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自古就有此说：天下文章一大抄。古往今来，有多少人称此为读书人的恶习，万般讥讽，千番诟骂。 我读《庄子外篇》，有这么一段有趣的故事:老师带学生去挖一个前辈读书人的坟墓。挖了一整夜，老师站在旁边问到：“天都快亮了，拿到东西没有？” 学生说：“已经挖开，看见死人，不过不好意思脱他身上的衣服，可是他的嘴里含有一颗珠-----庄子所说的死人口的宝珠，就是“学问”---老人一听说死人口里有宝珠，就说：“古人说得好，绿油油的麦子，要长在矿野的山坡上。人生也要在活着的时候，显示出现实的美丽来。可是，坟墓里这个家伙，生前那么悭吝，死了嘴里还含了一颗宝珠。这颗宝珠一定要挖出来才行！可是你得小心地偷。你先把他的头发抓住，压开他下巴的两边，然后用铁钉撑开他的嘴，慢慢张开他的牙关。他的尸骸骨头弄坏了没有关系，可是他嘴里的那颗宝珠，千万要小心拿来，不可毁坏”。 没说的，这是庄子骂天下读书人“盗死人以自豪”，用今天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天下读书人莫不从拿死人、活人、国人、洋人、名人、他人的东西当自己的东西来写、来吹，即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天下文章一大抄，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少数人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小偷，偷了很多东西，才有了自己的东西。如鲁迅的《狂人日记》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语见《辞海》鲁迅目下。）而在此将近一个世纪以前，俄罗斯最优秀的讽刺作家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果戈理就已有过一部同名的小说。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以其独特的构思，通过看似荒诞的形式，无情鞭挞了当时俄国社会的极端不平等。两个《狂人日记》不仅标题和艺术构思相同，而且人物与立意也如出一辙。后者对前者因袭得如此明显，就连鲁迅本人也承认受了果戈理小说的启示。又如，如果你同时读《红楼梦》和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你会觉得《家、春、秋》，仿佛是二十世纪的《红楼梦》。两者都是通过一个封建大家庭盛衰历史的描写，深刻批判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朽。两部名著的许多人物命运颇相似，以致你可能甚至分不清哪个情节属于哪部书。最后，两部书的主人公面对破落的大家庭，均愤而出走。除了历史背景有所不同外，《家、春、秋》从总体上讲与《红楼梦》实属大同小异。还有，我们先看一下俄罗斯十九世纪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代表作《大雷雨》中卡捷琳娜的介绍，“她富于幻想，爱自由，但是落入了这个伪善家庭的束缚之中。她不爱自己的丈夫。她感到沉闷、窒息，生活在痛苦与绝望之中。正在这时，卡捷琳娜遇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丈夫的侄子。对他的爱给卡捷琳娜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意义。她要为做人的权利而奋斗，决心挣脱她厌恶的环境和生活。不自由，毋宁死。女主人公最后用自杀来表示她对旧势力强烈的不共戴天的仇恨……”，把这段介绍文字中的卡捷琳娜换成周繁漪的话，那么读者不会怀疑，它介绍的就是曹禺的代表作《雷雨》。如果说鲁迅的《狂人日记》与巴金的《家、春、秋》尚能较好地反映当时一些社会现实的话，那么《雷雨》相形之下与现实就显得相距太远。在经济与文化都非常落后的三十年代，周朴园那样的家庭地位正是当时中国妇女所梦寐以求的。由于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影响，中国妇女地位低下，精神受着封建礼教的严重束缚。祥林嫂才是那个时代妇女的典型，还有柔石的名作《为了奴隶的母亲》的主人公，她们还远远谈不上追求什么爱情。因此，周繁漪厌恶那种优越的生活是缺乏现实依据的。诚然，《雷雨》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但它所展示的人文背景很难说与华夏文化有什么关系，它仅仅是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块飞来石，它来自俄罗斯，它没有摆脱欧洲贵族文学的影子。这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 但是，这些事实并不贬损三位作家的成就，巴金发表《家》时，只有27岁，而曹雪芹集毕生之功力尚未完成《红楼梦》；曹禺写《雷雨》时仅23岁，而奥斯特洛夫斯基发表《大雷雨》时已37岁，且距成名作的发表已有11年。而且，这三位作家对自己的创作看得并不那么神圣。