的制度必然会导致国家崩溃的隐忧一样，在企业管理问题上，如果不能找到中国传统管理与西方管理相融合的地方，一味的全盘西化必然导致企业的亏损乃至陨落。发展需要借鉴西方成熟和优秀的东西，但是如果引进的东西不能融合于传统，则会形成反方向的力量，使进步意义大打折扣，度显得很重要。
海尔集团董事局副主席武克松总结说，对海尔文化的形成作用最大的莫过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老子的《道德经》有助于企业树立经营发展的大局观；《论语》有助于提高和完善经营者的人格修养；《孙子兵法》有助于企业丰富市场竞争谋略。改革开放为海尔带来的最本质、最核心、最打动人的东西是什么？海尔认为就是四个字：观念革命。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业绩，海尔二十年的发展成就，主要不在于有形的东西，而恰恰在于无形的东西，这就是观念、思维方式的全新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