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容提要]综观西方产业集群理论，其中对产业集群竞争力分析，最为著名的有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韦伯的集聚经济理论、科斯和威廉姆森等的交易费用理论、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波特新竞争优势理论等，本文着重对关于产业集群竞争力的主要理论进行述评，以飨读者。
[关键词]产业集群；竞争力；外部经济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竞争优势理论
一、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
西方关于集群理论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描写到:“工人所穿的粗劣呢绒上衣和牧羊剪毛所用的剪刀这两种产品，是由家庭坊和手工业工场为基本单位的小企业集群联合劳动完成的。”在这里，他虽未给出关于产业群的明确的概念，却首先提到了集群一词。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继承了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的开创性观察，第一个比较较系统研究产业集群现象。马歇尔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通过研究工业组织，间接表明了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用一章的篇幅研究特定产业部门在一定地区集聚的“本地化”现象,他提出“本地贸易秘密”(local trade secrets)和“本地化技能”(localized skills)是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在对区域产业集聚的考察中,马歇尔提出了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即市场规模的扩大带来了中间投入品的规模效应、劳动力市场规模效应以及信息交换和技术扩散，从而可以导致外部规模经济。他曾把经济规模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产业发展的规模，这和专业的地区性集中有很大关系；第二类则取决于从事工业的单个企业和资源、它们的组织以及管理的效率。他把第一类的经济规模称为外部规模经济，把第二类的经济规模称为内部规模经济（Marshall，1890）。马歇尔认为，外部规模经济是指企业利用地理接近性，通过规模经济使企业生产成本处于或接近最低状态，使无法获得内部规模经济的单个企业通过外部合作获得规模经济。马歇尔发现了外部规模经济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产业集群是因为外部规模经济所致。他认为生产和销售同类产品的企业或存在产业关联的上中下游企业集中于特定的地方会使用专门人才、专门机构、原材料产生很高的使用效率，而这种使用效率是处于分散状态下的企业所不能达到的，这种高效率形成外部规模经济，从而促进企业集中在一起，形成了产业集群。他认为产业聚集本质就是把性质相同的中小厂商集合起来对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进行专业化分工，实现作为巨型企业特征的规模经济生产。这些许多因性质相同的中小企业集中在特定地方而获得的经济叫做“外部经济”。外部经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方具有专用性劳动力市场；二是生产专业化而取得的中间产品；三是可获得的技术与信息。“这种经济往往能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即通常所说的工业地区分布——而获得。”他把专业化产业集群的特定地区称作“产业区”。马歇尔（1890）指出：“当某一工业定位于某一区域时，就极有可能长期定位于此。同类厂商彼此相邻并从事类似的经济活动能够产生巨大的利益，厂商也倾向于选择在具有某种特定技能的劳动力集中的区域设厂，这种就业上的优势同工业在特定区位的集中组合形成制造业的聚集效应，它是该工业成长和区域发展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集群一经形成，就会通过其优势将有直接联系的物资、技术、人力资源和各种配套服务机构等吸引过来，尤其是吸引特定性产业资源（或要素）。随着产业链的延伸，将吸引更多的相关产业甚至不同产业，扩大地区产业规模。而且，随着集群竞争力的增强，这种资源吸引效应还会逐步加速。这种基于路径依赖形成的“集群—资源吸引—集群扩张—加速资源吸引”的循环累积过程，便于企业快捷获取所需资源，促进企业迅速成长。在马歇尔那里，产业区是一个中小企业聚集的地区，区域里创新气氛十分浓郁，新工艺、新思想能很快被接受、传播，各个中小企业之间形成一个既有效竞争又合作交流的网络，如图1所示，其中实线圈内为马歇尔区①。他在论述中总结了“产业区”所具备的6个方面的特征：①与当地社区同源的价值观系统和协同的创新环境；②生产垂直联系的企业群体；③最优的人力资源配置；④产业区理想的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⑤竞争与合作并存；⑥富有特色的本地金融系统。马歇尔把地方性工业在产业区的集聚归结为企业追求外部规模经济，即企业层面的规模报酬不变、社会层面的规模报酬递增，并且指出这种外部经济给集聚企业带来如下几个方面的好处：①技术的外溢。由于马歇尔时代信息的流动是按距离衰减的，所以知识在当地的传播要比远距离流动更容易。技术外溢是马歇尔分析产业集群时得出的产业集群产生的原因之一。马歇尔认为，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群有利于新知识、新技术、新创意在扎堆的企业之间传播和应用，“行业的秘密变得不再是秘密，而成了众所周知的事件，……对于机械流程和企业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进，因其所取得的成绩，将迅速地为他人所研究。如果一个人有了新思想，就会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因此它又成为新思想之源泉”。这样就营造了一种协同创新的区域环境，知识信息的扩散是创新的源泉，不断的创新使这些产业区的经济持续增长，更加激励着相关产业的新企业的加盟。②提供一个专业技术工人共享的劳动市场。产业区内集聚了许多潜在的劳动力需求和潜在的劳动力供应。“雇主们往往到能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工人的地方去（办厂），同时，找工作的劳动者，自然也到有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技能的地方去找职业” ②。由于历史与偶然因素，某公司在某地干起，在这个地方便产生了对劳动力有巨大吸引力的就业机会、发展机会和较高劳动力要素报酬，而经过训练的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工人的大量集中又是其他雇主所寻找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在此地的结合成为早期企业“扎堆”的源泉，而随后由于路径依赖和累积因果效应，劳动市场共享造成了企业集聚活动，劳动市场共享使企业节约了劳动力要素成本，搜寻成本和培训时间及搜寻时间。别的企业的专业化技术工人可以通过各种方法为我所用，现有的专业化劳动力使企业可以专心生产，而不用担心劳动力的短缺与非专业化，从马歇尔开始，劳动力市场共享因素就成为产业集群形成的基本因素之一，也正是对专门劳动的需求与供给促进了企业在空间上的集群。这种集群既降低了工人的失业概率，也确保了厂商无论是在“好时光”还是在“坏时光”的劳动力供应。这种潜在的供需关系又加强了既有的产业集群。③提供共享的中间投入品。产业集聚可以支持该产业专用的多种类、低成本的非贸易投入品的生产。众多使用中间投入品的企业集中在一起才使辅助性工业能够使用专业化的、高成本的机械设备，以较低的生产成本来供应众多的消费者。
在集群理论中，马歇尔的产业区定义和集聚经济概念具有相对重要的地位。马歇尔对产业集群的研究是开创性的，他对集群理论的一个贡献就是对规模经济概念的丰富，而规模经济是产业组织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他把某一区域原本相互无关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结合起来，造成一种企业生存、发展的产业氛围，即外部规模经济。他发现了一种产生集群的“空气”—协同创新的环境。但是马歇尔是为了研究企业组织而探讨外部规模经济的，同时，在他的那个时代，企业之间的联系基本上限于物质的投入产出，信息、创新等非物质联系几乎不存在，因此，受研究目的与所处的历史时代所限，马歇尔没能将他的协同创新的环境这一思路充分展开，挖掘集群产生的非物质因素。而且，马歇尔理论中没有考虑区域内企业的成长和区域间企业的迁入、迁出等动态因素的变化，也忽视了区域产业组织的外部接连与创新，也没有注意到不同产业的集聚程度和可持续性等问题。而就方法论而言，由于缺少严格的数理表述方法，从而使得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长期游离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之外。
