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5年9月5日—11日的《财经时报》上，以整版的篇幅刊出了一个题为“知识分子：市场与反市场”的专栏。四个小标题分别为：“学者是否可从企业家那里拿钱”、“为何出现反市场化浪潮？”、“市场的问题是政府运作不到位”和“新望：警惕民间和高层的反改革潮流”。这是《财经时报》邀请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中国改革》杂志主编新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冯兴元、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秋风四位作为该专栏的首期嘉宾作的发言。其中，以新望的观点尤为嘱目。新望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于，要警惕政府高层和民间出现的反改革潮流。接着，《财经时报》（2005年9月12日—9月18日）第二期刊出四篇专栏文章。题目分别是：著名经济学家陈彩虹的“上帝的标准和人的标准”；青年经济学家薛兆丰的“国企争论失去了重心”；浙江大学经济学博士后苏振华的“市场化讨论中的真问题”；《财经时报》言扬的“市场成就知识分子”。言扬在文章中进一步称，“如何面对来自高层和底层的反对改革、反对市场的潮流，考验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判断力和知识分子的本色。投机的知识分子可能迎合着上下这两股潮流，使改革的不完善、市场化的不彻底变成反对改革本身、反对市场本身的力量。但理性和追求社会公正的知识分子，则要揭露国企改革中的不公，同时寻求完善市场化的途径，探索改革中的公平法则，他们不会因为国企改革中的不公和市场的不完善，而完全否定国企改革的方向，并因此反对市场和改革的总体方向。”“眼下，中国知识份子最重要的是如何识破那些投机知识分子的伎俩而回归改革和市场化的正道。”
2005年11月17日的《社会科学报》首版及第二版整版刊发了题为《医改是一场只有输者的“战争”？——医疗改革专家谈》的专栏访谈文章，文章作者分别是原国务院体改办宋晓梧、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的张春霖及北大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高书生。专家访谈中大部分涉及到关于中国医疗市场化改革问题的讨论。
到现在为止，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官方高层，都有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那就是中国三大改革基本失败：一是教育改革，二是医疗改革，三是国企改革。而在这三大改革失败的背后，却是政治改革迟迟不能启动。这三大改革的失败，可以说在整体上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给中国广大的贫困阶层造成了更大的贫困。无论是教育改革、医疗改革还是国企改革，都体现出一个明显的趋向，那就是市场化、私有化和产业化。其中，教育的产业化改革被认为是疯狂掠夺中国贫困阶层教育权利及教育资源的暴利行为，而医疗的市场化改革又遭致了全国人民的痛骂，医疗市场化改革使得全国医疗行业迅速产业化、暴利化，权力因素的介入使得医疗改革困难重重，形成医药价格垄断，药价猛涨，医疗保障得不到实施，中下阶层及贫困阶层不但享受不到医疗资源，反而其医疗资源还被更大的剥夺了。国企改革，自郎顾之争发生后，关于国有企业的产权私有化改革就一直争论不休，以至于被很多民间人士形容为“国有企业不改是死，改也是死。”关于国企产权的私有化改革的争论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国企改革也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迅速恶化的形势使得中国的改革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选择任何一条路都可能改变未来中国的命运。而在这所有的关于改革与反对改革的争论中，我们似乎都可以发现，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关于是否要市场化、是否要自由化、民主化的问题。一般来讲，市场化是经济层面的问题，民主化是政治层面的问题，自由化既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也是经济层面的问题。而严格来讲，市场化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学层面的问题，也与政治层面有关。关于市场化的争论由来已久。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要不要走市场化的路子，市场化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市场化究竟是不是导致中国改革困难重重的根本性因素，市场化与产业化、私有化、盈利化以及暴利化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等等方面。 