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前的很多人认为，新医改方案成功的标准应该是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可是，如果药价降下来了，而服务质量却没有提高，怎么办？一个花了钱能救活你的医疗制度和另一个虽然便宜但不能救你命的医疗制度，哪一个更好？ 由此看来，解决药价虚高问题固然是判断新医改方案成功的标准之一，但降低药价只是达到了“质优价廉”目标里“价廉”的目标，而要想使医院提供“质优”的医疗服务，必须调动医生服务患者的积极性。可以说，谁损害了医生，谁就害了病人，新医改方案亦难例外。 按照市场原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种社会资源和市场主体肯定向报酬率高的地区集中。反映在医疗卫生领域，就是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尤其是其中的佼佼者，总会想方设法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小城市流向大城市，从经济不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 在对民间资本进入医疗卫生领域进行管制、政府又没有足够投入的情况下，农村或远郊地区无论如何也享受不到与城市大致相当的医疗资源。因此，必须设法动员全社会更多的资源进入医疗领域，努力把医疗卫生事业转变为吸引青年才俊的巨大磁场。 中国的“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命题，但却又有着相似的原因。“看病难”是因为医疗资源空间配置上的不合理。“看病贵”是因为在医疗保险覆盖率低的情况下，医药不分的卫生管理体制和公立医院的双向垄断地位，使得医院能够通过开高价药、开大处方、过度医疗获取经济收益。而要想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打破公立医院的双向垄断地位，放松管制，促进民营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的发展，促进我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均等化、公正化。 问题在于，很少人认识到这一点。相反，很多人把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与医疗卫生事业的社会公益性对立起来，这种认识就如同把民营企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观念一样陈旧。 在当今世界上，众多发达国家和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尽管也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但基本上维系了社会公益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新医改方案提出了医疗卫生服务应该实现公益性的目标。 但是，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和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公益性并不是两个完全相同的概念。即使在公立医院为主导实现医疗服务公益性的国家，也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只有公立医院才能够实现医疗服务的公益性。事实上，在很多国家，家庭医生都是自由职业者，国家只在哪些家庭医生稀少的偏远地区，才建立一些公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这些国家，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并存，而在民营医院中，非营利组织都占主导地位。 因此，在医保体系逐渐健全的前提下，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民营化不应该成为禁忌。鼓励社会力量办医，大力发展民营医疗机构，是扩大医疗卫生资金来源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在技术非垄断性的领域，例如基本卫生保健，应该大力鼓励民间资本的进入；退休医生、全科医生或者自愿组合的医生团队兴办诊所；优质、品牌知名度的医疗机构也可以开设连锁医院或诊所，下沉到社区。 如此，民众看普通门诊，就不用都到大医院的门诊部，使得大医院拥挤不堪，而普通门诊门可罗雀。当然，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和全民医保也有很大关系。试想，如果大多数人完全没有医保，看病吃药要自费，而在多数情况下，看病又绝非儿戏，人们自然会首先选择大医院。 即使有了医保，如果医保的使用范围具有选择性，也会阻碍私人开设门诊的积极性。具体讲就是，如果医保付费限制在几个固定的医院使用，一些民营医院或诊所没有赋予接受医保付帐的权利，也无法阻挡患者向指定的医院就医，仍然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 而且，在固定的地点就医虽能缓解看病难问题，但却使患者无法行使“用脚投票”的权利。如果政府对医院或诊所服务监管不力，患者又不能为自己的利益“用脚投票”，很难想象诊所有多大动力为患者提供价廉优质的服务。 因此，可行的思路是实施开放式或竞争性守门人制度，允许任何拥有门诊服务资格的医疗机构实行定点首诊。换言之，城镇居民医保的定点首诊可以向各类医院的门诊部、单位医院、民营医院、街道卫生院开房。而且，应允许所有参保人有权在一定时间内更换定点首诊机构。
如此一来，通过医保这根杠杆，众多服务量不足的一、二级医院，就会自动下沉到社区，自愿地改善服务，从而盘活大量闲置的医疗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大医院也会有极大的积极性下沉到社区，到社区开设综合门诊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发展，单靠国家新建机构、养一批新人是不行的，关键要鼓励大医院下社区、办诊所、树品牌、搞连锁。 归根到底，公立医院并能自动地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要发挥公立医疗机构的优势，还需要其他制度安排的配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公立医疗机构需要竞争的压力，保持对顾客需求和成本控制的敏感。