○——企业
图1 马歇尔产业集群示意图
二、韦伯的集聚经济理论
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1909）是工业区位理论的创立者，他从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阐明了企业是否靠近取决于集聚的好处与成本的对比。他在1909年出版的《工业区位论》一书中，探讨了促使工业在一定地区集中的原因，将这些原因归纳为特殊原因和一般原因，便利的交通促使工业集中于交通枢纽、丰富的矿藏将许多工厂吸引到它的周围，这些都属于特殊的原因。但是韦伯认为，特殊原因不具有理论研究的一般性，影响工业集中的一般原因更为重要。韦伯认为工业集聚的一般原因是因为多个工厂集中在一起与各自分散时相比，能给各工厂带来更多的收益和节省更多的成本，所以工厂有集中的愿望。集聚之所以能够给工厂带来收益或节省成本，又有多种原因，如专门的机器修理厂、靠近的原料供应点、大规模的劳动市场、公用设施、道路等都有助于生产成本的节约①。在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中，其将影响工业区位的经济因素称之为区位因子。区位因子的合理组合使得企业成本和运费最小化，企业按照这样的思路就会将其场所放在生产和流通上最节省的地点。韦伯以此解释集群成长的原因，也就是说，随着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企业可以得到成本节省的好处。他认为，实际对区位起作用的区位因子主要是运输成本(运费)与劳动成本(工资)因子及集聚、分散因子。所谓集聚因子就是一定量的生产集中在特定场所带来的生产或销售成本降低；而分散因子则是随着消除这种集中而带来的生产成本降低。韦伯认为，集聚因子的作用分为两种形态：一是由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产生的生产集聚。大规模经营相对于明显分散的小规模经营可以说是一种集聚，这种集聚一般是由“大规模经营的利益”或“大规模生产的利益”所产生；二是由多种企业在空间上集中产生的集聚。这种集聚利益是通过企业间的协作、分工和基础设施的共同利用所带来的。一个工厂规模的增大能给工厂带来利益或节约成本，若干个工厂集聚在一个地点更能给各个工厂带来更多的收益或节省更多的成本，所以工厂有集聚的愿望。韦伯在研究运输、劳动力成本的区位选择时，强调集聚经济的作用。他认为，企业可以通过集聚能够获得分散状态下难以取得的经济效率。也就是说，聚集产生的系统功能大于在分散状态下各企业所实现功能的总和①。
韦伯还使用临界等运费曲线分析方法对产业集群作了定量研究。韦伯认为，集聚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各个工厂为了追求集聚的好处——利益的增大、成本的节省而自发形成的，只有当工厂为追求集聚的好处而迁移，且所增加的运费小于或等于迁移后集聚而节约的成本时，换句话说，只有当集聚点位于决定性等差费用曲线内或曲线上时，迁移才可能发生，如果能提供集聚好处的集聚点位于决定性等差费用曲线之外，意味着所增加的运费大于所节省的成本，此时工厂从自身利益出发是不会趋向于集聚点的。假设有P1、P2、P3三个工业区位，每个区位上都有少量工厂，这些工厂为了追求集聚的益处，均希望进行迁移。那迁移到什么地方为好呢？即新的工业企业集聚地应在何处呢？图2中，P1、P2、P3 分别代表三个区位三角形中运输费用与劳动力费用的最低点。围绕P1、P2、P3构成等运费线，由集聚所节约的费用等于偏离运费与工资成本最低点的P1、P2、P3所追加的运费及工资的等值线，即为临界等运费线。假设集聚所得经济利益为3，则临界等运费线就是等值线3，在增加的工资及运费成本小于3的情况下，所形成的交叉重叠部分，即为产业集聚定向的新区位②。
图2 一个集聚地区发展示意图
韦伯把产业的市场集中和空间集中作为产业集聚经历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创业自身的简单规模扩张，从而引起产业集中化，这是产业集聚的低级阶段；第二阶段主要是靠大企业以完善的组织方式集中于某一地方，并引发更多同类企业的出现。这时，大规模生产的显著经济优势就是有效的地方性集聚效应。韦伯的第一阶段论相当于内部规模经济,而第二阶段论则与“马歇尔外部性”相似。与马歇尔不同的是，韦伯认为，产业在一个地方集聚与否，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直至均衡的结果。集聚力受技术发展、劳动力组织变化、市场化因素及经济环境因素影响，分散力则可归结为伴随工业集聚而带来的地租增长的影响。韦伯把产业集群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技术设备的发展。随着技术设备专业化的整体功能加强，技术设备相互依存会促使地方集中化。第二个因素是劳动力组织的发展。韦伯把一个充分发展的、新颖的、综合的劳动力组织看作是一定意义上的设备，由于其专业化，因而促进了产业集群化。第三个因素是市场化因素。韦伯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因素。产业集群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批量购买和出售的规模，得到成本更为低廉的信用，甚至 “消灭中间人”。第四个因素是经常性开支成本。产业集群会引发煤气、自来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减少经常性开支成本。韦伯还从运输指向和劳动力指向两个不同的途径分析产业集群能够达到的最大规模。
韦伯探讨了产业集聚优势的因素，量化了集聚形成的规则，研究成果具有相当的价值。但是，由于韦伯的集群经济理论是以古典经济学为基础、以成本分析为依据来研究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工业地域结构，所以他没有考虑垄断价格企业带来的超额利润。然而韦伯的理论过分强调企业主的利益，忽视地区经济效益。而且韦伯对集聚的研究脱离了一切制度、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单纯从资源、能源的角度加以考察。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产业集聚的形成相当程度上决定于地区的社会文化因素，韦伯却将其抽象掉了，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因而，韦伯的理论不具有产业集群理论的一般性。
三、科斯、威廉姆森等的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 的概念是罗纳德·科斯(Coase R,1937)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来的。他认为市场运行中存在着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运行价格机制的成本”，至少包括两项内容：（1）获取准确的市场信息的费用：企业搜集有关交易对象和市场价格的确定信息必须付出费用。（2）谈判和监督履约的费用：为避免冲突就需要谈判、缔约并付诸法律，因而必须支付有关费用。科斯认为，企业是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而产生的，并通过形成一个组织来管理资源，可以节约市场运行成本。他进一步认为，在企业外部靠市场价格机制协调控制生产，在企业内部，由于交易被取消，市场交易的复杂过程和结构将由企业内部的管理者来代替控制生产，这些都是协调生产过程的不同方式，本质上是一样的。科斯(Coase R,1937)提出交易费用理论并用它来分析了组织的界限问题，其目的是说明，企业或其他组织作为一种参与市场交易的单位，其经济作用在于把若干要素所有者组织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换，这样减少了市场交易者单位数，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①。科斯运用交易费用理论较好地解释了产业聚集的成因。他认为，由于产业集群内企业众多，可以增加交易频率，降低区位成本，使交易的空间范围和交易对象相对稳定，这些均有助于减少企业的交易费用；同时聚集区内企业的地理接近，有利于提高信息的对称性，克服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并节省企业搜寻市场信息的时间和成本，大大降低交易费用。