中国改革之路要不要市场化？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国官方标榜的市场化为什么老是出问题？为什么一市场化就会引发再一次的社会分配不公？市场化是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由之路？中国的现状是不是由市场化所导致的？关于市场化与自由化的争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可谓是针锋相对。在新左派看来，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由市场化所导致的，市场化的出现导致了意识形态的变异，导致了社会形态的真空，导致了中央集权的削弱，导致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导致了新一轮的社会分配不公问题的出现，左派的市场化言说实际上是把市场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和自由化了，把市场化同自由化相提并论，而自由化恰恰是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政治意识形态出现的，所以，左派学者的目的就是要把市场化架设在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这个框架之上，这就陷入了一种先验式的粗暴的政治判断之中，而左派恰恰忽略了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非市场化因素和伪市场化因素对市场化的粗暴干扰和强行介入，其中包括权力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强行进入。而左派的理想就是，为了取得社会的公平和意识形态的稳定，即使是抛弃自由、民主、权利、宪政等现代公民社会的进步因素，也在所不惜，哪怕是回到毛时代的专制集权主义时代以取得表面的公平，也不要现代民主社会的进步理念。左派在言说时，常常抽离了中国具体的政治语境而去言说中国的经济现状和社会现状，以为市场化导致了自由化，自由化导致了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化导致了意识形态演变，以此言之，就是说是市场化直接导致了中国的意识形态演变，这恐怕才是左派的最终目的。 事实上，中国的问题并非如左派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左派对市场化的攻击也是不符合中国现实语境的。因为中国现阶段所出现的问题，不是市场化本身的问题，而恰恰是伪市场化、非市场化和反市场化的问题，不是市场化过度了，而是市场化程度还不够。正是因为非市场化因素和反市场化因素的干扰，才使得市场化进程出现了变异，使得市场化恰恰被某些利益集团和权贵集团所利用，而出现伪市场化的倾向。这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出现的征兆。市场化的根本特征是祛除权力因素，祛除非市场因素的干扰，也即祛除人治因素的干扰，祛除权贵集团和垄断集团的干扰，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有效因素，让一切非市场的因素统统退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或民营企业，无论是盈利性行业还是公益性行业，无论是企业单位还是事业单位，都可以引入市场化的竞争机制，这样，就打破了权力因素的制约和控制，打破了权贵集团的垄断。以教育和医疗行业为例，众所周知，教育是非盈利性的行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高校在配置教育资源时不可以引入市场化的竞争机制，事实上，高校在进行教师资源配置、教学资源配置、项目申请、工程招投标时，都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来进行。但是，中国的教育改革为什么会出现越来越困难的局面？为什么越改革问题越大？就是因为权力因素和非市场因素的强行介入，垄断了教育资源，教育资源的被垄断使得高校收费越来越离谱，越来越居高不下。此是其一。其二，很多利益集团恰恰是打着教育和市场化的旗号，以获取暴利为目的，疯狂榨取学生和家长的钱财，而所有这些暴利行为，都是在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没有取得相关权力部门的默许和通过，是不可能进行暴利行为的。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很明显的启示：正是利益集团与教育权力部门的勾结与合谋，才垄断了中国的教育市场，使得教育改革难上加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白：教育市场化并不等于教育产业化。并不一定要有盈利性行为才是市场化，非盈利性行为同样可以市场化，而产业化则不同。