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访世界银行高级专家张春霖
记者 钟加勇
“坐失”与“流失”
《商务周刊》：中国时下关于改革的争论还在进行，我们希望跳出争论本身，从俄罗斯转轨的经验教训出发，谈谈其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借鉴作用。前不久您在翻译了《世纪大拍卖》这本书后也提出要“从邻居的不幸中学习”，让我们印象深刻。对于改革与转轨27年来的中国，现在又开始反思向左还是向右，向好的市场经济还是坏的市场经济，邻居的不幸有什么样的警醒作用？
张春霖：我在翻译完《世纪大拍卖》之后，写了一个翻译后记。那是在2004年春，当时我最大的感受是，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发生的很多问题，跟我们国有企业改制中发生的问题非常类似，所以实际上我写那个文章是想提醒大家，不要盲目自大，不要觉得人家俄罗斯一塌糊涂，我们一切都很好。
《商务周刊》：国内这场关于改革的大争论，源于郎咸平教授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论述和案例的剖析，他认为国有企业通过管理层收购（MBO）加速了国有资产的流失，这非常不公平，实际是被雇佣的经理人在没有信托责任约束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窃取了主人的资产；进而通过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效率比较，他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率可能比民营企业效率更高，因此，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方式应当予以修正。您过去10多年一直致力于国有企业转制的调查和研究，您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吗？应该怎么正确认识国企私有化的问题？
张春霖：我赞成引入信托责任，我们以前写的报告也都强调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当中要引入信托责任。全面引进信托责任这个概念，可以成为强化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公司治理的一个手段。至于说国有企业能不能搞得比私营企业还好，在经济学理论中有一个有名的“标杆（benchmark）”，是斯蒂格里茨和萨平顿两位经济学家1987年的一篇论文提出的观点，叫做“所有制无关”。他们的基本意思是说，如果能满足两个条件，所有制就无关紧要，私人企业可以做的事情国有企业都可以做，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可以搞得和私人企业一样好。哪两个条件呢？第一叫做“国家是仁慈的”，第二叫“合同是完全的”。
什么叫“国家是仁慈的”？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国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没有什么部门利益，没有什么地方利益，更没有什么私人利益，国家的每个部门、每个官员都是百分百地忠诚于人民利益。什么叫“合同是完全的”？就是每一层的委托代理关系，都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老百姓可以百分百地监督政府，政府也可以百分之百地监督国有企业管理层。如果可以做到这两个，那国有企业跟私营企业就没什么差别了。当然，你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这都是非常极端的假定。这样的假定目的是为进一步的分析建立框架或“标杆”，现实当中这样的条件当然是不可能完全满足的。即使私人公司，只要存在所有权和控制的分离、存在严重的公司治理挑战，这样的条件也是不能完全满足的。但这个标杆可以大致说明，国有企业要搞得和私营企业一样好，难在什么地方。
从我们自己的经验来看，从1978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试图在国家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搞好搞活”国有企业，用了多少五花八门的办法？能想得出来的办法几乎都用上了，全世界国有企业改革的办法到中国来都能找到版本。最后到1990年代大家终于认识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把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搞好搞活”，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因此才有了后来十五大确定的“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这样的思路。尽管这个思路在这场争论中遭到质疑和批判，有人甚至轻蔑地将之贬低为“拍脑袋”拍出来的，但我仍然认为它是正确的。当然，一部分国有企业可以经营得非常好，今天很多行业的排头兵都还是大型国企；另一方面，私人企业也有亏损破产的。我并不怀疑一些国有企业可以经营得比一些私人企业好，也不主张国家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退出。