在科斯之后，威廉姆森（Williamson）和斯科特（Scott）等许多经济学家又进一步对交易费用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威廉姆森于1975年和1985年分别出版了《市场与科层》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两本名著，界定了交易费用的市场组织分析方法，提出了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即投资的专用性程度）三纬度来解释经济活动的规制结构的决定。威廉姆森在1975 年出版《市场与科层》中写到：“在以完全竞争市场和一体化的企业为两端,中间性体制组织介于其间的交易体制组织系列上,分布是两极化的”。如图3所示。这里威廉姆森承认了在中间范围内的交易不仅越来越常见，而且还相当稳定。那么这三种体制组织如何确定呢？威廉姆森（1979）在《交易费用经济学：契约关系的规则》一文中指出，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这三个交易特性高低程度不同，与其匹配的规制结构也不同。当这三个决定因素程度较低时，与之匹配的是体现古典契约关系的市场规制结构；当三个变量较高时，与之匹配的是统一规制结构（企业）。而介于这二者之间的是被其称为“三方规制”和“双边规制”的中间经济组织形态。“中间性组织”的存在是组织本身从效率的角度(或称“生存能力”)内生决定的。科层组织可能带来协调成本过高导致的规模不经济，而市场组织则存在交易成本过高则导致的市场失效的危险，在市场组织和科层组织之间,必然存在着大量不同类型的“中间性组织”。在威廉姆森看来，产业集群是一种介于纯市场和科层之间的中间性经济组织，这种组织比市场更有效、比企业更灵活地协调生产。每个企业都根据自身能力从事分工活动中的某个阶段，因而在生产上存在相互依赖的企业需要进行合作与协调；企业在生产活动中依赖很多的资源，企业从企业外部获取资源需要同其它企业进行合作与协调，以降低竞争和市场的不确定性。企业间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的不同匹配，决定了产业集群组织存在的效率边界。然而在威廉姆森的分析框架中，中间性组织并未取得与时常和企业并列的概念。
图3 市场组织、中间性体制组织和企业组织关系演变图①
一体化进程
专业化分工
威廉姆森(1977)将交易费用分为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他认为，事前的交易费用是指由于将来的情况不确定，需要事先规定交易各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在明确这些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过程中就要花费成本和代价，而这种成本和代价与交易各方的产权结构的明晰度有关；事后的交易费用是指交易发生以后的成本。这种成本表现为各种形式:（1）交易双方为了保持长期的交易关系而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2）交易双方发现事先确定的交易事项有误而需要加以变更所要付出的费用；（3）交易双方由于取消交易协议而需支付的费用和机会损失。交易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指经济环境状态下交易的可预见程度。威廉姆森认为，在交易非专用性的情况下，由于新的贸易关系很容易进行重新安排，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加还不会对交易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在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交易的不确定性的增加将会对交易产生严重的影响。交易频率是指在特定时期交易发生的次数。交易频率对交易效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为建立一种保留中间产品市场而非一体化的专门性规制结构，如双边规制结构或多边规制结构，在经济上是否合理，即是否是有效率的安排。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情况下，是保留中间产品市场还是建立统一性的规制结构进行一体化生产，则主要取决于交易的频率。“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是指“资产在没有价值损失的前提下能够被不同的使用者用于不同投资场合的能力”（威廉姆森,1989）。具体地来说，资产专用性可以分为五类：（1）地点的专用性；（2）人力资源的专用性；（3）特质资产的专用性；（4）完全为特定协议服务的专用性；（5）名牌商标资产的专用性。资产专用性是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它与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一起决定着交易成本的高低和治理结构的选择。企业的专业化生产使得企业间交易的依赖程度增强，一个企业对某一交易关系的依赖性越强，说明该交易关系中的企业的资产专用性越强，随着资产专用性的增强，缔约后违约的风险就会加大。威廉姆森(1980)分析了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他认为，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环境的不确定性、小数目条件、组织或人的机会主义以及信息不对称等，这些因素构成了市场与企业间的转换关系。在威廉姆森的分析中，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可能影响有三种：一是在修订契约中出现机会主义式的讨价还价；二是双方对价格达不成一致意见，交易中的一方要么被迫接受不利的交易条件，继续使用专用性资产，蒙受利益下降或成本上升的损失；三是要么将专用性资产作次优使用，承受谈判失败导致的战略性失败的风险。威廉姆森(1985)并且解释小数目条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他认为，小数目条件即市场上的角色数目越少，则市场机制就越失效。在这之后，威廉姆森(1994)又建立了基于区域之间动态的交易费用模型。威廉姆森认为，在交易非专用性的情况下，由于新的贸易关系很容易进行重新安排，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加还不会对交易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在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交易的不确定性的增加将会对交易产生严重的影响。交易频率是指在特定时期交易发生的次数。交易频率对交易效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建立一种保留中间产品市场而非一体化的专门性规制结构，如双边规制结构或多边规制结构，在经济上是否合理，即是否是有效率的安排。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情况下，是保留中间产品市场还是建立统一性的规制结构进行一体化生产，则主要取决于交易的频率。
斯科特是将交易费用分析方法具体运用到区域产业集群发展中比较成功的学者。也可以说，他是对科斯和威廉姆森用交易分析经济组织的继续、深化和发展。斯科特强调，当交易成本与生产（和运输）成本相互作用时，交易成本成为了解生产集聚的理论基础。斯科特认为产业集群的兴起和增长是企业内部和外部交易成本之间进行抉择的结果。斯科特概括交易成本和集聚间的关系，认为产业集群主要源于生产中的分工、公司间交易活动的结构以及地方化发展中内生性出现的集聚经济。垂直分离过程预示着产业联合体的产生，这取决于公司间或工厂间交易联系组织结构。他认为，产业集群是企业垂直分离的空间经济结果。当企业企业垂直分离时，经济中外部交易活动的水平增加，由此将促进那些有强烈愿望和经济联系的生产企业相互向集群区域集中。反过来，大量生产企业的集聚会极大地降低外部交易的空间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将会产生两方面的经济效果：一是企业搜寻和续约成本的下降将进一步加剧企业的垂直分离；二是投入的需求的高度非标准化以及生产企业需要面对面的交流、接触，也加剧了企业的垂直分离。因此，企业垂直分离强化了产业空间聚集，产业空间聚集又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垂直分离。而且，斯科特还认为，在社会分工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企业间的交易频率大大增加，企业交易总费用上升。由于交易成本与地理距离成正相关，所以企业通常有近距离寻找交易伙伴的愿望，从而促成地方产业集群的形成。
杨小凯则从劳动交易和中间产品交易角度区分了企业和市场，认为企业是以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而不是用市场组织替代市场组织。企业和市场的边际替代关系取决于劳动力交易效率和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杨小凯将劳动分工与交易效率结合在一起，认为，分工和交易是生产方式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指出“市场上自利行为交互作用形成的最重要的两难冲突是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分工的深化产生专业化经济，也带来了交易费用，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会陷入两难冲突。一般来说，分工的实现，分工速度与分工水平的提升，要以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降低为前提，而降低生产费用与交易费用则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生产组织费用来实现。在专业化经济不变的条件下，降低交易费用，就意味着提高了分工水平。企业、市场、契约都是降低交易费用的重要制度安排，因此，在产业演进过程中，如果企业降低交易费用效果高于市场和契约，产业演进就是通过企业内分工来实现的；如果企业降低交易费用效果低于市场和契约，产业演进就是通过企业外分工来实现的。企业内分工深化容易形成大企业，企业外分工深化容易形成产业集群。因此，专业化生产是产业集群产生的初始条件，精细的分工对于产业集群的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产业集群由于从事相同与关联服务产业的人集中在一起，这样就很容易在集群内找到很专业化的人力与投入因素，实现了企业对劳动力的柔性需求，企业可以以最优的价格得到最专门化的服务。
