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纵观我国报刊媒体的发展演变，主流的媒体编辑理念的“灵魂”作用非常明显。编辑理念的更新与进步带动的是媒体内容及精神导向上的根本性变化。编辑在新的编辑理念下，缔构新生的文化知识结构，瓦解不合时代要求的文化知识结构。这些活动进而导致人们观念及思维方式的变化，推动整个社会进步。我国报刊媒体自产生以来，主流的编辑理念在不断更新与发展，推动了媒体本身、文化结构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现简单梳理如下： 一、出纳帝命，通达下情。自唐代的《开元杂报》到清代的邸报，它们是官报，报纸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1、皇帝的活动；2、皇帝的诏旨；3、官吏的任免；4、臣僚的奏章；5、战报战况；6、其它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重要消息。在这漫长的时期，从事报纸编辑活动的人员，无论是唐宋的邸吏；元代的管勾；明清的通政司、六科、提瑭，他们都是“朝廷命官”。他们的编辑理念是“出纳帝命，通达下情”。在这种理念下，封建社会的官报是君王的耳目喉舌，是封建统治权利的一种延伸。封建官报虽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但在以君王为中心，纵向封建的传统交往模式里，终究没能获得充分的发展，其影响主要在统治阶级内部。 二、救国新民。代表人物有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主张维新运动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是中国媒体思想的启蒙时期。王韬提出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办报主张，指出办报的目的是“立言”，他说：“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他还提出了言论自由的要求，并在《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一文中，主张创办外文报纸，“散布五大洲，令西人见之，知中国实有自强之策”，“不敢视吾为病夫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开展对外宣传的主张。梁启超的“报馆有益于国事”，表达了维新时期知识分子“以报救国”的初衷。“民智是民权之本”的思想，是严复、梁启超等人的共识，他们把“新民”放在首位，用报刊廓清民众的思想，培养民众的国民意识。在“救国新民”的编辑理念指导下，《循环日报》、《中外纪文》、《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一大批报刊媒体起到了“政治宣传家”、“精神导师”的作用，担负起“救亡图存”、“思想启蒙”的使命，利国利民，已基本为社会所公认。 三、反清和民权。辛亥革命是一次比维新运动更具有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报刊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下，非常重视“反清和民权”的编辑理念。孙中山具体指导了《民报》的创办和前期编辑工作，明确了《民报》的使命是将革命的主义“灌输于人心”。这时期著名的报刊有陈少白主编的《中国日报》、章士钊主编的《苏报》、章太炎主编的《民报》和于右任主编的《神州日报》与“竖三民”（《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等。革命派的“反清和民权”理念与维新派的“救国新民”理念的冲突与较量，充分地体现在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首的大论战上。革命派在先进的编辑理念指导下，通过革命报刊媒体，批驳了维新派报刊的保守论调，宣传了革命的主张，使革命的思想深入人心，为辛亥革命的胜利打下了思想和舆论基础。这一时期的报刊业务工作也有了很大进步，报道面扩大，评论写作有所发展，新闻的采写编排得到加强，副刊得到确立，版式由书册式向现代报纸演化，大体奠定了现代报纸的雏形。 四、“公益和商业”的编辑理念。19世纪下半叶，西方报业已从政治报刊转向以传播新闻为主的商业性报刊。认同报刊政治功用的梁启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商业性报刊的崛起。在“五四”新文化思想熏陶下的学者与报刊经营者，如邵飘萍、徐宝璜、戈公振等，受到西方大众化报刊思想的影响，使他们在办报的价值取向上与报业的角色定位上与梁启超们大异其趣。他们以“公益和商业”为编辑理念，认为报业是一个建立在公共利益之上的社会服务性行业，以“公益”为目的，报业是“社会的耳目”、“国家的口舌”。他们的新闻编辑观侵润着“五四”民主、自立的思想。注重“读者本位”，强调“言论独立”，具有更多的社会平等意识。受西方报业发展和大众化报刊经营思路的影响，徐宝璜提出“商业化”是报业发展、进化的一大标志，同时也只有通过经济独立，才能使报业从政治派系中独立出来，为整个社会和公众服务。他们以全新的视角，通过对报业的本位思考，确立了报业的“公益和商业”的编辑理念――以公益为目的，以商业为手段，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兼顾。在这种编辑理念指导下，报业新闻业务的变化是政论衰退和新闻本位的加强，注重报业的经营与管理。报业向企业化、向现代化迈进，出现了一大批民营大报，如：《商报》、《申报》、《时报》、《京报》、《世界日报》和新记《大公报》等等。这种编辑理念对当今各媒体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五、“党的喉舌”编辑理念。资产阶级的媒体在当时由于其局限性，胜任不了人民大众的文化使命。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无产阶级开始了新的追求和探索。1919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馆员的毛泽东，参加了北京大学新闻学会的学习。徐宝璜和邵飘萍的报业应该独立于政治的观点，显然对毛泽东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毛泽东在《<政治周刊>发刊理由》中提出办报“为了革命”。办报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报刊是党的事业的组成部分，党报与党组织有着严密的关系。它决不是报馆同仁任意发挥的领地，而是“党的喉舌”，代表着整个党组织。1930年左右，列宁的关于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著名论断，成为党报的指导思想，党报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指导机关”。在40年代，毛泽东多次强调报纸是“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毛泽东要求“增强党性联系群众”。党报作为党的领导机关，在革命战争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宣传、动员和指导作用，为共产党夺取全国的胜利立下不朽功勋。解放后，党报仍就作为组织、指导人民群众进行经济建设和政治运动的工具。