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 我们中国人每逢生老病死等人生大事都由大宴宾客的习惯，千百年来，这种习惯已经积淀成一种不可动摇的习俗和文化。在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分为两种，其一是非正式约束，包括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其二是正式约束，包括法律、政治、经济制度等。可见，习俗也是制度的一种，它属于非正式制度。千百年来我国的宴客习俗在表面上没有发生变化，但在内在的性质上却有许多变化，习俗的改变，属于制度变迁的一种，下面笔者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宴客习俗的变迁。
一、制度变迁的含义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起点模式）的取代。可见制度变迁的动力或者说目标是为了提高效益，获取更多的利益，追求最大化的收益。一种新制度之所以能取代旧制度，在与新制度能带给人们更多的福利和快乐（快感），在习俗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上也符合这个道理。
二、初始宴客制度：实用性的制度
在宴客习俗起源之初，这种制度是迫于实际需求而建立的，它的本质是一种约定俗成的雇佣制度。在古代，由于交通主要靠步行，所以婚嫁、迁新居、葬死人这些事需要大量的人力来完成，单靠当事人自家人是完成不了这些事的，于是他们采取大宴宾客的办法，把亲朋好友请来吃几顿饭，然后这些亲戚朋友便承担起帮当事人做事的义务，比如帮婚嫁者搬动大量的嫁妆，帮丧葬者抬棺材、看风水、选墓地、挖坑。在这种制度中，很明显可以看出这是一种交易过程，当事人付出粮食（数顿饭）的代价，被请的亲朋好友“白吃”几顿饭，然后要付出自己的劳力，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短期雇佣关系。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当事人所付出的几顿饭，须知，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古代，人们首要解决的就是生存问题，那时的几顿饭的意义与现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对于交易双方来说，这种制度都带给了他们很大的实惠，是一种双赢的行为。
笔者在中国南方农村发现的一种延续了数千年的宴客习俗，有力地证明了宴客制度在初始阶段是出于实际需求考虑的。在江西省赣南客家人聚居的农村，农民们保留了这么一种习惯：凡是到自家的稻子要收割的时候，他们便把左邻右舍请来吃上几顿饭，然后这些被请者就会帮主人收割稻子。这是一种非常纯朴而又实用的约定俗成的制度，任何被邀请来吃饭者都不会推托帮主人收稻子的义务，这使得主人能在需要时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完成农业生产，大家都遵守这种制度，则任何一个农民都能及时、高效地收割完自己的稻子。
三、制度变迁一：虚荣心对旧制度的摧毁和炫耀性宴客制度的建立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这种实用性的宴客制度逐渐被异化成其他性质的宴客习俗，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宴客习俗已经远不是它原始的状态，比如在婚宴方面，当事人所请的宾客大大超过婚礼所需的“搬运工”，人们请客已经不是为了雇佣被请者为自己的劳动了。引起宴客制度变迁的原因有很多，人的虚荣心是其中一大原因，在虚荣心的作用下宴客制度转变为一种“炫耀性制度”。马歇尔在其旷世名著《经济学原理》第三篇第二章写道“当一个人的财富增大时，他的食物和饮料就变得更为多种多样和昂贵了；但他的食欲是受自然的限制的，当他花于食物的费用达到奢侈浪费的时候，满足款客和夸耀的欲望，比放纵他自己的感觉器官，次数更多。”