按照科斯、威廉姆森、斯科特、杨小凯等的观点，从交易角度看，市场和企业只不过是两种可选择的交易形式和经济组织形式，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且在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多种其它中间组织形式。中间性经济组织的根本特点是其带有企业和市场的双重特性，其中，有的企业关系更接近于古典的市场关系,有的更接近于古典的企业内部关系，由此构成了市场组织化或企业市场化的组织特征。中间性组织理论形象地将这种“组织间协调”称为是“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握手”,并且将原有的企业和市场二层次分析框架提升为市场、中间性组织和企业的三层次制度分析框架,从而较好地弥合了传统抽象理论研究和现实世界脱节的鸿沟。产业集群就是处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中间组织形式。
当把交易费用这个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放入产业集群中来进行探讨时，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地理上集中的含义意味着集群内企业拥有共同的制度、文化、社会环境，而这可以有效降低知识与经验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影响交易成本的一个主要方面；第二，地理上的集中自然意味着消除或大大减少因为空间距离产生的交易费用；第三，集群也是信息的集聚，同时，集群本身就具有网络化的特性，这既有利于信息的收集，也有利于信息的传播，于是明显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交易成本；第四，集群内企业长期合作，内部信誉体系比较完善，可以有效防止机会主义以及道德风险等，因此签订、执行契约等所需要的资源即这一类的交易费用也大大减少。产业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纯粹的市场关系，彼此之间因为长期是正式合作以及非正式交流而形成信任，部分抵消了纯粹市场关系中的机会主义和未来不确定性，减少了市场风险。产业集群通过专业化的分工、协作，在产业群内形成开放式的横向或纵向一体化的企业网或企业链，以作为对大型企业的封闭式的纵向一体化组织形式的替代。因而，产业集群既降低了市场中的交易费用，又克服了纵向一体化大企业代理成本和组织成本过高的问题。
四、克鲁格曼等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新经济地理学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前提下，用规范的数学模型分析了企业规模经济、市场外部经济、交易运输成本、工资等相互作用过程所决定的制造业的集群动态过程。马歇尔之后，产业集群理论研究在主流经济学中沉寂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有经济地理学仍然在关注产业的区域集聚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理论①为产业集聚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克鲁格曼(1991)认为:空间问题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家的真正重视是因为缺少精确模式分析报酬递增的假设，他把空间思想引入正式的经济分析，是继马歇尔之后第一位开始把区位问题和规模经济、竞争、均衡这些经济学研究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的主流经济学家，并对产业集群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克鲁格曼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简称D-S模型②）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从经济活动的内部机制来解释经济活动的集群现象，强调产业“中心”的内生性和竞争均衡的思想，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移动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克鲁格曼(1991)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一文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区域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得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场需求则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所以，中心一边缘模式的出现依赖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与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新经济地理学最重要的基石和假定是任何制造业产品都具有运输成本。这一运输成本是广义的，它包括看得见的运输网络形成的有形运输成本，也包括地方保护引起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即经济一体化的反义）。从直观上看，制造业之间有上下游联系的产业如果能集聚在一起，则能减少中间投入品的在途损耗、缩小运输成本，从而降低中间投入品的价格，因此厂商有内在的冲动集聚在一起共同分工协作，这种产业集聚效应的力量称作“价格效应”或“制造业前向联系”。另一方面，厂商具有内在冲动集聚在一起生产，形成产业集群，各专业化分工的工人也集聚在同一区域内，产品种类数增多、市场规模扩大；制造业产品从出厂到消费者手中，运输成本降低，工人的名义、实际工资均高于其他非产业集聚区，非产业集聚区的劳动力受工资的诱惑而向集聚区内迁移，这一集聚力量称为“市场规模效应”或“制造业后向联系”。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思想是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与要素流动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向心力导致两个起先完全相同的地区演变成一个核心与外围的产业集聚模式，其中的关键是保持对劳动力流动的高度弹性。模型的结构内容是，两个地区与两个部门，两地区最初是完全相同的，两个部门分别是报酬递增、产品具差异性的制造业与报酬不变、产品同质的农业部门。其中两部门使用的生产要素都是劳动力，同一地区内的农民不能向制造业部门流动，反之亦然；但制造业部门的工人却可以实现跨地区的在同一部门内流动。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群模型是基于以下事实：企业和产业一般倾向于在特定区位空间集中不同群体，不同的相关活动又倾向于集结在不同的地方，空间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与产业专业化有关。这种同时存在的空间产业集聚和区域专业化的现象，是在城市和区域经济分析中被广泛接受的报酬递增原则的基础。当企业和劳动力集聚在一起以获得更高的要素回报时，存在本地化的规模报酬递增为产业群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不过，这种递增的要素回报只在集聚发生的区位的有限的空间领域中表现出来。因为远距离的交通费用和空间通讯费用决定了这种净收益的增长是有界限性的。于是，本地化的规模报酬递增和空间距离带来交易成本之间的平衡，被用来解释现实中观察到的各种等级化的空间产业格局的发展。