1956年5月28日和6月19日，刘少奇在就新华社工作作的两次谈话中反复强调新闻报道要客观、真实、公正、全面。但是战时遗留下来的思维定势却支配整个新闻界，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走向了极端。 新理念新景象 1978年以来，报业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报业自身也获得了发展与繁荣。在全新的科学的编辑理念指导下，报业重新起步、发展、繁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总的来看，有三个阶段，两次高潮。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各行各业仍然受到左倾思潮的束缚。新闻界首当其冲，发起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在第三版刊登了一组拔乱反正的文章，其中《标准只有一个》一文指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成为思想解放的先声。1978年5月1日，《光明日报》实行改版。11日它在第一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9家报纸全文转载。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不仅冲破了左倾思想的束缚，而且推动了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在新的编辑理念下，新闻媒体呈现出新的面貌：首先，各新闻媒体按规律办事，摈弃了对个人崇拜的呆板形式。其次，批评性报道得以恢复与加强，并有声有色的开展起来。再次，重视读者工作，读者来信成为各新闻媒体联系群众的纽带，成为新时期论监督的重要形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变革中，各种媒体转变了固有的编辑理念，起到了宣传者和推动者的作用，自身也经历和体验着“改革”与“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针对当时新闻缺乏、内容单调的现象，一些新闻工作者指出“报纸是新闻纸，报纸的个性是新闻性。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这个基本观点的确立导致了新闻改革的起步，新闻报道的数量和时效得到了加强。1987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署恢复成立，管理新闻出版事业。10月，中共十三召开，新闻界大多数人认为，新闻事业要实现三方面的变革：（1）功能变革，在新形势下，新闻事业不仅具有政治宣传功能，而且具有传播信息，指导经济，服务社会，舆论监督等多种功能。（2）结构变革，新闻事业要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共党报一体化的单一结构变为商品经济体制下的以中共党报为核心的多层次结构。（3）法治化变革，新闻事业既是政治宣传部门，又是独立的的行政事业单位。对新闻事业的管理应依照宪法和新闻法规进行。新闻改革在1989年也经历了波折。在吸取前段新闻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报业迈出了更稳定的步伐。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报业改革再涌高潮，报业编辑理念也随着“改革”走向“开放”。报业蓬勃发展，一派生机。报业之花异新纷呈，争奇斗艳。从报纸数量上看，1978年全国仅有186家报纸；1985年全国报纸增加到1445家；1993年底，全国报纸总数达2040家，这个数字是1978年的11倍。从报纸结构上看，各级党政机关在全中报刊业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晚报、都市报、企业报、团体报、行业报、文摘报、生活报、文化报等都有大幅度增加，它们所占的比例也有所上升。这样的报业结构更能符合报业发展规律。“正牌”的“党政机关报”与“副牌”的“社会文化生活报”双翼齐飞，互补互动，走向了协调发展健康之路。从报业的经营管理看，报业实现了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报业走向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道路。增加创收和增强自身的持续发展成为工作的重点。1980年全国新闻媒体总营业额1.1亿元，而《广州日报》1993年的广告收入达到1.6亿元，1994年则突破了3亿元大关。报业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方式，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从报纸业务看，报纸版面的处理更加灵活，所报道的内容由过去的以政治新闻为主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服务经济为重点的社会全方位的报道与评论，内容丰富多彩。报纸的扩版，增刊成为报界的普遍现象。同时更贴近民众生活，更贴近社会的小型多版的新类报纸的创办，成为一种时尚。从报纸功能看，报纸传统的指导性与现实的服务性开始紧密结合。报纸的功能除了宣传政治、教育人民、引导舆论之外，传播信息、服务经济、服务社会、文化教育、提供娱乐、舆论监督等功能日益凸现。报纸是有意识形态属性和信息产业属性两重性的观点已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从报纸的受众看，报纸由过去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进入寻常百姓家，以其文明的力量引导、影响、感召着社会各行各业的人们。报纸正由纯粹的组织传播媒介向大众传播媒介过渡。 当历史从20世纪跨入崭新的21世纪时，报业媒介又呈新貌，同时又面临着新的形势。其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新闻媒体依靠政府给养的脐带终将扯断。新闻媒体必须有自立于现代社会的能力，报业集团的崛起标志着新闻媒体对自身发展规律的新觉悟。其二，书、报、刊、广、电、网六大媒体正处于迅猛发展的转型期。各媒体之间又存在着竞争，特别是传统的书、报、刊媒体与新兴的广、电、网媒体之间的竞争。网络媒体的异军突起，作为传统媒体的报刊面临的是机遇，还是挑战？是要降临的死亡，还是再获新机？其三，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到来以及全球一体化进程越来越快，国外各大媒体呈现出大兵压境，咄咄逼人之势。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具有“与时具进”的品质是编辑所必需的。只有确立科学的、先进的编辑理念，才能指导我国的报业媒体正确、健康、快速的发展，才能面对新的形势和应对新的挑战。编辑理念的确立以及编辑理念的现实运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这一切仍处于探索实践之中。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建立编辑学科体系，加强编辑学教育和研究，培养高素质的编辑人才亦显得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