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伦同样指出“富裕的人常常消费一些炫耀性商品来显示其拥有较多的财富或者较高社会地位。……为了持续得到别人的尊敬，个人必须显示其财富。因为只有在明显显示财富时，个人才能受到别人的尊敬”马歇尔指出，虚荣心的极大满足总是能带给人醉生梦死的快感（我形象地称之为“犹如吸毒般的快感”），富裕的人们往往通过炫耀自己的财富来引人注目，在别人的肃然起敬之下获得炫耀性的快感。铺张的宴客正是炫耀财富的极佳方式：上百桌的酒席，上千宾客，丰盛的酒菜，何其壮观、何其奢华。主人在这种炫耀中得到最大的满足，在人们盛赞自己的阔气的言语中，在外人羡慕的目光中，主人足足陶醉好几个时辰。如前所说，制度变迁的动力在于新制度能带给人们更多的快乐，正是由于铺张的款客能带给主人如此大的荣誉感满足，这种满足带给人无穷的快感，于是人们争相效仿，于是攀比之风盛行，人们之间相互攀比款客的奢华程度，当自己的酒宴的确比别人的豪华时，他就会像战胜的公鸡一样洋洋得意。诺斯的路径依赖Ⅰ指出：一旦一种独特的制度发展轨迹建立以后，一系列的外在性、组织学习过程、主观模型都会加强这一轨迹。争相效仿的攀比之风不断强化炫耀性的宴客制度 ，这种制度一旦形成，就被“发扬光大”，一直延续至今。大宴宾客、风光大葬这些宴客方式的主要目的就是满足主人的“荣誉”需求。死人是生者的荣誉所在，生者对死者的风光大葬与其说是为了让死者在天之灵得以满足不如说是为了让世人皆知生者的阔气。
炫耀性的宴客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炫耀之风都很盛行。据《羊城晚报》报道：2003年，广东省高州市一位老板于11月13日为儿子举办超豪华婚礼，车队由劳斯莱斯、奔驰开路，84辆花车缓缓绕高州市区一周，排场很大；还用直升机迎接新娘；当晚的婚宴凡出席者都有1000元红包领。婚宴后的晚会现场设在高州市政府广场，请来了歌星李克勤和杨钰莹表演助兴，整个广场被3000多名观众坐满，高州市电视台在场地旁边设了临时转播台，街头店铺里的电视直播着晚会的盛况，从84辆花车巡城到晚上11时晚会结束，整个高州城足足热闹了一天。整个婚礼宴会花费了数百万元，这位老板的炫耀之心活脱可见。这次宴会完全达到了魅说哪康摹幌伦佑终獯窝缁岢晌矶嗝教骞刈⒌亩韵螅爸取币灰怪浔榧叭?/SPAN>
农村中的炫耀性款客同样惊人，笔者在赣南的农村中看到，在客家人的村落人们办婚事竟然请上千名客人大吃大喝三天，谁家的婚宴不够排场，谁家的酒、菜不够丰盛，是要被人笑话的。客家人是一个很独特的族群，他们往往同姓聚居，在村落的中央建一个大祠堂以举办各种盛大活动，这个祠堂是公共物品性质，不收费的，谁家有婚葬等事都可以使用，我所观察的一个有名的客家村落（东方时空曾经对其进行现场直播报道），总共有900人的规模，他们的祠堂可以同时容纳上千人聚餐，祠堂的正门前是一块大空地，我见过一次他们的婚宴，不但祠堂里面摆满了酒桌，就连这块空地上也摆了20来桌“露天”酒席，客人总数应该在1000人以上了，看来主人不但把全村的人请来吃饭，可能也把邻村的人也叫了些，如此阔气的宴席，主人应当属于“农民暴发户”的行列了。
在现实中类似的炫耀性宴席不胜枚举，我们从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虚荣心的威力比我们想象中要猛烈得多。
四、制度变迁二：集资性的宴客制度
宴客习俗发展到今天，在经历了实用性和炫耀性变迁后，这一制度又在发生某种微妙而有趣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一种新的宴客习俗——集资性宴客制度的诞生。这种新的宴客习俗正在日益取代单纯以炫耀为目的旧的宴客制度。所谓集资性的宴客制度，是指主人在遇到某些人生大事的时候（主要是喜事如婚庆、迁新居、考上大学等）大摆宴席，被邀请的客人都会自觉地封个红包给主人，宴会结束，主人收入颇丰。以高考宴为例，在孩子考上大学后，家长一般会大宴宾客，而被请者会自觉地封一个红包给主人，这样孩子一年甚至几年的学费就解决了。