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空间聚集模型假设工业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农业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在此前提假设下，区域工业生产活动的空间格局演化的最终结果将会是产业空间聚集。这从理论上证明了制造业（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并阐明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区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区形成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现实中的产业区的形成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而且产业空间集聚一旦建立起来，就倾向于自我延续下去。克鲁格曼的工作实际上为主流经济分析理论框架下研究产业空间集聚形态的多样性开辟了空间，证明了经济发展中，“区位是重要的，市场结构对产业区位格局和贸易关系的影响仍然重要，尤其是跨国生产组织中出现大量的中间产品交易和差别产品市场的不断细分，使得市场因素在地区间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市场结构的转变反映了地方专业化的趋势。”①克鲁格曼的模型为人为的产业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论依据，产业政策有可能成为地方产业集聚诞生和不断自我强化的促成因素，包括贸易壁垒也可以改变产业分布的现实格局，不过产业政策或贸易保护措施只不过是各种影响地方产业集群形成与演变的因素之一，并不能必然导致政策制定者的预期愿望，产业集群发展所依赖的不确定因素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克鲁格曼将最初的产业集聚归于一种历史的偶然，初始的优势因“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②而被放大，从而产生“锁定”（Lock-in）效应，因此不存在空间上各要素报酬趋于相等的自动均衡，集聚的产业和集聚的区位都具有“历史依赖”性。内部的和外部的规模经济，给集群内企业带来的集群外企业无法取得的收益诱使集群外企业纷纷携带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资源向集群靠拢，使得路径依赖更为强烈。由于外部经济规模的存在和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在集群形成前就进入的企业可能面临着更多的成本，产生出更多的外部性，而后来的企业往往可以免费享有这种外部性。
克鲁格曼是第一位把产业集聚与国际贸易因素紧密联系起来研究的经济学家。他指出:产品的贸易活动实际上间接地起到了生产要素贸易的作用，无论生产要素最初的分配状态如何，通过贸易活动，总会使某些产品的生产集中于某些工业区。产业集群中的外部规模经济因素在他的眼里是一种开放经济的状态，是各国产业选择和取得优势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和他的“新贸易理论”是吻合的，即各国的贸易优势来自于各国内部的地区产业分工和在此基础上所能达到的规模经济的程度。克鲁格曼将贸易理论和区位理论相结合，用模型化的方法通过严密的数学论证从深层次上揭示了产业集聚发生的机制，他第一次通过数学模型分析证明了工业集聚将导致制造业中心区的形成，弥补了马歇尔和韦伯观点的不足。
克鲁格曼的理论强调历史、偶然事件以及制度的重要性，认为集群往往是一个技术创新所导致的报递增的结果，技术创新带有偶然性，来源于产业集群区域的文化、创新精神以及提供激励机制的制度环境。技术创新为本地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借助于制度创新提供的良好的发展环境，该增长点就会凭借技术溢出、知识溢出等报酬递增优势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一个产业。图4总结了克鲁格曼关于产业集群的过程机制。
图4 产业集群的双重循环集群模式
克鲁格曼以外的其他新经济地理学者对新经济地理学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不断地拓展这一逐渐走向经济学主流的研究领域。沃纳斯伯尔(Venables,1996)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发展了跨区域贸易的产业集群理论。他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复。沃纳斯伯尔(1996)从上下游产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也会促成集聚，即通过制造业中间产品“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促成厂商的集中而形成产业集聚而生产要素流动和投入产出的联系作为经济集聚的机制，其背后首先是生产要素集聚，正是资本和劳动的集中才形成形式上的产业集聚。产业的空间集聚以相同的演化原理可以体现在不同的层次上：在一个区域内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因集聚而造成的分离导致城乡分开；一个国内制造业或服务业在某特定地域内范畴的集聚导致产业地方化；在国际范围内，某种制造业或服务业在某一个或几个国家内集聚导致国际专业化。沃纳斯伯尔(1996)凭借产业间的直接“投入—产出”联系假设建立起国际专业化模型。按照他的假设，在由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国家之间虽然不存在劳动力的流动，但是可以进行贸易。假设各个国家具有相同的禀赋和生产技术，拥有农业和制造业两个生产部门，劳动力可以在国内部门间流动。农业部门为完全竞争型，农业产出为单一投入—劳动的增凹函数。制造业部门为不完全竞争型，使用劳动和中间产品的组合作为投入，厂商之间存在直接的“投入—产出”联系，每一厂商的产出既作为提供给消费者的最终产品，又作为所有其它厂商所需要的中间投入品。制造业作为中间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使得与传统集聚有相近逻辑的国际专业化过程得以发生。藤田和莫瑞(Fujita and 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1933)①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货币外部性的作用。格斯贝茨与施姆兹勒（Gersbach & Schmutzler,1999)通过两阶段双寡头垄断模型(two-stare duopoly model)探讨了存在产业外部与内部外溢效应条件下的生产与产品创新的地理分布。他们认为，递减的联系成本支持着产业的聚集，同时也存在产品创新的多重均衡。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从拉马克主义的(lamarcism)意义上说，厂商和其他组织作为积极活动的主体，不但使它们的经济行为适应外部环境，而且它们也同时改造外部环境以适应发展的需要。不可否认，地区区位的一般因子对新产业的布局有着重大影响，但是，正是由于新产业的创造性过程将地方一般化要素转化为特定化要素，使该地区产生了比其他地区更大的产业吸引力，从而导致产业集聚自我循环累积下去。因此，新产业空间的形成不是一个主体决定过程，而是一个常常带有经济活动主体无意识影响、外部经济城镇化导致的规模收益递增过程，在竞争中获胜保持领先地位的地区并不一定是起初经济最有效率的地区。波斯玛和兰布（Boschma & Lambooy,1999)认为，偶然性事件和规模收益递增，与环境选择相比较，更有利于解释新企业的区位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新技术产业空间的形成。沃纳斯伯尔（Venables, 2001)认为，新技术改变了地理对我们的影响，但是并没有消除我们对地理的依赖性；地理仍然是国际收入不平衡的重要因素，是产业集聚的重要条件。诺曼和沃纳斯伯尔（Norman & Venables，2001)探讨了基于规模收益递增的世界经济范围内产业集群的规模和数量，研究国家产业集群政策与世界经济均衡发展关系，产业集群与世界经济福利最大化的关系后，认为在均衡发展的条件下，产业集群数量太多而规模太小。克拉夫特和沃纳斯伯尔(Crafts & Venables,2001)探讨了产业的区域集聚对经济绩效、规模和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从地理角度回顾了欧洲的衰弱和美国的兴起，以及未来亚洲的复兴，认为尽管缺乏高质量的制度是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但不能忽视地理集聚在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马丁和奥塔维诺（Martin & Ottaviano ,2001)综合了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与以罗默（Paul M.Romer,1986）和卢卡斯(Robert E.Lucas，1988)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①,建立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间自我强化的模型，证明了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由于降低了创新成本，从而刺激了经济增长。