产业化就明确肯定了此行业是有盈利性质的。事实上，中国的教育产业化方向恰恰是既违背了市场化方向，也违背了其非盈利性性质。而这正是教育改革遭千人骂万人指的根本性原因。医疗改革也同样如此。医疗改革与教育改革相比，更是引起了全国公众的无比愤慨。医院作为一种公益性事业型的非盈利性单位，本来应该是以服务公众为根本目的，然而中国的医疗改革恰恰是违背了这一根本宗旨，医院不但没有为公众服务，反而是疯狂地掠夺社会公众的财产资源，不但使得贫者更贫，而且也使得富者变贫，不但使得有病者加重病症，而且使得无病者生病。对于这一点，恐怕至少有60%以上的社会公众一提起医院，就难免会心惊胆寒。实行医疗改革之后的医院不但盈利了，而且还大大地牟取暴利，医生不但没有成为为病人服务的工作者，反而成了牟取暴利的帮凶。特别是一些大医院与一些大的医药商相互勾结，私下垄断全国医药市场，哄抬药价，致使广大病人看病难，买药难，有病不能治，有药不敢买。这种现象，根本不是市场化所引起的，而恰恰是非市场化因素所引起的，是一些权势集团和利益集团互相勾结，垄断了医疗市场，使市场化改革重重受阻。而所谓的市场化，则恰恰成了伪市场化和反市场化的旗号和招牌。 在讨论市场化的性质的时候，我们有必要明确区分市场化与暴利化、市场化与盈利化、市场化与非国有化的不同概念，市场化不同于盈利化，不同于暴利化，不同于非国有化。暴利化的改革不等于就是市场化的改革，非盈利性的单位也同样可以进行市场化改革，国有单位可以实现市场化，非国有单位并非就一定实现了市场化，市场化不等于私有化，国企产权的私有化改革不等于就是市场化改革。中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的诡异之处在于，它恰恰没有体现市场化的资源配置，而是国有资源要么进入了私人腰包，要么进入了权力部门的权势者手中，而国有企业的破产也不等于国有企业主的破产和政府的破产，而是中小股民的破产和银行金融体系的混乱，归根结底还是弱势群体的破产。所以，无论是在教育改革、国企改革还是医疗改革当中，都存在市场化程度不够、不彻底，出现暴利化、私有化、垄断化、非自由化和权力化的倾向。 另外，我们还必须看到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市场化的充分发育和推进，必须要以法治化为前提和保障，没有法治作保障，任何市场化都将蜕变为暴利化和权力化。市场化的进程必然要遇到种种权力交易的现象，而这种权力交易的现象就必须要以法律作严格规范和保障，而且，关键的问题是，在推行市场化的过程当中，具体操纵市场化的是哪些人？如果是一些普通的平民百姓，是断然不可能搞出什么“权力寻租”的，也不会产生什么暴利，但是，如果是些权贵势力和权贵集团，那情况可能就会完全相反。而事实上，中国所谓的市场化进程恰恰就是为少数权贵集团所垄断和操纵的，这种市场化实际上是一种畸形的市场化，是一种伪市场化和反市场化，这恰恰就是左派强调国家集权的一种表现和结果。 市场化本身并没有缺陷，并没有多少值得诟病之处，值得诟病的是，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恰恰就是伪市场化、非市场化、反市场化和私有化的进程。正是有“市场化”这个旗号作为支撑，某些利益集团和权势者才能够大行其道地牟取暴利，利用手中权力和资本，疯狂攫取市场资源，干着伪市场化、反市场化和暴利化的勾当。 市场化进程中出现了问题，那么是不是就要回避市场化？是不是不要市场化？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是不是要回到过去的时代？显然不是这样的。反思市场化、反思改革不等于反对市场化、反对改革。国有企业不改是死，改也是死，果真如此吗？非也。国有企业不是不能改革，而是改革的方向不对，国有企业产权的私有化改革就是一个大问题。变卖产权也是一个大问题，什么是私有化？私有化是一个很含混的经济学名词。很多人容易将私有化等同于私人化，将私人化等同于私有化。实际上，中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成了一种私人化改革，这个“私人”主体是什么？显然不是员工，也不是全民，而是国有企业主或政府私人。这样的“私有化改革”又有多大实质意义呢？另一个就是变卖产权，变卖产权的实质就是以低价卖给别人，即另一企业以低价收购。变卖产权的恶劣之处在于，它将全民的公有的资产变为私人财产而变卖了，结果不但使得国有资产流失，而且使得职工贫困，套牢的是股民，破产的是中下层员工。那么真正的“私有化”是什么呢？其实是指个体所有，这个“个体”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部分人所有，而是指公民个体。既然是公民，那么在这个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公民都应该平等地享有应该得到的权利和利益。而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中，“私有化”、“公有化”和“国家化”大体都是相近的，“私有化”的主体是权贵集团，“公有化”的主体不是全民所有，而是国家所有或政府所有，“国家化”实质就是公民利益为国家所掌控，是公民权利的“政府化”和“党化”。