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时空的祖国医学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中国封建体制二千多年的 “超稳定”延续历史,以及在后期的闭门锁国,致使近代的经济社会发展陷入了极为迟缓的境地,大大落后于以科技创新使其经济社会产生了飞跃发展的西方国家。鸦片战争后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相继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实施了残酷地掠夺与压迫,并逼迫割地赔款,使极端贫困的劳苦大众更加民不聊生。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虽然是早期特定阶段人口发展状况的基本特征,但是勤劳而富于创造精神的中华民族,在探索自身生存健康与防病治病的问题上,不仅从《易经》、《易传》以及战国时诸子(孔子、老子、庄子、孙子……)那里,大量汲取了以上观天和下观地来认识人类生存与健康的恢弘哲理思想,也从自然科学的天文、历法、数学、地学、农学等学术成就那里汲取了丰富营养,使之与中华医学实践结合起来,全面深刻地从理性上认识这一自然医学,所以, 早在汉代初就把已充分认识到的,人类须遵从自己生存空间的“天地之道”,和与其自然、生态周期变化要同步适应的规律,并将此前的实证经验与分散理性认识,历经反复辨析而升华为中医基础理论《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的问世,是中医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和步入其文明时代的标志。中医遵循天地间能量巨大、变动而自足,以及人类的生存、生命过程的健康状况与天地间周期变化呈规律性特征的关系,从而利用自然界千差万别的天然物质与衍生物,其不同的生成和生成的不同,所具的性质不同与各自的差异,而将其分别归类并具体详分,用其作为对“虚”者补其不足,对“实”者泄其多余,并因以植物为药居多而统称之为本草(包括人的饮用食物),尤其是还将本草上升为理性来认识,即所具有的共性——无形的“气”与有形的“味”,即“气味”。“气味”既是药食同源的本质属性,也是药食同源的基础理论根据。毫不夸张地说,药食同源是养生与“治未病”的独特优势,更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健康的巨大贡献。对这一独特优势的认识,无论是现代科学还是未来科学,都必将是在其发展中逐步证实与认证的过程,和不断发出惊叹中华食药文化文明时代的久远!所谓“气”,是指无形而皆具的寒、凉、热、温特征;所谓“味”,是指有形而皆具的辛、甘、酸、苦、咸。中医的药或食疗法,就是应用本草的归经作用、相互各异“特性”、协调特性和增效特性,来调节反映人体“精、气、神”的内在“生态”环境。只要内在“生态”环境健康,那么,致病因素就不适宜生存,而被排除体外,也就是说,只形成“疾”而未致成“病”,那么,一般的病灶只停留在“功能”性方面,而形不成“器质”性病变。可见,调节人体内在“生态”环境,就是调动与激发人的自我稳定平衡系统,能够发挥祛邪与扶正功能,从而达到养生、防病与治未病的目的。不少遗传性疾病,甚至通过一定较长时间的适宜服用药物,都可以加以改变,从而使其理论得以补充、提高,更好为人类健康服务。
在历经长达数千年,数以万亿人次计的切身实践体验与效果的充分证实后,本草的种类与数量与日俱增。那些被现代医学认定为剧毒而为使用禁区的若干中医药物,其价值就尤为宝贵,因为这是无数先人以生命代价的实证所获取,从而也就更加突显本草的独到与高明之处。然而,因使用不当而发生的问题,决不能把问题误加在某种本草上,更不能因此而因噎废食。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一个最为普遍、最为人所共知的常识,那就是:中医的药物疗法与非药物疗法,只有在历经了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后,在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并达到相当高水准条件下,才有可能在大约公元元年前后,完成世界首部医学经典,也是世界惟一民族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否则,是根本不可能的。自古至今,乃至未来,《黄帝内经》都将是中医药学的基础理论,中医名家产生的摇篮。实事求是地说,这是中华民族的第一大发明。正是因为中国早于其它国家约二千多年就有了自己的民族医学基础理论,所以,中医自古就有分散在城乡各地的民间医生,使中国的高死亡一直远低于那时的大多数国家,因此,中国人口的增速也要相对快一些,这也是中国始终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主要成因之一。
中医药学的发展受长期封建制度的制约而发展相当缓慢,尤其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与总结基础上的提高,可以说是长期未能与时俱进。尽管这样,但在鸦片战争前,中医学一直居世界的最前列。在西方医学的抗菌素未发明前,在治疗发热性流行性疾病方面远落后于中医是不争反对事实,而抗菌素发明才多久?只是抗菌素在未认识其副作用前的一方面暂时优势,加之,拉大了的科技水平差异,一种极端的民族虚无主义滋生、蔓延,而竟连博大精深的中医也难于幸免,一股股以对中医的无知或认识上的浅薄与偏见所掀起的否定中医逆流,一直此起彼伏,直至21世纪初也未曾间断。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当抗菌素的毒副作用及细菌抗药性成倍增大而逐步为人们所认识时,中医药优势愈加凸显,足见,历经长期历史检验的中医药仍是未来医药的发展方向。
受长期封建制度的制约而发展相当缓慢,尤其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与总结基础上的提高,可以说是长期未能与时俱进。鸦片战争前后的西方医学进入,只是抗菌素在未认识其副作用前的一方面暂时优势,加之拉大了的科技水平差异,一种极端的民族虚无主义滋生、蔓延,因此,竟连博大精深的中医也难于幸免,一股股以对中医的无知或认识上的浅薄与偏见,而掀起的否定中医逆流,一直此起彼伏,直至21世纪初也未曾间断。著者坚定的认为:中国的中医药学是跨越时空的一门科学,真正地熟练掌握,所需的知识、悟性与时间都十分惊人,一旦掌握,就步入了“形而上”境界,用之则效果神奇。学科本身对德、才的要求,理应是优中选优,除此,则难能全面掌握中医药的精髓。著者从事中医药学研究40多年,切感其博大精深,不少学科与之简直难以相比,正因如此,中医药的医治水平,长久以来总是处于整体水平不高状态,这是因为大多数中医从业者,只掌握了其一小部分技能者居多。一个整体而系统的医学被肢解成若干很小的部分来应用,势必要导致医治水平普遍不高的状况,当然,这种状况根本也代表不了中医应具的水平,所以说,不是中医水平不行而是中医从业者不行。若是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深入挖掘,建立在临床基础上,以中医药学的自身特点来加强培养与研究,中医药学一定会令世界刮目相看。若是很久以前就认识到中医药学的特点与加强培养,那么,在经济长期低水平发展与非理性“多子多福”传统生育文化惯性影响下,只能使贫困产生的人口问题愈加严重。若是中国的自然医学——中医,其水平若稍能与时惧进,那么,人口的死亡率肯定还要低的多,可以想见,1970年中国开始全面实施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时的人口基数,就要远比实际多得多,当然,也必将远比现人口规模大得多。提高中医药水平,在现低生育水平条件下,又将成为提高健康体质,减少医疗保障高昂费用与形成新支柱产业的有效途径。
选自未出版《人口数理统计分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