反过来，由于向心力使新企业倾向于选址于该区域，经济增长进一步推动了空间的集聚，进一步验证了著名的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循环与因果积累理论②(Circular and Cumulative Causation)”。也就是说，企业偏好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而市场的扩大与地区企业数量相关。马丁和奥塔维诺(Martin &Ottaviano,2001)认为，一旦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开始发生，那么地方技术外溢便是必要条件。其实，即使在没有技术外溢效应的条件下，仅仅依靠创新活动和中间产品投入部门的市场相互作用，经济自发力量仍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自我强化的不断持续。并且，针对初始禀赋相同的两地区来说，一旦产业集聚开始发生，那么空间稳定均衡的结果便是创新活动的完全地理集中，生产活动也基本上完全位于核心地区。藤田和克鲁格曼（Fujita,Krugman，2004)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共享模型中，劳动者被假设为同质的，这在理论上是不全面的。在劳动竞争(labour matching)模型中，劳动者被处理为异质的，这更符合现实，从而厂商在技术空间中能异化它们的技术，增加劳动资源配置的市场浓度，通过竞争外部性导致集聚经济的产生。Pons et al. (2004)用Crozet (2004) 的方法研究了西班牙产业集聚过程中的国内移民问题。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表明，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产业集聚和长期增长依运输成本而呈非线性变化，演化的轨迹表现为典型的倒U形构造，在全球化过程的中间段，产业结构表现为高度集聚，国家间的经济差异最为显著，产业结构和人均收入的不平衡发展乃是经济发展的常态。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不少学者尝试用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入产业集群的研究过程中,构建一个解释产业集群的内生演化框架。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的交叉融合日益紧密。2005年波斯玛和富林肯(Boschma & Frenken,2005)共同分析了最近几十年来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对经济地理学的影响,并比较了三者之间的异同点，最后指出演化经济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发展的新方向。那么，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集群观点也将随之不断演绎。
克鲁格曼将产业集群整体作为研究对象，未能深入到产业集群内部深入探讨影响产业集群演进机制的微观要素，也未能深入剖析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与区域创新能力及其本地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克鲁格曼比较强调大型公司的内部增长和组织间能量化的市场联系，而忽视了公司活动所产生的难以量化的非物质联系（如信息、技术联系）和非正式联系（如人际关系间基于信任的联系）。同时，克鲁格曼的新模型忽略了交易费用对产业集群的影响。如果区域内交易费用很高，即使植入新的产业或企业，也难以形成集群。他认为产业集聚空间格局的形成及锁定效应，是经济活动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相互作用的产物。另外，新经济地理学强调市场规模经济而忽视技术外溢在区域经济聚集中的作用，因此，它不能解释技术在促进产业增长、区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家知道区位、区域和场所常常代表某种经济景观中抽象的点或其他的形状，而文化、社会、制度、历史等重要因素却被排除在模型之外，很少或没有找出一个实际的区域规模，在这个区域规模上分析收敛问题，没有得出不同的空间规模是否具有不同的趋于收敛趋势的结论。新经济地理学家忽视区域在社会、文化机构及制度等方面的差异,甚至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差异也被认为是次要的。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等因素在各地经济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新经济地理学者们虽然也承认制度、文化、社会因素在产业集聚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因为很难将这些因素纳入数学模型，对它们进行“精确的”分析，新经济地理学家就不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既没有讨论是否存在用以分析趋同的合适区域层级，也没有分析确定区域趋同中各种不同趋势是否有可能出现于各种不同的空间层级。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在分析产业集群的社会文化根植性时，很难说能够比较精确地、客观地进行分析。正像克鲁格曼所说的，如何给社会、知识和文化分析一个坚实的微观基础是这个一般理论研究方向的关键步骤。
五、波特的新竞争优势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的产业集聚原理对于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得到了国际上学界、商界和政界的空前重视。用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一词对集群现象的分析，首先出现于迈克·波特（ M.E.Porter）1990年《国家竞争优势》一书。这正是产业集群这个概念走红的源头。为了验证区域竞争力对企业竞争力的作用，波特通过对十几个工业化国家的考察发现，产业集群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所有发达经济体中都明显存在着各种产业集群。波特从组织变革、价值链、经济效率和柔性方面所创造的竞争优势角度重新审视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和价值。波特的产业集群研究是结合其对国家竞争优势研究而展开的。他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通过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产业集群竞争特点对国家竞争优势作了具体的比较分析，他认为，国家只是企业的外在环境，政府的目标是为国内企业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因而，评价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是该国能否有效地形成竞争性环境和创新。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波特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的 “钻石模型”①。“钻石模型”的构架主要由四个基本的因素（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结构与竞争）和两个附加要素（机遇和政府）组成（见图5）。在竞争优势理论中，波特强调各个要素发挥作用时，是一个动态系统性机制的变化。国内竞争压力和地理集中使得整个 “钻石”构架成为一个系统。波特强调，“钻石模型”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只有在每一个要素都积极参与的条件下，才能创造出企业发展的环境，进而促进企业投资和创新，因此，地理集中是必要条件。地理集中造成的竞争压力可以提高国内其他竞争者的创新能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地理集中而形成的产业集群将使四个基本要素整合成一个整体，从而更容易相互作用和协调提高，形成产业国家竞争优势。波特强调，“钻石模型”的基本目的就是“推动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趋向集群式分布，呈现由客户到供应商的垂直关系，或由市场、技术到营销网络的水平关联” 。按照“钻石模型”的描述，产业集群需要三个层次的企业和相关组织（如图6所示）：一是垂直角度的供应商、分包商、咨询机构等:二是水平角度的拥有相似技术、劳动力市场或企业战略的竞争(或合作)者，三是提供知识与技能、制度供给的专有性的准公共服务部门，如大学、国家实验室、政策制定者等。
图5 完整的钻石体系图