别小看了这种宴会的积极意义，在中国农村能独立供得起大学生的家庭屈指可数，这种集资性质的宴客方式使得主人能在短期内迅速筹集到孩子的学费，解决了燃眉之急，客人一般会在自己的红包上署名，主人则会用一个本子把送钱者的名单和款数记下来，待日后他们也请客的时候，便包同样数目的还人情，这些都是不言自明的“潜规则”，可见集资性的宴客制度的本质是一种债务关系，如果默认这种制度的人们都能自觉遵守制度的潜规则，那么所有的人都可以从中受益：一个没有足够现金而又遇上大事（喜事）的人通过宴客筹集到资金，在今后漫长的人生中他再分期还给这些客人）。集资性的宴客制度的优势就在于此，这也是它能取代炫耀性款客制度的原因所在。炫耀性的款客虽然能带给主人一时的炫耀性快感和极大满足，但它的代价是惨重的，主人需要为此付出大量的金钱，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行为很不实在：炫耀性款客导致钱财的快速流失，到头来是出了风头却落个破败的家底，依然让人看不起。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尤其是并不富裕的人）需要改进款客制度，这种改进的结果就是集资性款客制度的诞生。
通过观察现实我们可以发现，集资性的款客方式并为完全取代炫耀性的款客方式，后者依然广泛存在，原因在于，富人并不存在集资的需求，他们只有炫耀的需求，他们有足够得金钱来炫耀以满足虚荣心。诺斯的路径依赖Ⅱ指出，一种曾经带给人们极大满足和快乐的制度，即使后来开始带来负面效应，但是由于这种制度所形成的一些共存共荣的组织的存在，那么这些组织就只会强化现有制度，而不推行新制度。这个道理体现在集资性宴客制度取代炫耀性制度的变迁中很明显，炫耀性的款客尽管最终极有可能带给主人痛苦，毫无节制的挥霍可能导致主人钱财丧尽，贫穷潦倒，炫耀性款客也可能使得“富不过三代”的箴言在现实中不断重演，但是由于炫耀性款客自古以来已经形成一种风气，而从富人的第一次炫耀性款客开始，他已经跟被请的客人们结成一种“炫耀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互相之间将不断地重复炫耀性款客行为，由此导致这种不良制度的恶性循环。
四、总结与思考
我们判断一种习俗（制度）优劣，不能仅依据道德准则，而要看这种制度是否符合大众的根本利益，看它能否最大限度地带给人们福利和快感。就炫耀性的款客方式来说，我们不能仅依据“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提倡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样的道德标准把它一棒子打死，我们必须看到，炫耀性消费是富人的权利（也是所有人的权利），只要富人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足以支撑其铺张的炫耀宴席，而这种宴席又是能如此强烈地给他带来快乐和快感，那么我们决没必要去阻碍他获取这种快感。另一方面，不顾自身财力的炫耀当然是不可取的，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不值得鼓励，这种图一时之快的行为必然带给当事人极为严重的后果。
就集资性的宴客制度来说，他也经常收到媒体和世俗偏见的质疑，许多人认为这是人性丑陋的表现，是以“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代替亲情、友情的行为，事实上这种偏激的看法是对事实的歪曲或误解。不富裕的人们，尤其是中国的农民，在遇到人生大事需要大量金钱时他们往往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正是由于集资性的款客制度的“建立”才使得他们解决了这一问题，假如没有这一制度，他只能通过借钱来弥补欠缺，但是借钱往往是件非常艰难的事，大家都是农民，也无钱可借，但是一旦这种制度建立后，人们遵守其中的潜规则，达到“一人有难，万人支援”的效果，每人出很少的钱就帮主人解决了燃眉之需，解囊者日后有“难”，亦可通过同样的方式快速筹集到资金。需要指出，集资性的款客只能是为了解决人生中的重大问题，如果有人没事也大摆宴席，想要别人进献红包，这就违背了潜规则，自然也就收不到红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