鲁迅曾撰文《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了》，萧红有一次在去鲁迅家时，买了几根油条，发现包油条的纸竟是鲁迅的手稿；巴金直到晚年仍一再否认自己是文学家，尽管他是当之无愧的；曹禺当年写好《雷雨》后，放在抽屉里羞于拿出来，表现出一个习作者常有的心态。这些处女作、习作由于历史的机缘成了文学史上的名著。 可贵的是，上述三位作家后来又发表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中因袭前人的地方是越来越少了。可见，有必要为“天下文章一大抄”正名，释义，促进人类思想的进化。而这正是本文的经济学分析的宗旨。 一、天下文章一大抄的”抄“是“搭便车” 在讨论“天下文章一大抄”前，我先要为“天下文章一大抄”作一个经济学的界定，即"抄"是经济学上所说的“搭便车”。“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某些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成本）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收益）的行为。本文对“天下文章一大抄”的经济学分析，有两点需要约定：其一，本文讨论的抄袭限于以科学知识为媒介的学术研究、文学创作等非经营活动；其二，知识产权问题不在本文考察之列，而着重考察收益权问题。其三，抄袭，整篇、整段地照搬照抄，为读书人以至所有人所不齿，不在我之论列。本文所谓抄的技术特征为，在不向原他有者支付任何费用的情况下，学习和吸收原创者的知识、成就。天下文章一大抄的"抄”的原义即在于此。 二、“抄”的发生及成本收益分析 人们学术研究、文学创作是在以往产品积累的基础上的创新，是一个连续渐进过程，虽然有时会跳跃，但不会无中生有，离不开往产品的积累。而且这种产品是由个人或团体产出而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产品。 “抄”的发生，首先是要花费学习成本（“搭便车成本”）。某人B在不向所有者A支付任何费用的情况下，学习和吸收入A的知识、成就，所花的成本是是自己的学习成本（也即“搭便车成本}），但这种费用支出并不能使A受益，却是B抄行为发生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同等效率条件下，B的学习成本越大，也即学习掌握的科学知识越多越丰富基础越扎实，他的”搭便车“机会也就越大。所以，我鼓励自己和年青人要抓江西时间多学习点知识。 一般情况下，B向A学习，搭A的便车，所花的成本要比A的成本低，也比自己辛辛苦苦逐步摸索创业所花的成本低。 三、“抄”的过程的成本收益分析及结论 1、“抄”的主体：B、A及社会 2、成本收益分析： A原创者在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中取得成果（产出产品）的成本为Ca,收益是Ia(收益包括版税稿费、奖金、荣誉等物质与精神收益） B无偿占有A的产品，搭A的便车的成本为Cb0;自我创造同质产品的成本为Cbx,B因占有这种知识而获得的收益为Ib. 讨论1：为什么B要搭便车？因为这样做的成本小（Cb0 B搭便车（“抄”）的成本小于自己独立创新的成本,就是B“抄”发生的简前提条件。 讨论2：不搭便车会怎样？在不搭便车的情况下，A的净收入是：Ia-Ca;B净收入是Ib-Cbx;社会的总收益是Ia+Ib;社会的净收益是（Ia+Ib)+(Ca+Cbx) 讨论3：搭便车的情况。充许B搭便车，则A原创的成本和收益是Ca、Ia;B“抄”的成本和收益是Cb0(Cb0 结论：结合讨论2、讨论3，可以看到，B“抄”（搭便车）后的社会净收益有所增加。事实上，B还可能因为搭便车后，有比不搭便车更多的资源用于其他行为的投入，从而使B的收益又有所收益，这就导致了社会净收入的增加。由此，我的结论是：完全可以“天下文章一大抄”，就如同完全可以在光天化日下去盗别人的坟墓，去抢掠活人的学问，越会做贼越好。 四、“抄亦有道” “天下文章一大抄”，B“抄”（搭便车）后成本下降，净收入增加全部归已。实际上，B搭便车导致社会、个人净收益增加有一个前提，就是A有创新。如果A没有创新，天下读书人口里没有宝珠，B又何处偷宝珠-----这里有一个激励创新的问题、给予创新者分享搭便车所带来净收益的权利问题-----我更加关注的是，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抄”与“不抄”应遵循促进社会资源合理配置。 事实上，任何一项学术研究理论探索文学创作，在创新中，本身必然搭别人的便车，所以读书著作的人首先是“大盗”！我以“盗他人为自豪”，越会偷盗、偷得越多感觉越好，但应首先是有“道”之“盗”，即努力提高自己的学习成本（“搭便车成本”），以创新为目标，做一个聪明的小偷”，千万别为学术理论文学界的“劣质产品”所误，“天下文章一大抄”抄的全是文字垃圾，好比辛辛苦苦地去挖人家的坟墓，最终发现死人嘴里根本没有宝珠，而是臭气熏天，得不偿失。 以上是我的写作理论，具体方法嘛，你可以和我联系增值服务啊。
后记：苏东坡“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抄自诸葛亮《黄石庙记》（见明代傅振商选编的《蜀藻幽胜录》，可见，要想抄得好，必需学习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