图6 产业集群的结构
波特在其竞争优势理论中指出，国家竞争优势的获得，关键在于产业的竞争，而产业的发展往往是在国内几个区域内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无论是对一国或某一地区的产业集群的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国家竞争优势都是以产业集群的面貌出现，它是产业发达国家的核心特征。1998年波特又发表了《集群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系统地提出了新竞争经济学的产业集群理论，把产业集群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峰。波特解释了产业集群的含义：“集群是特定产业中互有联系的公司或机构聚集在特定地理位置的一种现象。集群包括一连串上、中、下游产业以及其他企业或机构，这些产业、企业或是机构对于竞争都很重要，它们包括了零件、设备、服务等特殊原料晶的供应商以及特殊基础建设的提供者。集群通常会向下延伸到下游的通路和顾客上，也会延伸到互补性产品的制造商以及和本产业有关的技能、科技、或是共同原料等方面的公司上。最后，集群还包括了政府和其他机构——像大学、制定标准的机构、职业训练中心以及贸易组织等——以提供专业的训练、教育、资讯、研究以及技术支援”①。波特认为，集群通常发生在特定的地理区域，产业的地理集中的发生，原因是地理因素，集群由地理接近，可以使生产率和创新利益提高，交易费用降低。一个国家在国际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其企业在地理上呈现集中的趋势，通常聚集在某些城市或某些地区。波特认为，集群的规模，可以从单一城市、一个州、一个国家，甚至到一些邻国联结成网络，集群所具有的不同形式，要视其纵深程度和复杂性而定。
波特认为，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科学文献虽然早就认识到企业集聚现象的存在，但对产业集群的认知范围还比较窄，并没有把这种现象和国际竞争力的成长联系起来。在产业集群内，企业的合作与适度竞争是该集群内单个企业与整个产业集群保持活力与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波特认为，形成产业集群的区域往往从三个方面影响竞争和竞争优势：首先是提高该区域成员企业或产业的（静态）生产率，具体表现为：集群增强了对专业化投入品的需求和供给；空间的临近性、供给技术联系和人际关系使市场、技术和其他专业化知识（外显性和内隐性知识）在集群更好地传播和积累；集群可以促进产品互补和联合营销，并能使更多的投入品成为公共品；同时集群会给面临相同大环境的竞争者带来强大的激励效应。其次是指明创新方向和提高创新速率。产业集群能够提高集群内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并使之成为创新中心。集群不仅使创新的机会更为可视化, 同时近距离的观察模仿，使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的管理方式得到迅速扩散，增强了企业快速反应的能力和灵活性。集群有利于判定创新需求，降低参与者在获取信息上的花费，更能灵活地将创新机会转化为运营和战略优势，从而导致未来生产率的增长。第三是促进新企业的建立，从而扩大和加强集群本身，集群提供了更丰富的资产、技术、投入和员工配置，从而能够降低新企业进入（和推出）的门槛，其流动的结果往往是适者（最具竞争优势的企业）生存。波特认为，产业集群与竞争的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产业集群内的企业通过在群内的生产力对群外企业施加影响；其二，集群内的企业通过采取低成本地进行技术创新为将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三，集群的环境有利于新企业的产生和集群规模及影响的扩大。因此，产业集群能够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在波特眼里，竞争是打开集群优势的金钥匙。集群的形成是竞争的结果,竞争是产业集群形成的主要原因。波特认为企业间的合作竞争促进了创新和发展，产业集群被看成是充满合作竞争的灵魂。产业集群在竞争日趋复杂、知识导向和动态的经济体中，其角色也愈来愈重要。产业集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的成长会催发相关产业的产生，从而形成前后向产业互相增强的生产系统。而竞争则推动着系统中互相竞争的企业创新和改进工艺，并引导新的交易、研发、服务的产生。波特的竞争要素模型很好地说明了竞争在集群中的作用机制（如图7所示）。
图7 波特的竞争要素模型
波特所有关于集群的竞争力都是基于企业的，经营环境优势最终落实到企业的竞争力。无论是钻石模型还是竞争力要素模型，我们都明显地感受到波特总是力图描述一个有利于形成个别企业竞争力的外部环境。不同于经济学总是用单纯的竞争来解释经济现象，波特更愿意使用“竞争+合作”的概念。在一个集群中，相同的企业在竞争，不同的企业在合作，所有有竞争力的个体加在一起就会是一个有竞争力的集群，这是波特关于产业集群竞争优势来源的理论的主要特点。当然，波特竞争优势理论在一些方面也受到批评，如有的学者认为，竞争优势理论过分强调国家和区域政府在产业国际竞争中的作用，并把复杂的经济活动因素简单地构造成四个基本的要素，而且忽视了跨国的贸易活动对 “钻石模型”的影响。波特本人对产业集群边界的准确定位存在疑问，认为集群的边界很少符合标准的产业分类体系，这就导致无法掌握竞争中以及跨行业联系中许多重要的参与者。尽管如此，无论如何，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特别是竞争优势理论强调竞争是动态的和不断变化的；国家竞争优势的产生，依赖于国内的竞争环境等问题。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以及对产业集群的论述为很多国家或地区政府规划设计本国本地产业集群的主要理论依据。
六、小结
上述产业集群竞争理论关注的现象角度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导致结论的不同侧重与特色，对理解产业集群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这些理论各自都有其局限性，单一依靠某一理论，均不能对产业集群问题作出完整、科学的解释。不过，以上理论为我们揭示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提供了理论基础。
产业集聚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引人注目的经济发展现象。产业集群是一种国际化的产业布局形式，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市场需要，能够融入全球供应链之中，承担经济全球化的产业分工任务，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需要发展中国家高度重视。竞争优势理论非常强调产业集群对于企业和产业创造竞争优势的重要性。产业集群所形成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高度专业化分工、降低交易费用等，能够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和强化集群区域的竞争优势。产业集群竞争力是指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中，整个产业集群的表现或地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通过集群内企业间的合作与竞争以及群体协同效应，可以获得诸多经济效率方面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通过支撑机构和企业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区域创新系统，提升整个集群的创新和竞争能力。产业集群竞争力并不同于群内企业竞争力的简单加总，群内企业竞争力的形成是因为利用集群的优势而加强。产业集群竞争力也不同于区域产业竞争力，虽然两者都有涉及内部企业的相互关系及相关产业和辅助产业的状况，但是产业集群是一个联系更为紧密的，类似生物有机体的动力系统。随着人们对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产业集群竞争力理论也不断趋于完善，并不断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发展提供新的政策和管制思路。产业集群竞争力理论随着产业集群的不断发展而相应地演变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竞争优势理论非常强调产业集群对于企业和产业创造竞争优势的重要性。但必须指出的是，在违背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下，一个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产业集群是很难出现的。相反，在那些符合经济比较优势的产业获利的可能性高，投资的企业会很多，分工也就可以比较细，新的相关或者支持性企业将不断出现，产业集群的出现也就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企业和产业的竞争优势才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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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吴德进：《产业集群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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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东北老工业基地技术创新体系实现模式研究》（项目号：2005DGQ4D148）、国家社科基金《集群视角下的创新网络与区域国际竞争力研究》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行为生态学的企业技术创新集群行为研究》的一部分阶段性成果。
