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文人论政”到“经济学人论世”
中国的新闻业，尽管因其晚出而有西方渊源，但从一开始就别具一格。自清末至民国，一条主线为“文人论政”。1941年，张季鸾在《大公报》上发表社评《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而不是实业机关。”这可能是“文人论政”最早的明确说法。
报界文人论政之风，大体言之，肇始于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终结于1948年12月储安平的《观察》被国民党查封，绵续大半世纪，中间活跃着诸多合文人与报人于一体者的身影。从《时务报》、《清议报》到《新民丛报》，梁启超挥毫泼墨，指点江山数十年；陈独秀挟《新青年》横空出世，力倡新文化，另辟新天地；邵飘萍推出《京报》，纵论时局，锋芒逼人；史量才接手《申报》，重整大报雄风；张季鸾主持《大公报》笔政，将“文人论政”推向高峰；徐铸成入驻《文汇报》，捧出报界新星；还有“横三民”、“竖三民”、“新民”报系、“世界”报系……无不激扬文字，烙下时代重音。文人情怀，报人品格，直言论政，奔走呼号间，依稀可辩自孔孟以降的正统儒家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气息。直至《观察》被封，“文人论政”成空谷绝响，余音袅袅，至今不绝。虽有殷海光在台湾、查良镛在香港承其余脉，但主脉已断，无力回天。后世之事，有目共睹，有心同记。
时势再变——稳中渐变，已入转型时期。新闻业又逐渐勃兴，言论久疲之后趁势反弹。而此时，传统文人已换身为各类知识分子，因转型自经济始，且始终以经济为主流，所以经济学人在新闻界地盘迅增，声势颇旺。经济类媒体不断涌现，一时蔚为大观。综合类媒体中经济版块之地位也日显重要。经济学人的专栏和一般文章随处可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非严格的经济类事件、现象亦愈来愈多地从经济学角度解析，从参政、反腐到体育比赛、高校扩招乃至恋爱、结婚诸问题，俱可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供需定理、机会成本等经济学基本名词，已成为大众口头禅。真有些“经济学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的趋势，这就难怪经济学盛名之下，又有“泛经济化”之讥。
欲知“经济学人论世”之详情，我推荐一份很“酷”的报纸，《经济学消息报》，四开八版，绝无广告，篇篇文章俱从经济学视野论世，多为批判、反思、争鸣之作，较之专业报刊更有时代感，较之大众报刊更具思辩性，其内容特色从一些重要文章的标题即可见一斑，如《“非典”后果的一个视角》、《北航事件：教育市场化的尴尬》、《爱情的经济学空间》等。
虽然中间隔了几十年，但在我看来，从“文人论政”到“经济学人论世”仍有一脉相承之处。论者都具有中人以上的知识储备与洞察力，都需保持人格的独立性与立场的民间性，不挟私见，秉持公心，以言论政或论世。是谓同也。
不同的是，世道人心，今非昔比，文人已难合今日之群，而经济学人越来越吃香。且可论之处，不单只是“政”了，国是、民生、世象乃至家里短长，无不可论，无不需论。尽管有“泛经济化”的迹象，但作为对大众的近于常识的理性普及，“经济学人论世”具有“文人论政”所没有的新意义，其出发点虽更专业，但其适用性却显得更宽泛。
大道顺时而行，有所变，有所不变。将文人的理想情怀、经济学人的现实理性以及报人的专业素养结合起来，将是何等景象？
2004.1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