但也要看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家从一些企业的退出既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不是说你不改制就永远不会退出。比如说一个国有企业，假设原来有100万资产，其中80万的债务，20万的所有者权益，那20万就是我们说的国有资产了。然后它连续亏损到现在，资产只剩下60万了，光欠人家的债务就有80万，这个企业国有资产已经等于负数了。你看统计表格上写着它还是国有企业，没人把它私有化，但国家在这里面已经没有权益了。这些企业叫“空壳企业”。1995年清产核资的时候，30多万家国有企业有37%（按个数）的比例是这样的企业。10年前，地方政府对国企的一般估计是，1/3是优秀的，1/3挣扎在盈亏点上，1/3是“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当时搞兼并破产试点的时候，一些地区摸底调查，整个城市国有企业加起来是资不抵债的，而且还是按账面资产算的。到现在，仍然有相当大量的国有企业处于资不抵债的状况。当一个国有企业资不抵债的时候，你可以不去动它的所有制，一百年都把它写在“国有企业”那个栏目里边，但是你得承认国有资产已经没有了。而且，如果你不给它输血，它不能按时清偿到期债务，它就会被起诉破产，一破产就是“资产变现、关门走人”。有没有搞私有化？没有。国家退出了吗？退出了，是被动的退出。不用私有化了，因为国有资产已经等于零，没有什么可“化”的了。这就是所谓的“坐失”，你要卖企业可能发生流失，你不卖企业也可能发生坐失，坐失同样可以让国家从企业退出。
当然，坐失和流失比起来不那么耸人听闻。这主要是因为流失多数是一种资产转移，国家利益损失多少，少数个人就差不多能得到多少，这少数人于是很快就暴富了。这样就很容易激起公愤。坐失经常不是这样，在很多情况下，坐失的特点是国家利益的损失远远大于少数个人从中捞到的好处。大出来的部分哪里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消失了，被浪费掉了。比如一些项目，几十个亿投下去，没开工生产就知道要赔本了，生产越多赔本越大，这样的项目多得不得了。这几十亿落到哪个个人手里了吗？可能都没有。你要去看还能找得到，就是在荒地上盖起来的一片半拉子建筑，一堆任凭风吹日晒已经生锈的机器设备。当然有的时候也有少数个人得到了好处，但那也只是几十亿当中的很小一个比例。几十亿的国家财产基本上打水漂了，没有让谁暴富起来。所以，坐失和流失相比，更容易使人放松警惕。
政府改革更为关键
《商务周刊》：过去国有资产转让的方式非常粗放，虽然媒体报道过很多国企MBO的案例，但直到现在相应的机制都还没有建立。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城市就可以限定期限要把整个城市的国有企业都卖光，而这当中出现的问题是谁的责任？下一步应该建立哪些相应的机制？
张春霖：如果从制度建设角度来说，经济学家们其实很早就在研究。比如说1995年吴敬琏老师和我写文章谈国有企业改制，就提出过三条建议：第一，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后来成立的国资委就是这样的机构。有个机构负责，最后国有资产流失了，打板子也知道打到谁的身上；第二，就是要有一个底价，要有一个第三方参与来确定的底价；第三，就是要最大限度的引入竞争，凡是有条件的地方都要在市场上公开出售股权。
我们不能说什么机制都没有建立，只能说建立得很缓慢。比如成立国资委，2003年前没有国资委，但在这之前也在卖国企。谁在卖？有时候市长自己卖，有时候工业局就卖了，最早的时候甚至还有企业自己卖自己的。所以第一条建立国资委是很大进步。第二条资产评估是一直很重视的，多年来很多人在国有企业转制中害怕犯错误，那么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资产评估，因为第三方评估过了，你很难说他流失。但问题是资产评估在有些地方经常被操纵，走过场，再有资产评估的方法也有问题，我们的资产评估多数情况下都是历史成本法，而合适的方法应该用“收入折现法”，就是把未来收入流折成现在的收入，但是现在这个方法用的不是非常普遍，因为它技术要求很高。第三条，就是竞争，这是进展最缓慢的一个领域。其实这个东西用不着讲多少理论，你大街上找一个老大爷问问，谁都明白这个道理：信息要公开，三公原则，尤其是不能自卖自买。但是这么多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就是到现在也不能说解决得非常好。现在很多自卖自买都绕着圈去搞了——当然我也只是听说——有很多曲线“MBO”的做法。产权交易也是这样，国资委现在规定所有国资转让都要进产权交易所，但我记得有一次一个产权交易所的老总说：“人家都是身怀六甲了，到我们这儿来领个结婚证。”也就是说人家私下里都谈好了，有的其实还是自卖自买。
《商务周刊》：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如果政府改革这个瓶颈不解决的话，其他竞争、评估等等一系列的市场机制都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甚至是瘫痪的？