①转引自刘斌：《产业集聚竞争力优势的经济分析》[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第43页。
②转引徐康宁：《产业聚集形成的原因和影响的研究》[D]，中国知网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3年第23页。
①Weber，A. The theory of the lovation of Industries，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29:50-92.
①Weber，A. The theory of the lovation of Industries，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29:50-92.
②转引自黄健康：《产业集群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30页。
①Coase，R, 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a vol. 4，1937:P368-405.
①资料来源：吴德进：《产业集群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89-90页。
①经济学中的“新经济地理学”，源于20世纪80年代对“新国际贸易理论”和“竞争优势经济学”的研究。这种“新经济地理学”吸收了城市经济学、区域科学和经济区位论等有关空间经济的传统思想，结合产业组织理论有关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模型的最新进展，试图构建“空间经济”的理论体系。它比较注重国际经济学与地理区位及运输费用（贸易壁垒）的关联，强调规范的模型分析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复杂的空间经济模型，以模拟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的相互作用，寻求产业集聚持续发展和多重均衡实现及被打破的条件，强调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历史和偶然事件、路径依赖等在产业集聚和区域发展中的作用。
②D-S模型的基本思路是消费者对多样化消费的偏好意味着消费品种类越多越好，效用水平越高；由于存在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厂商应该尽可能把一种产品的规模做大，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把一种产品规模做大，意味着消费品种类减少，或者说增加消费品种类，意味着产品生产规模的缩小，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就存在两难冲突；如何解决这种两难冲突，办法是使人口规模和（或）资源增加，而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正具有这种功效。这一模型讲述了一个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冲突的故事，他们发现即使两国的禀赋条件相同，也没有李嘉图的技术比较优势，但如果存在规模经济，则两国也可以选择生产不同的专业，开展分工和国际贸易。
①Krugman P: Geography and Trade. Cambridge[M], MA: MIT Prcs,1991.
②路径依赖最先是生物学家用来描述生物演进路径的。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诺斯(North)用路径依赖来描述过去的机制对现在和将来的巨大影响力。路径依赖是指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Postive Feedback System)的体系,一旦在外部性偶然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采纳,便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被其它潜在的甚至更优的路径所取代。
①克里斯塔勒于1933年出版了《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区》(Central places in Southern Germany)一书，系统地阐明了中心地区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克里斯塔勒揭示了城市中心居民点的等级与空间联系，指出不同等级中心地的影响范围大小不一。中心地为周围地区提供的货物越多，服务的范围越广，则所要求的门槛人口就越多，中心地的等级就越高；反之，若中心地对周围地区提供的货物少，服务范围小，则所要求的门槛人口就少，中心地的等级就越低。于是，按照这一规律即可确定不同的城市等级，并形成合理的城市等级体系。克里斯塔勒首先假设：研究的区域为匀质区域；资源、人口和购买力是均匀分布的；在各个方向上的交通运输条件都是同样方便。然后提出了中心地和城市等级形成的三种可能条件及配置方式：市场最优原则、交通最优原则和行政最优原则，从而揭示了大、中、小城市体系合理存在的内在机理。
①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以20世纪40年代初由哈罗德（Roy F.Harrod,1939）和多马（Evsey D.Domar,1946）分别创立的被后人称为哈罗德－多马的模型为起点开始的，该模型是资本决定论的代表和核心。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索洛（Robert M.Sollow,1957）提出的含技术进步因素经济增长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占据了经济增长理论的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保罗·罗默(Paul M.Romer,1986)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1988)分别提出的内生技术进步为特征的知识积累模型和两部门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内生模型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的主流。
②1957年，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出版的《富国与穷国》一书，吸收了其老师维克塞尔的“积累理论”和卡塞尔的“社会过程理论”，提出了循环与因果积累理论，以解释不发达国家因收入低下而导致的愈来愈贫穷的困境。他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相互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并呈现出一种“循环积累”的发展态势：一个因素发生变化（起始的变化）会引起另一个因素发生相应变化，产生“第二级变化”强化原先的因素，导致经济发展过程沿原来因素的发展方向发展。这种发展关系不是均衡的、守恒的，而是一种“累积性的循环”。
①波特的竞争优势“钻石模型”强调相关的支持产业的重要性，在提出横向和纵向这两类基本的产业集群后，引发了人们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兴趣。很多学者从产业联系的角度考虑，认可纵、横向集群的概念，但提出不应有唯一正确的产业集群定义。如何定义集群，需要理解其中的关键要素，包括经济活动在地理和空间上的集聚，产业部门横向和纵向的联系，采用哪些共同的技术，大企业、大研究中心等核心主体的作用，企业网络或企业合作在集群中的紧密程度。
①Porter.M.E: Clusters and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