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从现实而不是从理论上讲，从实然而不是从应然的角度看，2004年秋季以来，真正影响和改变中国改革进程的公众知识份子，主要是下面这样一些人。如果再从他们的言论实际产生的影响与效果来看，还可以这样来排定座次：
一、郎咸平
郎咸平以他一篇文章，引发了中国改革的大讨论或者说大反思。随后，他还以自己一系列的参与行为强化着这一影响。由于所论问题的重要性，切入时机的关键性，从知名企业个案入手的敏感性，明确的价值倾向与道德诉求，加上来自资本主义地区的资产阶级教授对中国“资本主义化”的抗议所显示出的特殊意义，犀利而煽情的言辞，这一切都使郎咸平的言说具有相当大的感召力，受到众多网民和对现状持异议忧虑态度的知识份子，乃至一部分政府官员的热烈欢迎。
由于早在2001年，当德隆系在中国资本市场风头正盛、不断创造神话之时，郎咸平通过研究德隆的公开资料得出结论说：“德隆的资金链迟早要出问题”，并警告股民投在德隆里的钱是拿不回来的。3年过去，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德隆果然应声倒地，事实印证了他的观点；这一回，他矛头直指资本市场呼风唤雨的格林柯尔公司，当该公司董事长顾雏军扬言与其对簿公堂之际，却因为郎咸平指出的相关问题琅当入狱。事实胜于雄辩，预言的兑现增加了郎咸平言论的可信度。重要的是，郎咸平发问之后，没有人针对他提出的主要问题“MBO改制变成国有资产瓜分”，发表份量相称的辩驳文章。而国企改制的实践，又确实存在着公平缺失、政策执行走样等诸多问题，网上舆论因而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
随着国资委暂停大中型企业MBO改制的通知发出，郎咸平就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取得了胜利，成功的影响了中国改革的进程和改革反思的思想观念走向。
二、刘国光
作为市场经济改革最积极的倡导者、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刘国光先生的身份和在理论界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的一言一行在思想理论界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在郎咸平发问11个月之后的2005年7月，在改革反思向着改革中存在的问题、造成的弊端发起进攻之时，刘国光先生发表了《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的讲话。讲话对西方经济学观念在大学中日益占据统治地位，对于信奉西方经济学观念的学者教授愈来愈多的掌握了教学和相关科研部门的领导权，对于私有化观念和新自由主义观念在社会上日益盛行的现状，表示了深切的担忧与强烈的不满。并提出了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的相关建议。
这个讲话是对改革中存在问题的原因，以及如何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的哲学思考。从传统哲学的观点看，刘国光先生的担心不无道理。在这之前，已经有观点认为，当前思想文化领域左的东西不再是主要问题，右的东西开始抬头，应该采取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的方针；应当强化意识形态管理，苏联亡党的经验教训不能忘记。因而这一讲话的发表，带给人们思想和观念上以巨大的冲击。不仅加深了一些同志早就存在的对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可能发生问题的担忧，使各级领导尤其是思想文化部门的领导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与危险性。也使主流经济学家尤其是海归派知识分子看到传统意识形态与现代经济学观念交锋之时，后者在道义和理论依据上所处的劣势地位。更重要的是，这篇讲话使所有的人都清楚的意识到：传统的政治经济观念与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实践之间，距离有多大。我们坚定不移信奉的观念与现实生活和改革本质之间，矛盾有多么尖锐。
应该看到，刘国光先生的这篇讲话，实际是对郎咸平发问之后中国社会思想舆论形势的一次总结性发言，只不过这个总结用了人们熟悉的意识形态化的手段和思维方法而已。只是这一回，与郎咸平观念的巨大现实作用不同，刘先生的讲话除了在人们思想上造成强烈的震撼之外，对于现实事物则很少影响。以至于刘老自己也认为讲话落实不够，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
三、巩献田
如果说刘老讲话产生了唯一的现实成果，那就是贡献田上书事件的发生。作为对中国改革进程发生了重要影响的人，巩献田在影响改革进程的排名中居于第三位。
