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近，在经济学家张维迎的“理性”观点与大众的“直觉”观点之间的争论当中，张维迎教授对自己的“主流经济学家”的称呼和地位不以为然，说“自己说话小心都要十分小心，不晓得什么时候忽然成了主流”。非经济学界的人士对此当然也不以为然。我认为，张教授自己的这种感觉是基本真实的，但是如果说张教授不是主流经济学家，那么我也不以为然，因为判断是否主流的标准并不是是否可以大胆说话。
对于谁是主流经济学家的问题，中国1949年以来发生过变化。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涌现出许多具有深刻经济思想和经济洞见的人士，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学科叫“经济学”，就是说“经济学”这个东西（学科）是舶来品，是借用人家西方的。中国什么时候有的“经济学”呢？我没有考证过，但是可以肯定，民国时期（1911-1949）已经有人在学习或研究或引进西方的“经济学”了，那时候的名称可能是“政治经济学”或者其他名称。由于我对民国时期的经济学缺乏足够的了解，同时对这段时期的经济学发展也缺乏足够的了解兴趣，我仅从1949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学发展情况说起。
从1949年到1989年的大约40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绝对主流，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处于垄断地位。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然要将其作为指导思想之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推广和传播到全国，其方式是强制性的行政手段。这符合中国历代集权王朝上台后推行的一贯措施：为了维护“大一统”国家的需要，尽可能地减少思想的多样性和“混乱”状况，执政者便采取强制手段推行一种思想来作为“唯一正确”和“科学”的思想，其他一切思想都要靠边站或者被取缔，比如秦代“焚书坑儒”来推行法家思想，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推行儒家思想，南宋推行“理学”，明清“文字狱”等。中国共产党的做法符合中国传统的执政理念：不这样做，大一统的国家中央集权政体就很难建立了，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下，没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极有可能引发国家分裂。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处于中国经济学界的绝对主流地位，或者垄断地位，即只允许这一家存在。（这种情况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市场结构理论，垄断市场就是市场上只有一家企业，企业即行业。如果将经济学看作是一个行业或市场，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一个企业，这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等于经济学。）作为学习、研究和解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变成了绝对的主流，处于垄断地位，他们是“主流经济学家”。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探讨一下“经济学家”的概念。“经济学家”本来应该是以经济学为研究对象的专业人员，可是我国的这些专业研究人员都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济学家的，做的主要是学习、理解、注释、解释等工作，因此并不能称他们为“经济学家（economist）”，借用钱钟书《围城》中的语言，应该称之为“经济学家学家（economistist）”。由于处于垄断和绝对主流地位，他们在这几十年时间里获取了超额利润，包括绝对的话语权、崇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和丰厚的物质回报。但是正如任何垄断企业都存在的X非效率以及对社会的福利损失一样，他们除了奉献给社会的大量训诂考究、断章取义、述而不作但仍然质量低下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外，几乎没有给社会和大众带来丝毫贡献。由于这些人处于行政垄断地位，人们（包括学生、教师等）不得不消费这些“质不优”、“价不廉”的“商品”，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但是这种“强制消费”现象却给那些“消费者”带来巨大的痛苦和损失，以至于一旦这种行政垄断慢慢减少，消费者有新的选择的时候，消费者会毫不犹豫地“用脚投票”把金钱、赞美和尊重给与新的选择，不管这个选择是“科学”还是“不科学”。他们为自己买下了覆灭的种子。
中国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欧美国家的经济学研究成果（现代经济学）陆续进入国门，国内经济学界有了新的选择，尽管仍然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或边缘。可是这种情况逐渐地得到了改变。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的经济学家走出去，欧美国家的经济学家走进来，人们才发现自己长期闭门研究“车”、造“车”，已经无法与发达国家的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对话了。人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学习、研究和使用新的来自西方的经济学逻辑、思维方式和研究框架。作为意识形态的惯性延续，人们称之为“西方经济学”。其实，应该称之为“新西方经济学”，因为无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理论，还是列宁斯大林的经济学理论，相对于我国，也都是西方的（可以戏称之为“老西方经济学”）。
开放的潮水一发不可收拾。毕竟，人们长期研究和学习的是19世纪的“经济学”啊！现在马上都21世纪了。100多年的时间里经济学能没有变化吗？可是我们还是把19世纪时期的经济学理论看作是经济学的顶峰而止步不前。这是多么愚蠢！人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后，可以想见，是多么渴望那些新的选择，这种渴望，使得人们几乎来不及去理性思考是否可以以及如何采用了，尽管有哲学观点在指导人们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是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啊，许多时候是分不清的，因为精华和糟粕本身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人们饥不择食一样，囫囵吞枣地全盘照搬新的来自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尽管中间出现过反复，但是进入20世界90年代以后，新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已经在经济学界占据了主流地位。由于意识形态的因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强制教育还不可能从课堂上撤除。但是在可以自由选择研究方向的经济学界（除了那些由于“改行”困难的），新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毫无争议地成为大多数经济学者学习、研究和使用的对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名存实亡。名存实亡的含义是，他们过去一贯获得的超额垄断利润将来不再拥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那些过去的垄断者、现在的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强烈反攻言论了——利益使然。吃饭丢了，能不急吗？！
张维迎可以不是主流，但是其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主流，他便成了主流。
其实，“主流经济学”的形成应该是一个自然选择的结果，或者说它应该是一个平等竞争、自由争鸣、多次博弈的结果。无论凭靠执政党的行政权力成为主流，或者一窝蜂地不加辨别、随波逐流地成为主流，都不是“主流经济学”形成的正常途径。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任何一个经济学流派都不应该依靠法定或者行政力量获得主流地位。无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是经济学的不同流派而已。各个经济学流派在一个大的经济学家市场上平等竞争，谁的经济学逻辑、方法和框架可以获得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可，谁就是主流。
至于中国经济学界目前出现的“主流”之争，其实是经济学学术之外的问题。我不希望看到哪一方依靠“钦定”成为主流——事实上这样的主流肯定是暂时的——也不希望出现现在主流的一方依靠自己的主流地位打压非主流的一方。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所有的经济学家，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可以在一个大的经济学家市场（平台）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由竞争。只有这样，经济学家市场才可能最有效率，也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学界采用可能出现创新，否则中国经济学界就真的没有前途了。
2006年4月28日上午于郑州花园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