从根本上说，这“四化”恰恰成了一个联盟或利益共同体的代名词，或者说“国家化”就等同于“公有化”，“公有化”就等同于“私有化”，确切地应该说是“私人化”。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近年来政府部门为了招商引资而强行对农民土地的征用和掠夺，以至于爆发了大量的官民冲突，表面上看，政府招商引资，这是政府推进市场化进程的行动，而实质上则是以“市场化”作为旗号，强行买卖和征用土地，强行掠夺农民的土地资源。而农民又没有土地所有权和支配权，那么，土地的价格也就不按市场价出售，而是国家统一标价，国家和政府往往凭借一纸文书就将土地强行从农民手夺走，而只给予廉价的补偿，这说明了农民土地没有实现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原因所造成的。事实上，中国的土地从来都没有真正地实现私有化，以前的土地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农民，而属于地主豪强和君王（君王并不代表国家），所以封建社会虽然是“私有制”，但没有实现真正的土地“私有化”；而现在的土地虽然已经包干到户，但是农民只有经营权而没有绝对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实际上土地仍然是国家的，仍然没有实现“私有化”。农民不能主导土地的市场价格，这就决定了所谓的市场化只能是权贵集团的市场化而不是土地持有者（农民）的市场化。地方政府强行拆迁和征用土地的过程，恰恰就是“私有化”变成“公有化”的过程，而“公有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国家化”的过程，“国家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私人化”的过程。从土地所有权的这一蜕变中，我们发现市场化的进程中恰恰是有国家权力机器的强行干预，才使得弱势群体利益受损。 中国有很多主流经济学家高唱市场化的高调，然而在对待土地问题上，却没有几人敢呼吁土地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连一向被奉为三农问题专家、中国农民代言人的经济学家温铁军先生也是如此。温铁军先生被人奉为是“用脚走路的经济学家”，意在盛赞其不同于一般的书斋学者，而是亲自跑到农村去做大量的调研和考察，但是，在对待中国农民最为关键的问题——土地问题上，其左派立场却暴露无遗。温铁军认为，中国的土地绝对不能私有化，土地一旦私有化，就可能打破传统中国的超稳态结构，引起社会动荡。而事实上，在我看来，正是因为中国没有打破传统的超稳态结构，才使得中国的社会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松动和变化，农民的土地依附关系也才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也恰恰是导致农民长期贫困的根本性原因所在。这是一层窗户纸，有的人是没看透，有的人是看透了但不敢捅破，因为一旦捅破，那么就打破了这个隐藏在中国历史社会深处的游戏秘密。从这一点来看，温铁军似乎是聪明而狡黠的，他的论调恰恰是在竭力保守着中国历史社会深处的游戏秘密。然而，不管其出于何种目的，他的“土地非市场化、非私有化”论调都是绝对荒谬的。实际上，中国几千年来，导致农民贫困的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封建社会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现代社会农民仍然没有土地所有权，土地不能自由地进入市场，不能由农民自由地支配和所有，实质上就是土地没有实现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这是导致中国农民贫困的最根本原因。中国虽然经历了几次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但是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并没有抓住，农民仍然没有土地支配权，土地仍然没有完全私有化，土地没有私有化和市场化，这是农民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的根本性因素。忽略了这一点，就是忽略了中国农村最核心的问题。中国农村的其他所有问题，实际上都是由土地问题所延伸出来的。 因此，在我看来，抛离中国的实际情形来谈市场化的好与坏，我以为是得不出真正有价值的结论来的。要讨论市场化，必须有三个最基本的前提预设：一是市场化的主体谁？二是市场化的外部环境是否有法治化作保障？三是市场化的过程是否有外部因素的强行干预？脱离了这三个基本的前提预设而空谈市场化，是没有多少学术意义的。如果市场化的主体都是一些权贵集团和强势集团，那么所谓的市场化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化；如果市场化没有法治化作保障，那么所谓的市场化就是“权力寻租”的过程；如果市场化有太多非市场的外部因素的强行干扰，那么所谓的市场化就可能是暴利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