张春霖：国有资产是政府代表全国人民在管，卖的时候也是政府代表全国人民在卖，所以，整个问题的症结是政府能不能在卖的时候非常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流失不是因为卖才发生的，问题的根源在卖之前已经存在了，就是政府管理国有资产的能力、机制等等很多方面存在缺陷，一卖的时候这些缺陷就表现出来了，就变成了流失。
从俄罗斯的不幸中窥探未来
《商务周刊》：在您看来，俄罗斯当年转轨的时候政府改革跟上了吗？整个俄罗斯的私有化革命其实是一场闹哄哄的“世纪大拍卖”，它除了财富转移过程中无规则下的攫财秘密和迅速暴富比中国更加激烈和富有戏剧性之外，您觉得哪些地方跟中国有根本性的差别或者有惊人的相似？
张春霖：俄罗斯跟我们有很多不同。比如转轨之前，它的国有企业雇佣了整个劳动力队伍的90％，民营经济在整个GDP中只占5%，基本没有；而我们的国有企业在最高峰的时候其雇员人数也只有7500万人，现在只有3000多万人，占整个劳动力队伍不到4%，这是个很大的差别。俄罗斯当时真正是国有企业一统天下，所以它没有回旋的余地；而中国工业化比俄罗斯落后得多，我们可以有乡镇企业，有私营企业。这就好像你们家只有一处大房子，要翻修一下，就只好一边拆一边还得住在里边，而我们家有一个小房子还有一个草棚子，我就可以先住在草棚子里来翻修房子。这边国有企业在翻修，那边非国有企业在迅速增长，所以即使国有企业真出了问题，整个经济也不会塌下来。相比之下，俄罗斯没有这个选择，它国有企业没有改好，整个经济就掉下来了。
再有一个大的差别就是，当时的苏联共产党拒绝改革，也没有能力来领导改革，而中国的改革是由共产党来发动和领导的，这样就在政治体制上、在整个社会架构上保持了一个连续性。俄罗斯的改革是在整个政治体制解体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俄罗斯政府在出售国有资产的时候，它的政治地位、谈判能力都要比中国政府弱得多。叶利钦当时在政治上是摇摇欲坠的。在冲突非常激烈的过程当中，叶利钦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俄罗斯杜马里势力非常大的一个集团是国有企业的现任厂长经理。叶利钦要想在政治上立住脚，必须要得到这个集团的支持。所以俄罗斯的私有化方案，不管怎么做，要通过就必须得到这个集团的认可，这是当时叶利钦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制约。中国不同，中国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都是“党管干部”，谁也不敢说你这个国有企业一定要卖给我，要不我就不给你干了，他们没有这么强的谈判能力。
当然也有类似的地方，比如中国经过1980年代的放权让利以后，国有企业所谓“内部人控制“的情况也非常严重，后来自卖自买多数也都是国有企业厂长经理自卖自买，包括MBO。他们的谈判能力也非常强，但是没有强到俄罗斯那种地步。俄罗斯的这个集团在杜马里是拿着投票权的，你的改革方案他们不高兴就根本通不过。最后俄罗斯的私有化设计出来三种方案，这三种方案都很巧妙，都有希望在杜马里得到通过。三种方案的要害都是把大部分国有企业的分红权分给企业的管理层和职工，只不过代价不一样，比重不一样，而且三个方案都是让企业自己去挑。结果70%的企业最后挑的是第二种方案，就是企业的厂长经理加职工可以拿到51%的控制权，但是要溢价70%来买这些股权。第一种和第三种方案的特点就是，基本上他们花钱不是很多，但是没有控制权，第三种就是有控制权，但是你要按账面价值的170%来买。最后绝大部分企业都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就是我宁愿出钱，我也要控制。所以最后俄罗斯私有化实际上就是“化”给了内部人。在这过程当中不公平的现象就多了，尤其是那些厂长经理们，虽然说是把股份分给工人了，但是他们有很多办法把工人的股份拿过来，比如他故意不给你发工资，你最后没钱只好把你的股票卖掉。我的一位当时驻在莫斯科工作的朋友后来讲故事说，其实用不着那么复杂，就是下班的时候，弄几个彪形大汉，拿着木棒站在工厂大门口，然后门口贴一个厂长办公室的公告说，考虑到大家今天分的股份带回家不安全，建议大家放在厂长办公室替你保管。工人一看这架势就明白了，就都放过去了，就这么简单。当时俄罗斯的社会状况跟我们“文化大革命”类似，就是无法无天，所以那时候你也谈不上多少制度建设。
《商务周刊》：这20多年来，经济学界对俄罗斯转轨的评价基本都是“不行”，但对“中国模式”评价还挺高，应该怎么来认识中国现今的处境及其未来要走的前人没走过的道路？
张春霖：“华盛顿共识”在俄罗斯和东欧转轨中失败了，这应该是毫无问题的，是共识。但中国模式是不是就行？只能说到现在为止是行的，将来行不行意见有分歧。有的人认为不可持续，最典型的就是那本有名的《中国的崩溃》，这本书认为中国到现在一切都好，但过几年就崩溃了。我自己也认识一些这样的人，10年来一直就在那里等着中国崩溃。
到目前为止中国是成功的，这应该是多数人的共识。国际上绝大多数人还是承认中国的改革不仅经济增长是成功的，而且减少贫困也是成功的。中国减贫的成功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我经常引用这样一个数字，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们统计出来的数字，就是大概从1981-2001年这20年间，全世界的贫困人口减少了3.6亿，而中国减少了4.2亿。为什么全世界的数比中国还少呢？因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这20年贫困人口是增加的。印度大概只减少了几千万，所以，这20年全世界贫困人口减少主要的贡献来自中国。中国减少的贫困人口的总数相当于现在非洲和拉美贫困人口加起来的数字。