由于掌握了意识形态这一最坚不可摧的武器，巩氏只是拿意识形态这个照妖镜扫视了一下《物权法》草案，发现它的基本思想和原则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不符，与苏联民法典的表述不一致。随即将这一问题上升到政治立场的高度，发出了“为保持我国的社会稳定和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请首先讨论宪法根本原则问题、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问题”。
“我认为《草案》：1、背离苏俄民法典的社会主义传统和概念，迎合资本主义民法原则和概念，有人在“奴隶般地抄袭资产阶级民法”，“照抄陈旧的资产阶级民法概念”；2、背离我国革命根据地和建国后的人民民主法制的优良传统，迎合资产阶级的旧法传统，它同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没有什么根本和原则区别；3、背离1986年《民法通则》的社会主义原则，迎合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
“这是一部背离社会主义原则，开历史倒车的《物权法》”。
“立即停止出售或转让国有财产，国有财产是万万不能随意出售和进入市场的！任何国家权力机关也无权随意出售社会主义的国家财产！这是共同共有财产，它属于全国每个公民的！”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讲平等保护，那么就是乞丐要饭的棍子和碗与少数人的机器、汽车等都平等保护！就是普通居民的住房，甚至危旧房同那些发了横财而修建的高级别墅一样保护！”
仅仅一个人义正词严的怒吼，在当时那样的社会舆论环境下，就足以令人们手足无措。以至于这封网上上书，成了最有效的影响现实的颇具典型性的文件。它不仅使物权法的审议进程暂停了，也使人们突然觉得，有必要审视一下我们埋头从事的具体事务是不是存在政治原则上的问题，是不是应该抬头看看路啦（即巩献田所谓“不要把讨论引向枝节和细节问题，而忘记关乎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原则问题”）。
事实上，这一事件在有力的影响了中国法制建设进程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认识和思考问题的方法论观念。
四、时评家
居于影响中国改革进程第四位的是时评家。新时期时评热是一大亮点，由于紧跟热点、关注民生、议论时政，时评成了继成功丛书之后大众阅读的主要内容。随着时评热的升温，时评的社会影响也日渐增强。这几年，在针贬时弊、反映民声、狙击落后观念，倡导民主理性自由权利意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等等方面，时评家们发挥了任何写作群体所起不到的作用。
受民众意愿改变和情绪起伏的影响，时评家在郎咸平发问之后，也将主要的关注点放到了改革反思问题上。矛头直指伪改革和改革中出现的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现象，批评一些理论家的荒诞言论。以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表扬和针贬自己认为正确或者错误的东西。由于所论问题贴近实际，加上文章通俗易懂，读者面广，时评家的一举一动，便成了一段时间以来影响民情、改变舆论走向的主导性力量。
五、皇甫平高尚全
居于第五位的是皇甫平、高尚全为代表的几位先生。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和在中国改革过程中曾经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春节前后那样一个改革声音微弱，大家都在等着有什么人出来说话的特殊环境下，高尚全同志发出了“不能因为社会不公而否定改革”（2005年9月15日），“按照五中全会要求取得改革共识”（2005年12月18日）这样的声音。与此同时，皇甫平写下了他的《改革不可动摇》的宏文，文章的开头这样写到：“改革中面临的新问题，只能用进一步改革来解决，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面临着国内矛盾凸显期与国外摩擦多发期的交织，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
这些声音同在此前后发表在网上报刊上的其他几位同志的文章，如：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迟福林同志的《不能不负责任的指责改革》（2005年9月），《“十一五”时期实现改革攻坚突破性进展的五点建议》（2005年10月），文章认为改革的两大任务：一是要进一步加快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二是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政府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指出改革攻坚既涉及经济体制改革，又涉及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建议中央成立改革指导委员会或改革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全面规划和领导改革；建议国务院成立改革协调机构，统筹国务院各部门的改革；建议成立国家改革专家咨询小组，吸收经济、社会和政治法律方面的相关专家，参与改革的决策咨询。2005年12月31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在《财经时报》发表了《改革成败系于高层决心》的文章；常修泽在《瞭望》二期发表了《力排两种干扰》的文章，提出要在力保改革基本方向的基础上，力排否定改革的“左倾化”和败坏改革的“伪市场化”两种干扰，力求重大体制改革的突破进展等，这些文章和呼吁的集中出现与遥相呼应，一起构成了力挺改革的最强音，可谓平地一声春雷。
