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最后的陈述与结论:在庭审的最后,在陪审团进行判断之前,公诉人或律师会做最后的结论性陈述,强调自己的论点与论据。陪审团将根据双方各自总结的证据和由这些证据所构成的事实真相做出自己的结论。但纪录片的结论可能并不是呈现是与非、对与错,而是将这多种的声音和视点客观地呈现给观众,而将自己的声音隐藏起来。
在西方很多优秀的纪录片中,我们能够找到对应上述类比的优秀作品,比如美国纪录片大师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拍摄的《细细的蓝线》(《The Thin Blue Line》(1989),这部被称为“直接电影”代表作的影片以真实再现的手法追踪一起杀警案,在认真检视了所有证剧并询问了所有在案件中充当主要角色的人之后,成功挖掘出事件真相,让被冤枉的流浪汉兰道尔·亚当斯在坐牢11年后得以讨回清白。这宗案件发生在1976年的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一名公路巡警在检查一部车辆时被车内的人开枪打死。十六岁的少年大卫指证当晚与他相识并一同乘车的兰道尔·亚当斯为嫌疑犯,法庭在并无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判兰道尔有罪并处终身监禁,11年后,当大卫因为犯了别的罪行被判死刑,在他临死之前,导演通过一系列的采访和调查,使大卫最终间接的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而亚当斯也最终获得自由。
《细细的蓝线》是以案件为线索进行跟踪拍摄并最终呈现结论的作品,但也有一些纪录片并没有明显的结论,只是将事实呈现在观众面前,比如美国导演乔·布林格(Joe Berlinger)与布鲁斯·西诺夫斯基(Bruce Sinofsky)拍摄的影片《兄弟的监护人》(1992)的核心也是一起谋杀案,主人公德尔波托·沃德被指控对他病中的兄弟实施了谋杀或安乐死。但在这个并不了解大城市治安政策的偏僻小镇上,人们认为他通过这种方式解救其被疾病折磨的兄弟的方式是人道的。影片通过各种手段将人们不同的视点呈现在观众面前,观众看完此片后自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通过上述对纪录片的叙事方式与审讯过程的有限类比,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一部优秀的纪录片将如何通过各种方式让观众体验纪录片的吸引力、可信度和戏剧性。因为有了复杂的多角度的视点,才使得纪录片和我们自己的生活变得扣人心弦、引人入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