中国经验并没有颠覆主流经济学
《商务周刊》：正因为中国与俄罗斯相比改革更加成功，因此有经济学家认为要重新认识主流经济学。比如林毅夫最近常在一些会上认为，要对主流经济学暗含的假设条件进行重新思考。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点？
张春霖：我也注意到了媒体对林毅夫教授观点的报道。现在有相当部分人认为，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中国的成功。比如双轨制这样的概念在经济学上就没法解释，一个东西怎么可能有两个价格呢？但中国就搞了，而且成为很重要的一个成功的机制创新；乡镇企业产权是不清晰的，但乡镇企业是19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力量。所以由这些反过来看，传统的经济学需要反思，有可能它有些地方错了，有可能中国走出了一条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道路。
确实有这样的观点，但我不赞同这样的观点。我觉得中国没有那么神奇，还在地球引力的控制之下，没有飞出去，只不过看你怎么去解释它。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一种分析的工具，并不是一个药方的集成，不像翻开医书就知道感冒了要喝麻黄桂枝汤，然后麻黄几钱、桂枝几钱都给你开好了。其实你去问问医生，他也不是这么干的，他也是把医书装在脑子里，然后根据你的病情来开药。如果说翻翻医书就可以解决问题，那大家都成为医生了。经济学也是一样。
所以，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有一个怎么运用于实际的问题。举例来说，私人产权在企业这个层次上，它就是对一个企业的私人所有权，其要害在两件事情，一个叫剩余索取权，一个叫剩余控制权，也就是分红权和控制权。用这个概念来看一下我们1980年代的放权让利，大家都承认国家所有制没有改变，但从经济学上来讲，它其实已经是产权改革。放权就是把所有者应该掌握的一部分控制权下放给企业的厂长，让厂长和国家分享控制权；让利就是让厂长、职工和国家分享分红权，国家赚了钱以后不是都给国家，大家都分一点。所以为什么国有企业在所有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就有非常强烈的利润动机了？包括现在有的国有企业，即便还是百分百的国有企业，它也拼命想赚钱，这种利润动机从何而来？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是不想赚钱的，因为首先赚了钱不是我的；其次，我想赚钱也赚不了，我看到市场上缺这种东西但国家计划没批，我没有原材料，没有煤，没有电，我招个技术工人都招不进来，没有这个决策权。改革开放以后，即便是所有权没变，国有企业也有利润动机了。为什么？因为控制权和分红权下放下去了，就是经济学上说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给到他们手里了，所以你就看着它有点像私人企业了，它也想赚钱了，这就是经济学原理。实际上看你怎么去解释。你可以说中国的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它也有利润动机，所以经济学在这个地方失效了。但你如果抓住了经济学核心的精神去看，它为什么想赚钱？就是因为它得到了一部分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而正是因为它得到的只是一部分，它并不是企业的真正所有者，并没有自己的资本投入到这个企业，所以它的利润动机非常强烈，但仍然是负盈不负亏。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国有企业就有强烈的投资冲动，强烈的贷款冲动，强烈的上项目冲动，因为贷款上项目赚了钱大家都有份，赔了大家都没事。你看，经济学不是仍然可以解释这些现象吗？
所以我的看法，这些现象用经济学的道理都是可以解释的，没有奇迹到不能解释的地步。我不认同好像说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都被中国的经验所颠覆了似的。我比较赞赏斯蒂格里茨、科尔奈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当然了，你要说解释中国的每一个事情，那也有很多困难，需要很多的研究工作，需要去理解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和经济学原理之间有什么联系，而不是说拿来就可以套用。但我想这个事情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这样，就是拿西方主流经济学去解释法国和美国为什么不一样，那也要费很多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