由于他们说出了许多立志改革的实践者，力主改革的学者想说没敢说、想说而不知该怎么说的话。加上文章的质量较高，写的有理有据，极具说服力，回答了人们心中的不少疑惑。重要的是，他们将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难道我们要放弃改革？抑或是坚持改革不动摇！而“改革不动摇”，“推进改革”、“现实存在的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改革来解决”，“不能不负责任的指责改革”，“改革的推进有赖于高层的决心”等久违了的声音，由中国改革研究会主任，曾经长期处于中国改革主要顾问角色的高尚全，和92年意识形态之争中人们最熟悉的名字皇甫平为代表发出，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些声音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影响自然是振聋发聩的。 六、吴敬琏张维迎
居于我这个名单第六位的是：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张维迎先生。吴先生是首次打开沉默回应改革反思浪潮的著名经济学家，他坦承改革存在四大缺陷，并且认为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决这些问题。称这波质疑改革的思潮是改革以来第三波，须警惕一些人借反思名义否定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吴老讲这番话的时候，正是主流经济学家的人品与理论观点遭到普遍质疑的时刻，也是主流经济学家挨骂最凶的时候。他是顶着可能被误解，可能因“政治不正确”而犯错误的压力，冒着带来麻烦和网上骂名的风险，说这番话的。而且不止一次的说。他提倡经济学家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说真理会愈辩愈明。
张维迎先生思想前卫、观点独到，说话大胆无忌，常常受到人们的误解。其意见主张往往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出现在报刊和网络上。但张先生勇于讲话敢于讲话，虽屡遭误解却矢志不移的精神作风，使他成为主流经济学家中的第一个起而反对郎咸平观点的人。也是力主国企转制，力主减少行政管制，倡导对既得利益进行补偿以克服改革障碍的经济学家之一。最近网上刊出的他与樊纲先生2001年的一次对话，说明他与一些经济学家在深化改革的思路原则上持有的观点，是一贯的，并没有随时事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虽然改革之争的天平最后倒向了力主改革者一边，此中关键的因素在于中央领导同志一言九鼎的表态。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忽略了上述学者的言论与思想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物极必反的原因，也由于郎咸平发问带来的负面影响愈来愈为人们所认识，这一回的左翼观点大进军终于走到了尽头，现在影响改革进程的这个排名顺序好像开始倒转过来了。
总之，思想观念与言论吁请影响改革进程的经验表明，积极参与、善于参与，能够利用各种各样的条件，使自己的思想观点发生核聚变反应的人，就是有可能影响中国政治经济改革进程的人。万言书的作者与非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能够产生影响，在于他们不遗余力、不计成败利钝的实干精神；郎咸平之有影响，在于他的大胆与道德正义感，刘国光张维迎之有影响，在于他们坚持不懈阐述自己观念的意志与决心，时评家之有影响，在于他们敏锐的嗅觉，抓住热点与时机的能力，勤奋的写作，以及反映民声为民代言的真诚愿望与冲天热情。吴敬琏皇甫平高尚全等等同志所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于他们高度的责任心，和关键时刻不计得失敢于说话的勇气。
而不关心时事，只在象牙塔里作专题的学者，每临大事有静气、观棋不语真君子的教授名流，以及如我等想说话却总也说不清的改革发烧友，要想对改革进程产生丝毫的影响，那可真如一句歇后语形容的那样：是戴着草帽亲嘴——还差着不知多少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